英国伯明翰造币厂的 “龙图镍币样版”
英国的伯明翰造币厂因负责协办中国首座机器制币专业厂的广东钱局，绩效良好，成为当时相关机具最重要的来源。该厂为中国所制各式样币因数量有限自然成为藏家追逐的对象。在众多品种内，有一组“龙图镍币样版”在文献的记载上并不完整，故以往论点多半认为是“为兜售机器而作”。笔者在整理各方资料后，感觉此镍币样版目的虽是广告之用，但有其历史性的意义，在此提出供泉界参考。
在目前所知资料中首见讨论此事的是耿爱德1954 年发表之《中国币图说汇考》①，耿氏认为此伯明翰厂镍质样币与上世纪初精琦的币制改革方案有直接关系，指出在《中国新圜法说帖》有“五分币，重量50 分克( 50 decigrams， 即5 克) 。成分: 铜75 镍25”② 的详细文字。此说在1981 年出版的《伯明翰造币厂史》得到了佐证: “1905 年该厂制作6、4 及2. 5 公克的镍质样币向中国进行一次未被接受的投标”③，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造币厂曾专函向伯明翰造币厂查询，亦证实当年确有投标之事④。
按废两改元前中国是用银大国，惟清末国势衰弱，甲午战败开始借外债赔款，后来的庚子赔款更使中国背负上庞大的债务，这些条约虽以库平银两为单位，但在支付时必须以金价计算，而尔后银价下跌造成的所谓“镑亏”使中国对外债务损失骤巨。1902 年( 清光绪廿八年) 底，外务部乃饬驻美代办沈桐照会美国，拟会墨西哥请美政府设法协助。查墨西哥为主要白银出口国，历年来所造银元九成以上供销各国，然该时期每库平银百两仅值美国标准银元五、六十元，金贵银贱使其利源剧减，故亦有切身之痛。次年美国政府成立国际汇兑委员会，以高兰( C.Connant) 、汉纳( H. Hanna) 、精琦( J. Jenks或译精琪) 三人为专使赴诸国调查。1904年初精琦来华，并陆续提出《中国新圜法条议》、《中国新圜法觉书》、《中国新圜法说帖》等币制改革方案，力陈采用金汇兑本位制。旋因牵连太广与方案内有“应派一洋员为司泉官( Controller of the Currency) ”一节，遭张之洞为首的朝官反对，于不得要领后无疾而终。
在精琦提出的整顿圜法方案中，有“中国应亟铸银币若干……。至补助货币即小银币及红白铜币，其份量价值，亦应划定”之议，而其所云之“白铜币” 乃译自英文nickel coins一词。在此背景下，1904 年曾供应中国一亿一千七百万枚十文铜元胚饼的英国伯明翰造币厂在1905 年制作了一套以蟠龙为图案的促销用镍质样币进行一次没有成功的投标。
这套被耿爱德称为“毫无疑问，是中国镍币先驱”的龙图镍样币共计三枚，正面外缘是伯明翰厂英文名称，中间有一阿拉伯数字，分别是“10”、“5”、“2”三种; 背面是与著名“陕西省造光绪元宝”相同的蟠龙图案，外圈上端是英文Specimen Nickel Coin( 镍样币) ，下端是重量标示，依序分别是“6”、“4”、“2. 5”公克。“10”这枚的龙图部分尺寸与一钱四分四小银币同大，“5”及“2”两者的龙形大小则与七分二厘小银币用之相同。据悉伯明翰造币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清理库存时曾找出模具，但并未发现有样本留存。这套镍样是该厂所制的广告币章中收集困难度最高者，耿爱德书内只有“10”的拓图，在《中国钱币》1986 /2 期则见“5”的拓图，其他在1990 年印行的《戴葆庭集拓中外钱币珍品》下( 625 页) 亦见“2”拓图。《伯明翰造币厂史》一书内也仅有“10”及“2”之图片。此“10”及“2”两种曾分别于1977 年及1978 年美国的拍卖会上各出现一枚，能见率十分之低。在2003 年出版的《钱币学大师马定祥》第56 页上出现全套一组三枚，是所知唯一完整的收藏，可谓独领风骚。
（图片来自雅昌拍卖网）
清廷之所以未采行镍币，究其原因应是镑亏所造成的财政压力，在后来随银价的回升逐渐减轻，1905 年时银价便已恢复至庚子赔款的计算基准⑤，稍后甚至在赔款的偿还上还享受了点“镑盈”，金汇兑本位制论说丧失了魅力，原本已受排斥的精琦提案更没有继续推行的动力。镍币在中国正式见诸公牍是1910 年清政府发布的《改定币制谕》，明订五分镍币一种，但度支部以镍矿及制作方法尚在调查，并未推行。除德国租界地的胶州湾在1909 年发行了“大德国宝”镍币两种外，清代中央或各省均无使用。民国建立后虽先后颁布的《币制纲要》与《国币条例》中均订定镍币，亦于天津造币厂试制袁世凯像五分镍币一种，但并未发行流通。直到1935 年底实施法币政策时才在上海中央造币厂正式制造，次年初大量发行至全国流通。
伯明翰造币厂虽配合时机制作了这套样币，惟整体大环境的瞬息万变无奈没有结果，如今珍稀为贵之物皆当初时运不济者，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此亦或是方圆乾坤使人迷之处吧。
此套镍质样币其蟠龙图样所采用的陕西省银币，在湖南省造光绪元宝七钱二分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披露前，是中国银币里响当当的大名誉品。
在旧时的钱币界，动辄以是否拥有陕西光绪元宝为藏银币大家之断; 其一钱四分四银币在1948 年以前，上海泉界尚无所悉，出现时是以美金一千二百元成交，约合黄金三十余英两。而收藏丰富的耿爱德，也不过拥有三钱六分币一枚。以往把此广告用龙图镍币样版称之为“为兜售机器而作”，个人觉得应是未全盘了解当时状況，毕竟在商言商，商家为自己争取赚钱机会是很自然的事。其实，硬币胚饼一向是伯明翰厂的主要产品，只是不如制作成币广为众人所知而已。
据梁启超1910 年写成之《各省滥发铜元小史》，在1905 年( 清光绪三十一年) 时所统计，各地印花机总数达八百四十六具。此数字之规模要如何衡量呢? 举其他国家情形为例，以使用机器制币有悠久历史的西方大国来说: 1880 年，相当总厂地位的美国费城造币厂是十具，1860 年时只有八具。1883 年，英国皇家造币厂只有八具，当时专制金银币。后陆续添购，1900年时共廿具，1920 年大举增加至总共四十六具，直到二次大战后才再扩建。邻近的日本是1872 年左右开始放弃传统的铸造法改以机器法制币，因此需要大量新币取代旧币，然而在1894 年，日本大阪造币局拥有数量为二十四具，1921 年因版图扩张需求量大增，机器数量增加至六十二具。也就是说，中国在二十世纪之初，其造币用印花机数量可能是美、英、日三国官方造币机器数总合的十倍!因此中国的造币设备此时是远远超过饱和点，也难怪“此八百余具之机器，已开工者不过十之六，其十之二则尚未安置，又十之二则定购而尚未运到，而外国干涉已起。”
造币机寿命有多长
英国皇家造币厂在1882 － 1920 年间采购的伯明翰厂造币机24 具，在1962 年起逐渐被高效率的新型造币机取代，1970 年时“剩下三具用来制造大型proof 币及章”，也就是说有些至少使用了五十年以上。日本大阪造币局在1872 － 73 年间采购的英国伯明翰厂造币机， “最后一具此型机器，大约用到1964年”⑥，算算最久的用了九十年。铸造与流通的地方性，是中国货币制度的特征之一，二十世纪初中国在各省竞相设厂后，造币设备早呈爆满状态，已无机器可卖，况且当时亦有其他品牌机器设备打入中国市场竞争，伯明翰厂卖机器已非畅行无阻。伯明翰造币厂若不推销币饼，除了卖些维修零配件外在中国已经没有什么生意可做了。龙图镍样币是要配合精琦提议促销该厂胚饼而制，非为“兜售机器”，虽当初是广告之用，但在回顾中国近代机制币史时仍有其独特的意义。
注释:
① 书内有关镍币章节基本上应在1943 年写成，原拟刊上海《泉币》杂志，惟因篇幅长费用过巨该社无力负担作罢( 见二十一期第29 页) ，二战后增添资料再收录于《中国币图说汇考》。
②《中国新圜法说帖》英文为Considerations on ANew Monetary System for China，见《中国币图说汇考》( 英文) 第285、286、图版119 页。
③⑤ ［美］ 史威尼: 《伯明翰造币厂史》( 英文) ，1981，第68、69、75 页。
③④郁祥桢: 《钱币丛谈》，1995，第46 页。
⑥ 伦敦年均银价参考( 年度/每英两－ 美元) :1900 /0. 648、1901 /0. 558、1902 /0. 487、1903 /0. 560、1904 /0. 612、1905 /0. 655、1906 /0. 696。
（本文刊于《中国钱币》2012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