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梦醒:总理对我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
1908年,何香凝、廖仲恺和子女梦醒、承志在日本党派我照顾母亲在香港住到1949年3月。我多次动员母亲到北京去,她说怕冷,不肯早走。后来听说承志又添了一个儿子,才急于进京去了。刚好领导上租到一条希腊人的船,就上船出发。但这条船没有走过这段航线。据说是看到威海卫灯塔向左一转就到天津,但那天大雾蒙住了灯塔。幸而承志乘了一条小火轮来了,用无线电通话联系。希腊船长只懂英语,只好由我翻译。报告了我们的船所处的经纬度,小火轮把我们接到了天津。在天津住了两天,全家乘火车进北京。到了北京站。我望着火车窗外,一眼就看到总理和邓大姐在向我们招手。很多黄埔军校的,现在都成了著名将领,还有很多民主人士,几乎把车站都挤满了,前来迎接我母亲。这时的欢喜简直无法描写。出车站的时候,大姐拉着我的手说,“你当了18年的秘密党员,现在北京都解放了,你可以公开你的党籍了。”我想了一想回答,“公开党籍是我的光荣。但上海还未解放,孙夫人还在上海。还是等以后再说,好吗?”大姐同意了我的意见。当晚,毛主席在怀仁堂请我母亲吃饭。我们也奉陪在末座。只见灯火辉煌,画栋彫梁。周总理、邓大姐和好些我还未见过的人都在席上。总理问我,“多少年未来北京了?”我说这还是第一次。总理笑我说起话来南腔北调,要我好好学习北京话。
邓颖超送给廖梦醒的合影,上书“醒姊 1946.11.18.南京”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快要开会了。总理写了很多信要请孙夫人来京,并派邓大姐和我去接孙夫人。到了上海,邓大姐叫我先去孙夫人家。当时我身穿灰布制服,头戴灰布军帽,出现在孙夫人跟前。她还以为我是一个女兵。我叫了她一声“Auntie!(姑姑!)”她才知道是我,非常高兴,领我进客厅坐下。我慢慢地告诉她,北京的许多同志都在盼望她去北京开会。为此,恩来同志特派邓大姐前来迎接她。孙夫人说,“北京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我说,“北京将成为红色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你。你打算什么时候见大姐?”孙夫人说她想好了再通知我。只过了两天,我们就接到孙夫人宴请邓大姐的请柬。几次交谈之后,大姐把孙夫人说服了。8月底我们乘车北上。9月1日,孙夫人车抵北京站。在月台上,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总理都来了,我妈妈也来了,都来迎接孙夫人。当天晚上,毛主席宴请孙夫人,又是一次盛会。他们畅谈甚欢。我又在末席恭陪。那天我穿了一件旗袍。承志回家后对我说,“现在民主人士是穿长裤短上衣的。”杨大姐也叫我去统战部领件棉衣。他们不知道我是1931年的党员,还以为我是民主人士。1937年,总理曾对我说过,“认识你的国民党员太多,你千万不能暴露你的共产党员身份。对任何人都不要说,有事只直接和我联系。”我直到1953年才公开了党员的身份。
1949年56岁的宋庆龄搀扶71岁的何香凝北京政协开会后留影开国以后,我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第一、二、三届的人大代表,又当上第五届政协委员。在第一届人代会开会时,总理在怀仁堂上通过走廊要到会议大厅去,因为旁边有很多代表,他经过我身边时,我不敢惊动他。我怕我多此一举,大家都蜂拥而上,就要花他很多时间了。当他闪过我身边时,我只轻声呼唤了一声,“阿哥!”他作出了一个极微小的反应,便顺利地通过了人群,进入了大厅。刹时,灯火通明。全场发出鼓掌之声。一排排的水银灯照得全场灿烂辉煌,全国各民族人民花团锦簇,欢聚一堂……17年间,我们充满了信心和光明,都因为敬爱的总理昼夜操劳,关怀着全国人民。那时没有想到后来的9年,斗争的形势这样复杂而且残酷。但正是在这样空前的浩劫中,人民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敬爱我们的总理了。对于我来说,1976年的新年是过得最黯淡的了。我因腿部骨折在北住院。每有人来看我,我都问总理的病怎样了?但谁都不告诉我真情。总理原来的保健大夫周大夫看过我几次,他只说情况虽不太好,但还是会好的。8号的那天晚上,不知怎的,我一整夜都是这里痛那里痛的,总睡不着。9日早晨6点钟,听见一个病房里的一个病人号啕大哭,哭得我很奇怪。
周总理与何香凝早晨周大夫又来看我,只告诉我总理情况不好。我们已经泪如雨下。其实我女儿早已知道总理逝世的消息了。她到北时,周大夫和她商量,叫她慢慢地告诉我,怕我一下子知道,心脏受不了。因此见到我时,只说“总理情况最近恶化”。我看她神色不对,但因我住的是单人病房,她对我封锁消息是容易的。直到10日下午,我女儿向总理遗体告别归来,周大夫又和她商量怎样来告诉我。他们商量好了,才推开我病房的门。我一看他们臂缠黑纱,就号啕大哭起来,“你们不必讲了,我知道了”。不久,我的外科主治大夫刘大夫推了一辆轮椅来,把我抱上轮椅。我女儿、孙女儿推着我去向总理遗体告别。一路上人很多,都顾不上招呼,只顾饮泣,终于进入了灵堂,看见了无微不至地关怀了我家三代人的总理躺在灵床上。这时我忽然想起我母亲去世之前,总理曾几度同大姐一起去看她。母亲很怕火葬,她愿意运棺去南京与父亲合葬,以完她“生则同衾,死则同穴”的宿愿。她几乎哭诉说,“我不要烧,我不要烧。”总理安慰她,“不烧,不烧,已在替你找寻棺木了。”
廖梦醒陪何香凝老人在家中作画1972年9月1日凌晨3时,母亲去世了。那时总理已在病中,还亲自到车站送灵,并派邓大姐亲自护灵到南京安葬。在母亲的告别仪式上,总理在我左耳边低声说了一句话,事后,我顿足捶胸,后悔没有带助听器,总理对我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现在已经永远不能得知了。这将是我毕生的憾事。奈何奈何!我不由得大哭起来。我父亲之死是我早年最伤心之事,我丈夫之死是我中年最伤心之事,总理之死却是我晚年、又是一生之中最伤心之事。11日总理遗体送八宝山,我们在医院院子里送灵车出发。夜晚,我女儿在路边等着,到11点才见一辆红旗车从十里长街开回来。后来,女儿告诉我,“还是总理平日乘坐的那辆红旗车,还是原来的司机同志驾驶。车开得很慢,好让我们看得仔细一些,可是车里再也看不见总理了,在他平日的座位上,有的只是一盒骨灰。”怎知这还随风散去了,却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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