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思学：西北記行（节选）
【总第065201期】
西北記行（节选）
作者：姜思学
西北或称大西北，是令人神往的地方：
巍巍昆仑，就横亘在西北一隅，还在少年时代，我就已经将它枕入梦乡了。不要说西王母的瑶池仙境，不要说元始天尊的玉虚洞府，这些神话传说固然有些虚妄，不过，翻开图画，映入眼帘中的昆仑山脉，单是那彻地擎天的伟岸，就会让你惊羡不已！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发源也是西北，而尤以西北的黄河最为壮观！从地图上看，黄河形如“几”字，又像灵蛙出水，雄蹲虎视，一脚伸向青海，一脚跨入山东。自河口至禹门一段，谓之中游，由于落差巨大，黄河劈山裂谷，雄浑跌宕，壶口瀑布更是“山飞海立”，汹涌澎湃，豪壮的气概，一如中华民族沸腾起来的热血，愈是有艰难和险阻，愈会激起怒吼和咆哮！黄河远上白云间的豪壮，怎能不令人心驰神往？
还有千里戈壁之上，挺拔的胡杨，摇曳的红柳，一簇簇身躯矮小却生机勃勃的骆驼草，则是生命意志坚韧顽强的象征，胡杨树一千年不死、一千年不倒、一千年不朽的精神，让人对生命的可贵、渴望何其叹服和叫绝！
而延安、西安等历史文化名城，黄帝陵、塔尔寺等名胜古迹，“山以灵而故鸣，水以神而益秀”的鸣沙山和月牙泉，更是让人无限景仰并充满遐想……
当然，所有这些，都是书上看来耳中听来或想象出来的，如果你是我的朋友，你定然会为我感到遗憾：只有亲自去朝拜和观光，才会真正领略到殊异的美景，才会知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诗咏是多么深刻的体悟和正确的建言！
朋友，不必遗憾，这一天终于来了——公元二零一二年盛夏时节，单位利用暑假期间组织了一次考察学习活动，目的地就是魂牵梦萦的大西北红色之旅。
宝塔山·杨家岭·延安魂
第一个目的地是革命圣地——延安。7月22日晨8时50分，我们乘坐D28次列车从哈尔滨西站出发，抵京后，换乘北京西至延安T43次列车，于翌日5点53分到达延安。
一天一夜的行程，并未让我们有疲倦的感觉，不仅如此，大家反而有些兴奋。大多人第一次来延安，所以，列车尚未驶近延安时，大家已经纷纷起来，在微弱的晨光中透过车窗向外遥望了。
延安自古就有“塞上咽喉”、 “三秦锁钥”之誉。但真正被全世界所瞩目，并成为向往的圣地，无疑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这次革命，酝酿萌芽于北京上海，发端于江西湖南，确定英明舵手拨正航向驶出泥泞于贵州遵义，别有洞天韬光养晦壮大成熟则是在陕北延安。 正因为如此，延安不仅让当时的革命者、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如磁石吸铁、群星朝斗一般充满渴望并纷至沓来，也让后来的朝拜者趋之若鹜。
宝塔山是延安的象征，自然，第一个要看的景点就是宝塔山了。住进宾馆，卸下行囊，简单吃过早餐后，我们便驱车前往宝塔山。
站在延河大桥旁驻足仰望，宝塔山赫黄黝绿，浑然古朴，山上的宝塔卓然独立，稳健庄严。尚未登临，宝塔山的传说和油然而生的思绪已然弥漫在脑际……
宝塔山古称卧牛山、嘉岭山，位于延安城东南方。宝塔始建于唐，复建于明，塔身九级，高约44米。塔本来是供奉佛骨、佛经的建筑，历经演化，塔又有了辟邪的功能。延安城卧牛山上的这座宝塔便是如此。曾有这样的传说：大唐天宝年间，肤施县（延安旧称）南北通衢，市井繁荣，不想有两条孽龙作恶，伤食人畜，乡民叫苦连天。玉皇大帝得悉此事，遂命众神下凡修建 “镇邪塔”， 中间放置一尊金人像，两条恶龙被宝塔镇住，又被“金人”所缚，肤施县才得以重新呈现安乐升平景象，卧牛山、嘉岭山也改称宝塔山。
这不能不让人引发联想，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延安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驻跸于此，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仿佛那尊金人，宝塔则犹如渴望解放和自由的民心，民心所镇，金人所缚，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势力这条恶龙焉能不被降服！其实，在翻越六盘山后接近陕北时，毛泽东已经心潮澎湃，遣兴咏怀，这便是那首著名的《清平乐·六盘山》词：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毛词研究者说，在毛泽东所写有关长征题材的诗词中，只有这一首是大好心情从心田里汩汩奔流而出的，没有半点悲烈之气，在此，毛泽东的心情是放松的、高旷的！其自己也说：此时的心境豁然开朗，柳暗花明就在前边喽！天也？人也？时也？命也？延安，焉能不是共产党人的福地！
游完宝塔山后，我们便前往枣园和杨家岭。
枣园原是一家地主的庄园，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为中央社会部所在地，并更名为“延园”。走进枣园，枣树并不是很多，嫩绿的草坪中，疏落有间的枣树却格外娇柔秀美，让人觉得枣园十分清幽雅致。枣园内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张闻天、彭德怀等当年住过的窑洞，每一孔窑洞，我们都尽可能仔细地瞻仰，允许拍照的则拍照留存。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为人民服务》等光辉著作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游完枣园，我们便前往杨家岭，车程不长，十几分钟吧。杨家岭则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中共中央机关在延安期间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从1938年11月住进杨家岭，到1948年5月离开延安移居西柏坡，十年间，在此居住长达五年。
五年间，这里发生了许多有重大影响的事件：1945年4月23日至6月21日，中共中央在这里隆重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从此，毛泽东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也成为仅次于苏共的世界第二大党。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此期间，写下了《纪念白求恩》、《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光辉著作。并在接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有过一句很著名的论断，即：“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种高度和气魄，也只有毛泽东才有。
在杨家岭毛泽东旧居对面，中央办公厅屋后的空地上，有块毛泽东在大生产运动中开辟的菜园。导游介绍说，毛泽东每于繁忙之余便精心侍弄他的菜园：锄草、施肥、浇水，精心进行田间管理。菜园里种植着西红柿、辣椒、土豆等，侍弄的好，收获也格外喜人，毛泽东经常拿它招待前线回来的将士和中外友人。
1941年6月，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从重庆到延安访问。贵客登门，按理说是要好好招待的，可毛泽东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东西，只好用亲手栽种的蔬菜招待他，邻居大娘得知此事，觉得过意不去，送了一只鸡来，算是唯一的荤菜了。席间，毛泽东对陈嘉庚先生说：“对不起哟，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特地送来的！”同席的还有朱德夫妇、陈绍禹夫妇、陈伯达、江青等十多人，但这一餐饭只用去一元五角钱。这件事，让陈嘉庚先生感慨不已，联想到国难当头，民生凋敝，蒋介石在重庆宴请他，一次就花去800块大洋，陈嘉庚先生不由断言：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得天下者必共产党也！”
陈嘉庚先生在后来的回忆中仍然难忘延安之行，他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十五岁了，而且已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殊不知，陈嘉庚先生回国前曾是坚决的“拥蒋派”，甚至宣称“蒋委员长乃是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拥戴之唯一领袖！”然而通过对重庆和延安的比较观察，陈嘉庚先生的思想却发生了剧大变化。
还有一位叫江岚的诗人，赴陕北采风时游历杨家岭后，也吟诗赞美杨家岭上毛泽东的菜园：
岭上桃花美，河边气象新。
凭栏对旧圃，长忆把锄人。
是啊，菜园虽小，一顿饭也实属寻常，但见微知著，奢俭殊途，一滴晶莹的水能反射出太阳的光辉，一片枯萎的叶同样能感知秋天的不远。聆听之际，多么动人的故事，多么隽永的诗篇，又是多么伟大的事迹，多么磊落的胸怀，所有这些，不仅让大家耳目一新，而且一股浩然之气油然漫上心田……
微雨中，解说的声音虽然渐渐远去了，但陶醉其中的我们，仍然伫足凝望着碧绿的菜园，久久不愿离去。
延安之旅，游兴固然不在闲池芳草，漫步黄土高坡去看水灵灵、红艳艳的山丹丹花或登临送目一览黄土高原的旷迈雄浑虽自不舍，但将延安精神装满背囊才算不负此行。为此，单位领导联系了延安干部学院的李世明教授，请他在百忙中为我们做一次“延安精神”讲座，李教授虽然忙，但还是慨允了。
时间定于午后，地点是一个小型会议室，讲座伊始，李教授激情饱满的声音便萦回在每一个聆听者的脑际：
延安精神，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当然，这也是我党一以贯之的精神！
所以叫延安精神，是因为这些精神成熟于延安，践行于延安。譬如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发轫时期，毛泽东 1919 年 7 月在《湘江评论》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叫《民众的大联合》，虽然认识到了人民的重要，但也还是思想中新生的桧柏，显得稚嫩青涩。1938年的《论持久战》已然不同，毛泽东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1944年悼念张思德同志的演讲《为人民服务》，1945年在“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标志这一精神已经金黄红熟，七大报告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应该说，是陕北高原黄色的沃土，才让这株桧柏卓然独立，枝繁叶茂。
看一看那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同国统区一比，不啻陶令向往的桃园：渔人缘溪至此，不仅豁然开朗，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而且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男女衣着，悉如外人。连当年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都说：“这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现象，人们的衣着和生活都很俭朴，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这里也没有贴身保镖、宪兵和重庆官僚阶层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美国记者斯蒂尔访问延安后，同样深有感触：“我觉得在延安访问中，有三件事使我感动而且深刻起来。第一件是我体味到共产党常常说的 ‘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所亲见的各种具体事实，我认为是货真价实的，不到延安实在不能深触到中国问题的内脏，到了延安使我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深化了，真的，我要在延安住上十天，那我一定也将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
再比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延安时期，这一精神体现为大生产运动。
当然，大生产运动是逼出来的，是敌人封锁造成的。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会后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反共文件。为配合其反共政策，国民党不断向陕甘宁边区周围增加兵力，加强军事封锁。1939年，直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北线有第22军、新编第1军、第4军等3万人；西线有第42军、第57军、第11军、第12军、第81军等10万人；南线有胡宗南的第1军、第3军、第16军、第17军、第36军、第90军、第93军等近18万人。11月，国民党又召开五届六中全会，把“政治限共为主”改为“军事限共为主”，并发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为了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国民党政府在进出边区的大小路口，设哨立卡，严密监控，切断了边区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并采取各种办法干扰和破坏边区的财政经济。他们不准边区的农副产品向外输出，又以法令禁止国统区的物资，特别是棉花、布匹、粮食、药品、火柴、电讯器材等物资进入边区，违者以“走私”论罪，物资没收，货主法办。
毛泽东回顾当时困难状况时曾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此种情况下，毛泽东在抗大干部大会上说：“武汉、广洲失陷以后，敌人还要继续进攻。我们现在还有一点钱，还有小米饭，但以后会有那样一天，没有钱，粮食困难，那怎么办呢？第一个办法是饿死，第二个办法是解散回家，这两个办法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第三个办法，就是靠我们自己动手”。能不能做到呢？他又说：“人类几十万年来都是自己搞饭吃，全中国的农民都是用自己的手来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同样是人，为什么不能靠自己的双手解决衣食住行问题呢？”
1940年5月，朱德总司令奉命从晋东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他看到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军委机关许多干部都因长期营养不良而面色苍白，遂向中央建言：在不妨碍部队作战和训练的前提下，实行屯田军垦的政策。
中央采纳了朱总司令的建议。1941年3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率先开进南泥湾，不久，其他各团及三五九旅旅部也进驻垦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各直属单位随后也来到南泥湾参加垦荒。一时间，在南泥湾掀起了一个开荒生产的热潮。
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1941年，三五九旅开荒11200亩，收获细粮1200石，粮食自给率达到78.5%；1942年，三五九旅耕种面积提高到26800亩，收获细粮3050石
大生产运动还涌现和树立了一批批先进集体与英雄模范人物，在领导干部中，任弼时夺得纺线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受到西北局高干会议表彰的有359旅旅长王震，385旅旅长王维舟，三边司令员贺晋年，保安司令员王世泰和关中地委书记兼专员习仲勋等22位生产工作模范。在人民群众中也涌现了张治国、郝树才、胡青山、赵占魁、武生华、冯振增、冯国玉、吴满有和马杏儿等著名英雄模范人物。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仅彻底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而且五谷丰稔，六畜肥壮，棉麻桑蚕，丰衣足食，就像《南泥湾》歌词中所唱的那样：“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原本贫瘠的陕北延安变成了塞上江南。
这种精神，党和国家领导人长期保持着，以毛泽东为例，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和老百姓同甘共苦，带头降工资，不吃红烧肉。毛泽东的工资原来是610元，全国进入困难时期后，他第一个把自己的工资降为404.80元。同时，宣布“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结果，毛泽东7个月没吃一口肉，跟老百姓一样饥肠辘辘，腿脚常常浮肿。他的一件睡衣用了二十多年，补了73个补丁；一条毛巾被上的补丁达到70多个，一双拖鞋穿了20多年。这种精神，是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该清廉自奉、始终遵守的。
“实事求是”一词，最初出现于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书中称赞西汉景帝第三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是专门培养党的中高级理论干部的学校。1943年，为了给学员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丰富师生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央党校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可容纳千余人的大礼堂。将要竣工时，人们左看右看，觉得建筑物虽然雄伟、宽敞，可总显得少点什么。于是，有人提议在正面挂个题词。初请范文澜先生题写，但范老试着写了几条，都觉得不满意，就提议去找毛泽东。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党校同志的请求，立即叫人拿来四张二尺见方的麻纸，他秉笔沉思片刻，即饱蘸浓墨，迅速挥毫，瞬间，“实事求是”四个雄健潇洒的大字跃然纸上。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是多么看重。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延安精神的本质内容：延安时期，由于有了较为稳固的根据地和解放区，也由于西安事变的爆发，蒋总统无法也无颜将“安内”放在首位，是以为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在理论上进行深刻思考给予了较为充裕的时间，所以，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科学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成功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时期。尤其是毛泽东同志的许多重要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都是在延安时期完成的。这些理论建树，打破了僵化的思想认识，从而无需把黄种人的肤色非涂成白色，黑眼睛非变成蓝眼睛。如此，也才能做到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那种让苍鹰奔走于沙漠，让鸵鸟翱翔于蓝天，善走者裹其足，善飞者敛其翅的不切实际的思想已然渐行渐远！
讲座时间约为两个小时，沉甸甸的延安精神满满装进行囊。步出会议室时，大家的脚步分外轻松矫健起来！多好的延安精神啊——它不仅可以洗去思想的沙尘、燃亮心中的希望，还会迸发出无穷的伟力，前行的步履怎能不轻松矫健呢？
2012年10月3日
姜思学：一九六二年生人，黑龙江省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会研究会副秘书长，学科带头人。现供职哈尔滨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讲哲学，哲学史，周易概论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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