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乘风破浪的“姐姐”？

作者：莫小北

开宗明义，叫“姐姐”，有一丝年龄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味道在里面。

先来说年龄歧视。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变老？因为在崇拜生产力/效率的工业化时代，年纪的增长就意味着能力的衰败，而“姐姐”让年老显得体面一些。

另一方面，三十加四十加五十加都是姐姐，是因为如果称呼再往上加，就意味着（性）吸引力的消弭。

三十加成为现象的关键词是“突破”，即对于预期人生状态的打碎。对于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我们有不同的“任务”规定，面对三十加，“安稳”或许是最常规的现象，安稳也就是固守与胶着甚至停滞。但是在风险、流动、未知成为核心词汇的今天，又有什么是确定的，有什么是牢靠的，有什么是可以高枕无忧的呢？这就构成了一对矛盾：上不去的生活和下不来的现实。正是在此基础上，三十加引起了讨论和焦虑。

在三十加现象中，对年龄的强调其实从新自由主义的角度来说，不过是对效率的盛赞。文化上的后喻文化并不能否认年轻人更是“可塑”之才的意义，年轻人的able 相比于中年人的ed，更受资本欢迎，其蕴含的可能性也更能够适应环境，掌握话语权。因而，“姐姐”就是对抗老去的企图。

从性别的角度考虑，男性凝视、消费女性等等直指父权制的词汇都意味女性是一种更加被动的性别，她们最大的主动或许就是“自愿”加入了对自我的规训中。我们哀叹三十加女性能力和待遇的不匹配，不满三十加女性面临的生活压力对工作机会的压榨，这些三十加悖论依然无法跳脱出父权制的车轮之外，反映出资本和文化（父权制文化）的交叉运作。为什么面对这样的性别不公平只有叹息？叹息究竟是清醒的拒绝，亦或无意识的顺从？

另一方面，从标签论的角度说，揭露问题其实就是在发明/制造问题（因为揭露就意味着定义了一个问题），换言之，三十加悖论在揭露性别歧视的背后，隐秘地顺从了父权制的转动：上了年纪的女性就是这样啊，越轨者反而强化了既有期待的奖惩效应。

三十加女性在职场面临玻璃天花板，在家庭面临贤妻良母的压力，并同时遭遇着工作-家庭两班倒的挤压。消费主义突出她们对年老的焦虑，新自由主义突出她们对能力的急迫，个人主义突出她们的对自我做主的困惑，性别主义突出她们对女性身份的过度关注，在这样的多元架构处境中，三十加女性的遭遇揭示了我们共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