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苏轼的爱恨情仇：朝堂上的天敌，人生中的知己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次荆公韵四绝其三》
这是苏轼在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秋天时，在金陵和王安石写给王安石的诗。
劫后重逢，君子相交
当时的苏轼在经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之后又被朝廷调往汝州上任，在上任的途中经过了金陵。
正好当时的王安石在熙宁变法失败之后两次罢相，正好退居在金陵。两人见面并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水火不容，王安石和苏轼相见后唱和颇多，苏轼还为此专门在金陵逗留了月余。
当时苏轼和王安石谈论：“天下弊事于朝廷以救治之”（《宋·东坡年谱简编》）
《宋史·苏轼列传》：道过金陵，见王安石，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轼曰：“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礼乎？”安石厉声曰：“安石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轼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安石笑而不言。
苏轼为王安石讲了精、神、动、静的道理，让王安石大为感叹。王安石则劝苏轼重修一遍《三国志》，并讨论了苏轼《雪后书北堂壁》一诗中的引用的典故：老病自嗟诗力退，空吟冰柱忆刘叉，苏轼大为称赞王安石的博学多闻。王安石听闻苏轼有偏头痛的老毛病，还专门将宋神宗告诉自己的药方传给了苏轼。
《宋·东坡年谱简编》：二人共论扬雄。论文赋诗，彼此倾慕，相约卜邻。
可见这王安石和苏轼两人，虽然在朝局政见上的观点相左，可在文学和为人上，彼此却十分的欣赏，相谈甚欢。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过如此。
天生犯冲，难以两立
王安石和苏轼，同为北宋最具争议性和话题性的人物，又都是千古以来少有的文章大家，可在世人的眼中，他们却是天生的死对头。
王安石和苏轼虽然同属唐宋八大家之一，但两人的身份立场却截然不同，仔细一看就能发现问题。欧阳修、苏洵、苏轼、苏澈、曾巩都是一派的人，独独一个王安石不属于这一派系。
欧阳修和苏洵是好友，欧阳修是苏轼和苏澈的伯乐，欧阳修是曾巩的老师，而苏洵、苏轼、苏辙三人又是父子。而王安石却并不属于这一派，且和前面的五人，政治眼光大不一样。
当时的北宋官场上，分为守旧和革新两派，也称旧党和新党。旧党的领头人是司马光，新党的老大就是王安石。司马光也是欧阳修的门生，苏轼的好友。
所以苏轼的父亲和弟弟、敬爱的朝中元老、交往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苏轼的父亲苏洵，还专门写了著名的《辨奸论》，以王衍的典故攻击王安石：
《辨奸论》：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
苏轼是个出了名的大孝子，苏洵病逝后，还和弟弟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了三年。肯定是不会反对父亲的看法的。
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因为苏轼本人的政治观念也与新法南辕北辙，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苏轼一直以来就是个传统守旧的人，做事也讲究《中庸》的循序渐进，自然无法认同新法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
而王安石却是个雷厉风行的人，他提出的改革就是要改变风俗、确立法度。而且他的思想还十分的具有前瞻性。
著名学者则评王安石说“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可见王安石的思想是和我们现代人接近，在苏轼这种传统的儒家学子眼中，自然是无法理解和接受的。
所以王安石和苏轼这两人，一个是新党是领头者，一个是旧党的发言人。不管是在出生身份方面，还是思想学术方面，都是格格不入的。天生犯冲，必然是对立的政敌。
熙宁变法，水火不容
熙宁二年（1069年）苏轼在守孝三年后正式入朝为官，正好赶上熙宁变法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
因为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持，王安石行事越来越“肆无忌惮”，忠鲠谠直的苏轼自然不可能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自然便和作为新党老大的王安石发生了冲突，直接上奏宋神宗说：不能让王安石这样肆意妄为：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二》：安石既得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轼发策云：『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威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事同功异，何也?』
当时朝廷正准备进行科举的改革，苏轼又上疏和宋神宗说：“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世同道。”并独立发表了《议学校贡举状》一文，表示自己对“新法”的不同意见：
……
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文武长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比四者，而长短之议决矣。今议者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室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罢经生朴学，不用贴、墨，而考大义。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
臣愿陛下明敕有司，试之以法言，取之以实学。博通经术者，虽朴不废；稍涉浮诞者，虽工必黜。则风俗稍厚，学术近正，庶几得忠实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风，则天下幸甚。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在王安石的新法之中，建议以“经义取士”反对“诗赋取士”。而苏轼就是在为“诗赋取士”做辩护，这等于是正式想王安石宣战。
如此一来自然是惹恼了王安石，虽然最后宋神宗并没有接受苏轼的意见，科举改革还是顺利的进行了。但是很明显，自此以后苏轼已经被王安石被真正的视为政敌了，在史书上也出现了王安石在神宗面前排斥苏轼的记载
在宋神宗将这篇文章给王安石看的时候，王安石直接毫无客气的说道：“轼材亦高，但所学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佚荡至此，请黜之。”
可见王安石可苏轼的言论有多恼怒，当即直接要求宋神宗罢免苏轼。当然也可以看出王安石对苏轼才华的认同，这番情况也承认了“轼材亦高”的事实，只是说苏轼“所学不正”。
当曾公亮站出来为苏轼说话的时候，王安石见到宋神宗并不想罢免苏轼，又说了：
“陛下何以不黜轼?岂为其材可惜乎?譬如调恶马，须减刍秣，加箠朴，使其贴服，乃可用。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且如轼辈，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二》
可见这时候，王安石已经容不得苏轼留在朝堂之上，开始想尽办法的要驱逐苏轼了。
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手下的御史谢景给王安石出了一个办法，当时正逢朝廷要推举谏官：“凡被举官，移台考劾，所举非其人，即坐举者。”
当时苏轼的同乡长辈范镇推荐苏轼担任谏官，谢景便迫不及待的开始了对苏轼的调查，果不其然发现了问题。
谢景跟皇帝说苏洵去世的时候，苏氏兄弟运送苏洵的灵柩回家，来回于四川和开封之，间带了很多的货物，贩卖私盐。
当时北宋的御史是可以直接提出问题的，不管有没有证据，于是朝廷就派了人去调查。而北宋的国家官员是不能做私盐生意的，是品德不佳的表现。
最后发现苏轼虽然没有带盐贩卖，但是坐了官家的船：但是朝廷正好任命了一位苏轼家乡眉州的地方官，在州府派船到外面迎接新官上任时，就顺便把苏轼一起送出出来了。
这等于是苏轼私用了公家的交通工具，虽然只是一件小事没有定什么很重的罪名。但是却可以说苏轼品行不端。如此一来就逼得苏轼不得不自请出京，到外面去当地方官了。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被任命为杭州通判。其实按照当时的规定，以苏轼的资历外派是可以直接当个知州的，但是因为新党的打压，却是被任命为了一个通判。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二》：王安石恨怒苏轼，欲害之，未有以发。会诏近侍举谏官，谢景温建言：“凡被举官，移台考劾，所举非其人，即坐举者。”人固疑其意有所在也。范镇荐轼，景温即劾轼，向丁父忧归蜀，往还多乘舟载物，货卖私盐等事。安石大喜，以（熙宁）三年八月五日奏上，六日事下八路案问，水行及陆行所历州县，令具所差借兵夫及柁工讯问。卖盐卒无其实，眉州兵夫乃迎候新守，因送轼至京。既无以坐轼，会轼请外，例当作州，巧抑其资，以为杭倅，卒不能害轼。士论无不薄景温云。
乌台诗案，患难真情
元丰二年（1079年），因为苏轼在任上仍然反对新法，再次被贬调到湖州任职。上任后苏轼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以致谢。
其实这本来是例行公事的官样文章，但苏轼是才子诗人，他的文字中，难免真情流露。而他也知道己被外放都是因为新党的御史们作了手脚，因此心中的那股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于是在文章中自然就带上了写略显牢骚的语句：“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
于是朝中政敌章敦、蔡确等人便借此机会指责苏轼的这篇文章，名为“谢表”，实则在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包藏祸心、对“新法”不满、对皇帝不忠，请求对他加以严办。
随后又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一诗和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的作为证据：
《杭州纪事诗》：
吴王池馆遍重城，奇草幽花不记名。青盖一归无觅处，只留双桧待升平。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最令苏轼倒霉的诗句是这首诗中最后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两句诗被新党众人指称为暗讽皇帝的作品：“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
还有其他诗句，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苏轼是想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新党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
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新党说苏轼在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政策不对。但是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么会觉得这是错的呢?
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震惊朝野，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七月二十八日，在湖州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下狱一百零三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二》：元丰二年七月己巳，御史中丞李定言：『知湖州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有可废之罪四。』御史舒亶言：『轼近上谢表，颇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志义之士，无不愤惋。盖陛下发钱本以业贫民，则曰「贏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诋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并上轼印行诗三卷。御史何正臣亦言；『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诏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闻。时定乞选官参治，乃罢轼湖州，差职员追摄。既而上批，令御史台选牒朝臣一员乘驿追摄，又责不管别致疏虞状，其罢湖州朝旨，令差去官赍往。
在苏轼的危难时刻，除了他弟弟苏辙之外，再无已人敢为苏轼说一句话，他之前的那些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生怕连累到他们。
但是这个时候，让所有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已经辞官退居金陵的王安石居然挺身而出上书皇帝为苏轼求情，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正因为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才得到了从轻发落，保住了一条命。
要知道在所有人的心中，王安石和苏轼都不是一边的人，他们两的关系说是水火不容、不死不休也不给过。在大家的眼中，就算是任何人谁来为苏轼说话，都不可能王安石。而且当时苏轼本人都已经屈打成招，别人还能说什么呢？
更何况当时王安石自己的情况也不好。熙宁七年（1074年），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群臣都向宋神宗诉说新法的免行钱之害。
曹太皇太后（慈圣皇后）、高太后（宣仁皇后高滔滔）这两位宋神宗的长辈也向神宗哭诉，说“王安石乱天下”。让宋神宗这位一直以来坚持变法的皇帝也开始怀疑变法的正确与否。
最后宋神宗也开始厌弃王安石，罢免了他。王安石不仅受尽群臣攻击遍体鳞伤，还痛失爱子家破人亡，一个人孤独的居住在金陵，独守贫寒之家。
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能够不顾个人好恶，在苏轼的亲友都不敢为苏轼说话的时候，上书皇帝为苏轼申冤。要知道苏东坡正是因为功绩新政而惹祸，可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可见王安石的高风亮节。
其实王安石和苏轼两人对立的原因也仅仅只是因为政治观念的不同。对于对方的道德品格、文学成就，两人都是极为认可的。苏轼还曾经说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是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互为知己，尽释前嫌
苏轼在乌台诗案之后，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任满之后被调到汝州任职。在任职途中他路过金陵专门停留了一个月，就是因为要想要拜见王安石：
《后山谈丛·卷四》苏公自黄移汝，过金陵，见王荆公。公曰：“好个翰林学士！某久以此奉公。”公曰：“抚州出杖鼓鞚，淮南豪子以厚价购之，而抚人有之，保之已数世矣，不远千里，登门求售。豪子击之，曰：‘无声。’遂不售。抚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吐有声。熟视而叹曰：‘你早作声，我不至此。’”
在陈师道《后山谈丛》的记载中，两人相谈王安石十分赞赏苏轼的才华，认为他可以做个翰林学士。“好个翰林学士”一言，原是南唐的李后主被俘虏到开封时，宋太祖接见他时说的话。王安石把这句话送给苏轼，无疑再说苏轼的才学不亚于李煜。
此时的两人，已经互相认为对方是自己的人生知己。两人不仅讨论学识上的事情，同样讨论朝堂上的事。苏轼还为王安石写了四首诗：《次荆公韵四绝》。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次荆公韵四绝其三》
在交谈之后，两人已经对过往的争斗互相谅解释然了，对对方的政见也已经有了理解。从这种诗是最后两句就可以看出来，苏轼不仅想在王安石家附近买田置业，和王安石作为邻居好友，甚至开始认为王安石的政治思想才是正确的，自己十年前就应该理解王安石，跟随王安石。
之后，苏轼又给王安石写了两封信：《与王荆公二首》。
《与王荆公二首其二》某顿首再拜特进大观文相国执事：某近者经由，屡获请见，存抚教诲，恩意甚厚。别来切计台候万福。某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屦，老于钟山之下。既已不遂，今仪真一住，又已二十余日，日以求田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矣。向屡言高邮进士秦观太虚，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诗文数十首拜呈。词格高下，固无以逃于左右，独其行义修饬，才敏过人，有志于忠义者，某请以身任之。此外博综史传，通晓佛书，讲习医药，明练法律，若此类，未易以一二数也。才难之叹，古今共之，如观等辈，实不易得。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其他无所望也。秋气日佳，微恙颇已失去否？伏冀自重。不宣。
在信中他又说起了自己想在金陵买田的事情：“某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屦，老于钟山之下。”
只可惜这一愿望并没有能够实现，但是苏轼还是十分的想要和王安石多多相聚：“扁舟往来，见公不难矣”。而且苏轼在文中对王安石的身体还十分的关切：“秋气日佳，微恙颇已失去否？伏冀自重。”
而且苏轼还向王安石推荐了自己的学生秦观，说秦观：“行义修饬，才敏过人”，还送了几十首秦观的诗词让王安石品鉴：“今得其诗文数十首拜呈。”想让往往是多多的在别人赏誉秦观，提高秦观的文名：“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
可见苏轼是真正的把王安石当成了自己的至交好友。
之后王安石也回来苏轼一封信：《回苏子瞻简》。
《回苏子瞻简》：某启，承诲喻累幅，知尚盘桓江北，俯仰逾月，岂胜感慨。得秦君诗，手不能舍，叶致远适见，亦以为清新妩丽，与鲍、谢似之，不知公意如何？余卷正冒眩，尚妨细读。尝鼎一脔，旨可知也。公奇秦君数口之不置，吾又获诗手之不舍。然闻秦君尝学至言妙道，无乃笑我与公嗜好过乎？未相见，跋涉自爱，书不宣悉。
在信中说道自己也极为喜欢秦观的作品，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得秦君诗，手不能舍。”不仅如此，连王安石的女婿叶致远都十分喜欢，觉得秦诗“清新妩丽，”和鲍照、谢灵运相似。
还开玩笑的问苏轼会不会笑话我和你一样如此喜欢秦观的诗词：“无乃笑我与公嗜好过乎？”
可以看出王安石和苏轼这两人，不仅人生态度很相似，连喜好都十分的相似。
王安石与苏轼的不合，仅仅是前期在政见上的不同。但是两人的政见虽然不同，却都出于爱国之心、谋国之忱。
他们两人的品格都很高尚正直，在学上都有卓越的成就和崇高的声望。所以虽然是朝堂上的天敌，却也是人生中的知己。
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后，苏轼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王安石赠太傅制》中，高度的评价了自己的这位政敌兼知己，称赞王安石为“希世之异人”，要行“非常之大事”，“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参考资料：
《后山谈丛·卷四》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二》
《宋·东坡年谱简编》
《宋史·苏轼列传》
《宋史·王安石列传》
《临川先生文集》
《东坡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