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河北移民
河北素有发达的文化、农业和手工业，也是人口密集地区。但在明朝初期，河北却成了今山西、山东、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四川、河南、陕西以及内蒙等省份移民的入籍之地。这一历史现象，是如何造成、移民对河北究竟有什么历史作用呢?笔者根据有关史料和全国地名普查的第一手资料，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了多方研究。本文所指的河北，基本是以现河北省界为基准，为能更符合历史状况，仍含今北京、天津二市辖区范围。
一、移民的历史背景
元朝统治时期，其社会经济虽有发展，但存在着诸多阻碍社会发展的因素，尤其是蒙古汗国时期的掠夺战争，使中原特别是黄河以北的地区屡遭破坏。河北较之全国，因其地理位置独特，遭受战乱破坏更为严重，人口减少尤甚。“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两朝纲目备要》卷十四)金宣宗南迁途中，曾“徙河北军户百万余口于河南”(《金史．陈规传》)。如邢州(今邢台)，“旧万余民，兵兴以来，不满数百，凋坏日甚”(《元史．刘秉忠传》)。武强县孙善自撰的墓志铭记述当时状况，“河朔大乱，凡二十余年，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其存者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元初河北地区仅有506839户、1170231人。户数、人数均降到汉唐以来最低数，为金朝河北人口总数的9.66%，减少90%之多。元统治者连连对外用兵，对内实行民族压迫，致使国库空虚，民怨沸腾。而蒙古大臣伯颜竟奏请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更激起河北等地人民的反抗。如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发了以河北广平路永年县韩林儿与河南颍州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起义。另外，在元末二十余年中，河北天灾更是接连不断，其中水、旱灾害15次，蝗灾18次。如至正四年(1344年)五月，霸州大水，人相食；至正十八年(1358年)七月，京师(今北京)大饥疫，死者相枕藉二万余；至正十九年(1359年)一月，保定路莩死盈道，军士掠弱为食。四月，霸州、通州、真定(今正定）、河间之临邑皆蝗，草木俱尽，饥民捕蝗以食。
明朝建立后，河北“兵燹之后，人物凋耗，土地荒旷，旧有存者仅二三”(《明嘉靖真定府志》)。如高阳，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全县仅有864户、2900人。据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人口统计，时河北为334792户、1926595人，为全国人口的3.18%。洪武之后，燕王朱棣以北平(今北京)为根据地，与皇侄朱允发生长达四年的“靖难之役”，河北再次遭到空前浩劫：燕军在真定“斩首三万级”，在白沟河“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明史．成祖纪》)。“燕京(指北京)以南，所过为墟，屠戮无遗。”(《明嘉靖南宫县志》)
因上述诸多因素，明初的河北“道路皆榛塞，人烟几断绝”(《明太祖实录》)，因此，才有持续近50年的移晋鲁浙苏等省之民入籍河北的历史现象。
二、移民的历史记载
明朝初建都于应天府(今南京)。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攻占大都(今北京)，诏以大都为北平府。洪武二年(1369年)，置北平行中书省，辖府八，州三十七，县一百三十六。洪武九年(1376年)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永乐元年(1403年)以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称为“行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廷正式迁都顺天府，改北京为京师。京师辖顺天府、延庆州(今延庆)、万全都司(今宣化)、保安州(今保安)、永平府(今卢龙)、保定府(今保定)、真定府(今正定)、河间府(今河间)、顺德府(今邢台)、广平府(今永年)、大名府(今大名)。
河北由于“人物凋耗，土地荒旷”造成“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因此，以朱元璋为首的明朝统治集团，为巩固其初建的封建政权，积极整治社会创伤，恢复已被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实行了一些调整阶级关系及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的措施，如解放奴婢、奖励移民垦荒、屯田和兴修水利工程等。其中在河北采取了移民垦荒屯田的方法。
据《明史》等历史文献记载，晋鲁浙苏等省移民河北情况如下：
洪武四年(1371年)，迁沙漠民(故元北逃遗留在今山西北部和内蒙地区的吏民)32860户屯田北平。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迁山西泽(今晋城)、潞(今长治)二州无田之民于彰德(今安阳，所辖临漳、磁县、涉县、武安今归河北)、真定、临清(今临清)、归德(今商丘)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后军都督奏疏，山西贫民迁大名、广平、东昌(今聊城)三府者，给田26072顷。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二月，后军都督佥事李恪、徐礼进京报，此前山西民愿迁彰德、卫辉(今汲县)、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今沁阳)七府民达598户(现代史学家认为此数应为59800户；亦有598屯之说)。计当年收谷、粟、麦三百余万石，棉花一千一百八十万三千余斤，现种麦苗一万二千一百八十余顷。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十一月，后军都督佥事朱荣等言，东昌、大名、广平三府的迁民已达58124户。
建文四年(1402年)九月(实为永乐)，迁山西无田之民于北平，赐钞，免租五年。
永乐元年(1403年)，令选浙江、江西、湖广(今湖南、湖北)、福建、四川、广东、陕西、河南及直隶(今南京)、苏、松、常、镇、扬、淮安(均今江苏)、庐、太平、宁国、安庆、徽(均今安徽)等九省3000户富民于北京。 永乐二年(1404年)九月，迁山西太原(今太原)、平阳(今临汾)、泽、潞、辽(今左权)、沁(今沁县)、汾(今沁阳)民10000户于北京。
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再迁上年山西同一地区民10000户于北京。
永乐四年(1406年)四月，湖广、山西、山东等县吏李懋等240人自愿迁居北京。
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迁山西平阳、泽、潞，山东之登(今蓬莱)、莱(今莱州)等府5000户于北京上林苑监。同年，又迁山西榆(今榆次)、汾等处民入籍深州、饶阳。
永乐七年(1409年)，迁山东青州诸郡800户无产业者于冀州(今冀州)。
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一月，迁山东、山西、湖广流民2300余户于保安州，免赋役三年。
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迁山西平阳、大同(今大同)、蔚州(今蔚县，现归河北)、广灵等府州县民于北京广平、清河、真定、冀州、南宫等处。
综上所述，明初共有14个省份向河北移民，如据洪武二十年(1387年)后军都佥事朱荣所言，东昌三府屯田之民58124户推算，每府为19000余户，此间移民河北南部的大名、广平、顺德、真定四府之民，应为76000户，加上洪武四年所迁的32860户民，洪武时期移入河北之民不少于100000户。永乐时期，估算移入河北之民为35000户。洪武、永乐两个时期共移民135000户，如每户按5口人计算，移民人数可达675000余人。
三、移民的地理分布
晋鲁浙苏等省移民河北，不仅《明史》等文献有记载，河北各地方志也记载翔实。如“藁城当燕赵之墟，古今必争之地也，兵燹之后，人物凋耗，土地荒旷，户口旧有存者仅三分之一，永乐十四年徙山西诸户以实藁城”(《明嘉靖藁城县志》)。“国初干戈甫定，以成安土著人稀，徙山右(指山西)实之，编户三十里，社二十有二，屯八。社民即土著者，屯田即新徙者。”(《明万历成安县志》)这些资料为研究移民在河北的地理分布，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1．山西移民。
晋鲁浙苏等省移民河北，属山西最多，估算不少于125000户、625000人。山西缘何迁出如此之多移民，这不仅是因为山西与河北相邻、移民便利，同时也与元末明初山西的社会状况有关。
山西，东有太行为屏险；西依黄河为襟带；北有阴山、大漠为外蔽，而雁门为内险；南则首阳、砥柱、析城诸山滨河错峙。境内关、口、岭、渡星罗棋布。元末，蒙古贵族察罕帖木儿及其子扩廓贴木儿据此为根据地，外面的兵灾很少波及，加之连年的风调雨顺，故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指山西)一方居民仰有所事，俯有所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周围省份难民的大量涌入，至明初，山西已形成地狭民稠生计难的社会现象。洪武十四年(1381年)，山西人口为4030450人，河北人口仅为1893000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户部郎中刘九皋奏言：“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明太祖实录》)故朱元璋说：“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因此，才有大规模移山西之民的活动。 “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老家在哪里，大槐树下老鸹窝。”这首盛传我国广大地区的民谣，记述了山西移民的人文现象。明初山西洪洞有多少人口?大槐树老鸹窝何以成为家乡?笔者从安介生先生所著的《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书解开谜团：洪洞人口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为11999户、92872人，永乐十年为11592户、87775人。这组数字说明，河北、河南及山东民间所传老祖皆洪洞人是不确切的。《明隆庆赵州志》载：“本州与宁晋县境内田地，国初大半抛荒。永乐年间迁山西屯留、长子等民实之。”一些民间谱书也有明确记载，如涉县段曲村申氏，“吾祖考其原籍，自明朝高祖申公任道兄弟十八人、姐妹六氏……潞城县天贡村人氏，明初变乱迁移洪洞县，次迁河南涉县段曲村”(《涉县段曲申氏族谱》)。景县乜氏族谱也证实了这点，“祖籍山东青州，明永乐年间，叔侄二人为躲避战乱，迁之山西洪洞县，适逢当地人丁疏散，随移居此地”。从《山西移民史》书中了解到，洪洞因靠近人口最密集的平阳府(占当时山西总人口的40%)，交通便利，故成为移民荟萃之处。可以想像，移民在城北广济寺大槐树下办完移民“川资凭证”手续后，难舍难离故土，因此望着高耸的古槐，听着栖息在树上老鸹声声哀鸣，无不潸然泪下，频频回首，最后只看见大槐树和老鸹窝，并深印在脑中。由于当时移民大多没有文化，迁离后，日久天长便将原籍名字忘记了，但对办理移民手续的洪洞和大槐树及老鸹窝却没齿难忘，因而将此当成家乡的名字传给后人。在传的过程中，许多人把洪洞传成红桐，大槐树传成大柳树或大杨树，老鸹窝传为老鹳窝或喜鹊窝等等。
2.山东移民。
明初，山东人口不仅比河北多，而且超过山西。据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人口统计，时山东人口为5255876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68%，故刘九皋奏迁山东人，但朱元璋却以“山东地宽民不必迁”(《明太祖实录》)为由而未移山东之民，反而屡迁山西之民入籍山东东昌、临清等地区。至永乐年间，才移山东之民。这在河北地方志、谱书中亦有记载，如“尝观真定，自永乐年地广人稀，徙齐(考此系指济南以东地区)、晋人口实之”(《明隆庆赵州志》)。玉田霍家庄巴氏，“始祖巴鸾，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巴家集民籍，自明季永乐皇帝建都北京时，携其弟北来作商，遂于玉田霍家庄卜居”(《玉田霍家庄巴氏族谱》)。大城白杨村邓氏，“始祖甫通，原籍为山东蒲台县人，自明朝永乐之年徙居大城县之东南修文乡，始祖于村内种白杨树而命名为白杨村”(《大城白杨邓氏族谱》)。
山东移民河北，有其特点：一是多为自愿移民，二是多环渤海而居。另有一人文现象，即山东移民多称从枣林庄迁出。枣林庄在山东何处?笔者在河北地名资料中找出两个，一个说在临淄，一个说在济南。枣林庄移民传说是否与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故事相似，有待考证。
3.江南移民。
永乐元年，刚刚登上皇位的朱棣为恢复饱受战乱的河北的社会经济，特令“徙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京”(《明史．成祖纪》)。《明史．食货志》记载这次移民人数为3000户。江南九省(内含河南、陕西两省)移民人数虽没有山西、山东人口之多，但有分布聚居的特点：河北(除承德及张家口地区)每县都有数户至十余户江南移民所建聚落。如大城毕氏，“予家前明永乐年间由金陵砖塔胡同迁于大邑自居”(《大城毕氏族谱》)。宁晋周家庄周氏“始祖周全，原籍江南江宁府(今南京)，住水西门竹竿巷，官云骑指挥使，进神武军史。明朝永乐年间从上北征，以功赐田宅，遂为直隶(指河北)人”(《宁晋周家庄周氏族谱》)。玉田孙家孙氏，“吾孙氏本钱塘巨族，明初自南而北，迁居玉田县之孙家”(《玉田孙家孙氏族谱》)。沧县望海寺孙氏“自鼻祖相传以来，始于浙江余姚，永乐年间(五十一世)祖志北迁沧东望海寺居焉”(《沧县望海寺孙氏族谱》)。无独有偶，这两支孙氏，皆言祖从浙江余姚县孙家境迁来。
所谓“富民”，即经济实力较强的有产地主人家。明政府把这些“富民”迁往河北，并散居各县，是有其用意的，因为他们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较好的管理手段，所以，对发展河北的社会经济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明初晋鲁浙苏等省移民在河北的地理分布，这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地名普查中得到确切统计，如唐山地区，“据地名普查统计，这里明初建村的约占现自然村的70%左右”(《河北省地名志．唐山分册》)。“沧州一带移民，多系明永乐二年前后迁此占产立庄，今沧州地区的聚落地名6290条中，有4297条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占总数的68.3%。”(《河北省地名志．沧州分册》)笔者根据河北地名资料统计，明初移民所建聚落为24500余个。其中石家庄地区2000余个，邯郸地区2800余个，邢台地区2000余个，衡水地区2500余个，沧州地区4200余个，保定地区2000余个，廊坊地区1500余个，唐山地区2500余个，秦皇岛地区2000余个，张家口地区2000余个。移民所建聚落约占当时一半左右。其中山西移民占90%以上；山东次之，约占6%；江南等省约占2%。 明初的移民活动，可以说是历史上移民最多，组织工作最严密，时间最长，成效最显著的移民活动。移民活动不仅恢复和发展了河北的社会经济实力，也给河北人文景观带来新的变化，并一直影响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