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悼念吴福辉先生 | 弄堂深处是吾家

编者按

2021年1月15日，现代文学学科著名学者吴福辉先生因病在加拿大逝世，享年82岁。吴福辉先生1939年12月9日出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读研究生，师从王瑶先生、严家炎先生，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吴先生是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家，成就卓著，为现代文学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在海派文学开创一代学术研究之风。吴先生的重要著作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钱理群、温儒敏合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等。吴福辉先生曾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研究员，河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等，影响和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年青学人。他的离开，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重大损失。

文艺批评今日特此推送吴福辉先生的文章【本文选自吴福辉先生著作《石斋语痕》（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转自公众号“文史志”，特此感谢！】，沉重悼念吴福辉先生，先生千古！

吴福辉

 弄堂深处是吾家 

我出生在上海。虽然现今我这个人无论从外看到里，都像是标准的北方汉子，但江南的童年记忆很深。十岁以前1940年代上海市民日常的样子，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还是深深地印入我的灵魂，刻骨铭心。其中，就与我家先后住过的三条弄堂相关。

上海弄堂

上海人所说的弄堂，里衖，即胡同之意。好像“胡同”一词是元人带过来的，起初是进口货，后来渐渐融入中华文化。我幼时所住的第一条弄堂，位于静安寺附近的北京西路，当时叫爱文义路四寿邨。关于上海的外文路名，当然是租界的产物，与西方侵华史有联系，但取消的过程却是相当漫长（不要以为用中国省和城市为上海的南北、东西马路命名是“国货”，最初也是租界当局确定的）。我1944年五岁上学，学校原为工部局西区小学，非常出名。那时的记忆就有了。到抗战结束我们搬去虹口为止，整个上海的孤岛、沦陷时期都是住在爱文义路的。其时，家父在几家报关行（替商人履行向海关报税手续的机构，是私营的）做职员，收入颇丰，才可能在被称为“上只角”的沪西静安寺地区，租住如此的新石库门房子。80年代中期我有一次去上海住在延安西路美丽园离静安寺很近，中午便寻到该处房子，发现它竟完好如初。前几年领着亲友又去看过，附近的老房子拆迁到我们那条弄堂就停住了，想必是尚可使用。四寿邮呈L形，很短，每家独户居住，联排的三层单开无厢房的石库门，一条死弄堂仅七八人家而已。石库门是近代上海最有特色的市民用房，真正有钱的人住的是单栋洋房，甚至花园洋房，其次住欧美风格的公寓，此外的新式里弄房子和石库门也要选地段、择新旧。石库门在上海的历史从清同治年间开始，到1940年代大概一半以上的沪人都生与斯、居于斯。它有老式与新式之别，我们这算是新式的。石头的门框、门楣和对开的黑漆木门。上有门环，为石库门房子所必备。大门照例不开，都走后门。我记得有一年七月十五过中元节俗称鬼节，大门忽开，为的是外面有泥地可遍插香火，小孩们守岁一般熬夜等着收捡香棍玩呢（这个节在香港现在仍保留着，我碰到过）。进得大门是一天井，家里当时租过骆驼祥子拉的包车，就停在那里；父亲的朋友领来过一只狼狗，拴在那儿狂吠，我们小孩子又怕听又想听。

左起：许子东、黄子平、吴福辉、王晓明、钱理群、陈思和

然后经过传统的落地门扇便是客堂，为吃饭会客之所。后面是灶间、后门。灶间与客堂之间是楼梯，很陡很暗的木楼梯。一上去便是亭子间，它处在灶间之上、晒台之下，一般做佣人房或堆杂物，我家是做洗浴间：因为是阴面的房子，下热上凉，单独出租较为便宜，所以深得初来上海滩的青年夫妇或左翼贫困作家们的青睐，久而久之便酿造出一种“亭子间文学”和“亭子间文化”了。从亭子间折弯，沿楼梯再登上去，便是二楼正房。如果没有三楼，便是典型的“一楼一底”。三楼有的是利用屋顶空隙搭的，叫假三层，大的阁楼置放双人床、柜子都没有问题。阁楼在屋顶开出的窗户便是“老虎窗”。这种楼房如一家独住是挺舒服的，住户应是中产阶级，比如四寿邮我们对面的一家是工厂主，家里装着电话，客堂里挂着当红的绍兴戏（越剧）名演员照片，不知道是袁雪芬、傅全香还是徐玉兰。旁邻一家的客堂里，摆着贵重的紫檀木棋桌，小时觉得神秘。家长们都忙，互相客客气气，并无多少往来。而“小康”市民家庭温饱之余，一是过节气氛浓厚，春节元旦端午中秋几个大节外，清明、中元、双十都过；二是业余生活多样，家父每日上班情景我见不到，回来应酬繁多是明显的。家里经常有朋友来吃饭，吃饭的理由主要有欢迎新同事、过生日、婴儿满月、亲友聚散、搬家等。城市里都是租房住，为“乔迁之喜”而吃的搬场酒便格外多，借口也最容易。出去的应酬主要是婚丧嫁娶，中式结婚吃酒席，西式结婚吃糕点，如果家里有孩子被邀去做男女傧相，就分外热闹。饭后一般打麻将，八圈十六圈算是卫生麻将，通宵的雀战亦是常事。所以我从小在咖啡豆的气味中看懂麻将，便不奇怪了。还有是看戏（看电影是以后的事），因家父喜欢京剧，女亲眷们喜欢的是越剧。叫“祥生”的出租车到大舞台、天蟾舞台、共舞台看戏，是让孩子们兴奋的大事。我记得的海派连本戏有《血滴子》，有《西游记》。戏园子中西合璧，卖冰糖葫芦，甩手巾把子，烟雾缭绕，偌大的二道幕拉起来上面是“美丽牌香烟”的巨型广告。如果跟着大人去“荡马路”，也是上海人的文化一课。最高兴到南京路大新公司的地下铺面去乘阶梯式电梯，到三阳南货店去买宁波吃食，最近处也有静安寺的商业区可逛，因而养成我一个男生并不讨厌遛街的习惯。长大后，家里每月给点零花钱，主要用来坐电车，静安寺到四川北路的一路电车整日在我家门前“带根辫子”绕圈开着。过年必穿新衣，去参加婚礼要穿新衣、穿皮鞋，这小皮鞋平时不穿，单等拜年、做客时穿，往往小了紧了，并不舒服，好像是专为大人穿似的。上学之后，我的兴奋点就集巾在我的新闸路小学（西区小学，即后来的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上面了。这学校主楼三层，上音乐、手工课有专门的教室。走廊里龙头的水是可以饮用的，中间休息时排队喝牛奶。礼堂能容纳全校师生开会，还有演出。我第一次接触的世界文学名著是《阿丽思梦幻奇游记》，就因在学校礼堂看了大型提线木偶戏《阿丽思的梦》。最早读的是《格林童话》，因为看了卡通片（即动画片）《白雪公主》。中国小说看的则是水浒三国的连环画（后叫小人书）。就这样，我在如此的环境下完成了我的早期生活教育。我有理由把上海中等市民的生活水准和内陆富庶地区如四川成都平原一般的地主家庭做一比较，衣食住行，文化娱乐，除“食”一项互有伯仲外，其余都远远胜出。这是中国现代发展过程中，城与乡、东部与西部不平衡性的显著表现。

松光电影院

虹口影戏院

不过，这样的日子在我家里没有维持太久。三四年后，随着父亲离开报关行去从事不适于他的商业，我们家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先是搬家。从沪西搬到了虹口的狄思威路，今之溧阳路。虹口在上海是个中间发达地带，它位于苏州河北（旧地图标吴淞江），自然比南部的中心区差；但它又夹在闸北和杨树浦（今简称杨浦区）这两个工业区之间，还不能算“下只角”。特别是一条四川北路贯通了昔日的美租界和日侨聚居区，它拥有仅次于南京路、霞飞路（淮海路）的商业街市。我家搬过去的是狄思威路一条新式弄堂，并非石库门，而同鲁迅大陆新邨的格局类似，只是举架较低，门前的短栅和庭院几乎是微型而已。最主要的是我们只能租住二楼的两间房子了：两间里我住的那间还是骑楼(上海人叫“过街楼”)。弄堂里没有活动的空间。我能记得爱文义路弄堂玩滚铜板、弹玻璃球、看人跳格子的情景，可狄思威路弄堂里玩过什么一点也没有印象。仅记得一个春雨连绵的季节，有只鸟雀突然误撞入我两面带窗的屋子，被我视同宝贝一般养了好几天，最后放生时还依依不舍的。

左图：1981年4月28日，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78级研究生全体七位于西校门，左起吴福辉、凌宇、钱理群、赵园、陈山、张玫珊、温儒敏。

右图：2011年9月21日，毕业三十年后于北大中文系五院门前七研究生合影。

这条弄堂叫什么“坊”，现在已记不住了。我的台湾二三妹生于此。1992年我陪她寻找出生地，是凭弄口路对面那家西式小菜场辨认的。与此弄堂有关的比较风光的事情有二：一是我考上附近的新陆师范附小。这也是比较有名的学校，查上海辞典里它创办于浦东，抗战初期遭炸毁，光复后在虹口恢复。名校的标志便是转学也需考试，不乱收学生。这个第二母校位于九龙路和武进路夹缝的地块上，对面的市立传染病院现在叫第一人民医院。学校所在原是块空地，老地图上标着“瓦筒堆场”这样奇特的名字，现为虹口中学。它三层楼的校房十分宽大。礼堂、草坪、球场、游泳池、假山，一应俱全。我后来带学生去“瞻仰”过，他们都为这么好的小学校舍咋舌。风光之二，是家父此间因赴青岛、南昌各地曾坐过飞机。这在同学中是可以炫耀的。我并不晓得父亲的经商实际已处于失败局面，只觉得他带回的航空食品足够我在小朋友中位置的升高。父亲还带同庐山的手杖，景德镇的瓷器，那些瓷碗上烧得有“少吃多滋味”的字样。瓷像是依父亲青年时代着西装照定制的（现仍存），都让小孩子感觉新鲜。

左起：高远东、金泰万、吴福辉、王晓明、朴宰雨、李旭渊、铃木将久

新陆师范附小的延长线，是与我的文化维系。由校门口武进路西行，经一家著名的救火会（许多上海老照片集都有这家消防队的红门高塔身影），便入海宁路。这是四川北路中段的一个文化娱乐区，电影院、剧场、书店、商铺林立。我在这里自买的第一本书不好意思并非文学名著，却是本鬼故事。这里有虹口影戏院，是上海最早的电影放映地。有国际电影院，后来在这里看过名噪一时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在胜利电影院戴了椅背上的“译音风”可以很便宜地看外国原版片。从海宁路折进四川北路走过横滨桥到丰乐里，是我祖母和大叔的住地。它在新辟的多伦路（旧称窦乐安路）文化区之内，今日被呼为左翼作家的大本营：左翼作家联盟诞生地原中华艺术大学在这里，鲁迅、茅盾、柔石等住过的景云里在这里，沙汀、艾芜住过的德恩里在这里，彼此只有几分钟的路程。窦乐安路对面是内山书店，处在施高塔路路口（今山阴路），折入便是鲁迅最后居住的大陆新郝了。在附近同四川北路相接的，还有鲁迅用内山书店店员镰田诚一的名义租下的狄思威路1359号二楼的一间二十平方米的屋子，来放他大陆新邮住房放不下的六千册图书、这间藏书室曾经被夸大为鲁迅秘密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地方。而不远处的狄思威路1269号便是抗战胜利后郭沫若住过两年的英国式住宅房。这些当然都是我有了现代文学专业知识后才知道的，但当年因与自己家和祖母家邻近，我常去那里。像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常使我难于启齿，是因顽皮曾掉在它的一个池塘里。你可以想象，这几乎是我少年时代天天走过的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了。

罗岗、吴福辉、李楠2004年9月于青岛崂山

但我家的日子却越过越艰难，终于连狄思威路的房子也难以为继，就乘我姑母全家迁移台湾的机会，搬到了他们原住的东余杭路春阳里去。此地因离新陆师范附小的路程与狄思威路一般远，所以我并没有转学校，一直在那里读到六年级我们离开上海北上为止。

左起：陈子善、吴福辉、宫立

2002年10月我在上海九龙宾馆参加胡风研讨会，晚上陈子善到我房间来，我们对着窗外万家灯火聊天。我突然说，这下面一片低矮黑漆漆的房子是我住过的。陈很感兴趣地问，难道你住在东余杭路？我点头。陈说出我也感觉意外的话，说他也住过。于是这夜我们结伴做东余杭路游。九龙宾馆就在狄思威路上，隔了虹河（应当是“虹口”名字的来源吧）可以望到新陆师范原址，沿河才是九龙路。我俩由鸭绿江路进春阳里弄底，穿过长长的弄堂，然后抵达弄口的东余杭路。我少年时觉这条老式石库门弄堂其长无比，中间有近十排横弄。我家窗下即东余杭路，是铺面房，所以大门就没有了；从后门进，灶间改住了一家人，前面是四开间的荣昌祥南货店；上楼亭子间住一家人，到二楼是两家，我们分住一个前房、一个阁楼。亭子间上面的晒台是公共场所，撑满了万国旗一样的晒衣竿子，通晒台的楼梯下放置了一排煤球炉子。如果不是被南货店分割，应当有七八家住在这近似爱文义路一户的空间里，我们过的就更像是“七十二家房客”的拥挤无厨房无马桶间（卫生间）的石库门生活了！

1981年，王瑶先生（前排中）与学生钱理群（前排左）、吴福辉（前排右）、陈平原（后排左）、张玫珊（后排中）、温儒敏（后排右）合影

不过陈子善目测了我的石库门房子后，却说还好，至少不比他家差。我不知道搬来后父母的真切感觉，他们一定是大窘，不然不会在1950年初不顾所有亲友的反对，力排众议，在春节前毅然离开上海。但我当年住在这里感觉很快活，因这里同爱文义路最大的区别是有生气。满弄堂都是人，日子是鲜活鲜活的。我放学回来可以在弄堂徜徉，看大人们如何斗嘴，见少年郎学脚踏车穿梭其间。听爆米花炉子嘣的一声带出粮食的香味，而大变活人的戏法就在街上进行真让我生怕箱子把人变成零了。一利一弊，虽然街市的分贝很高，但市民的生活就像开水沸腾一样。早上的弄堂奇景之一是刷马桶。天刚蒙蒙亮，家家后门的马桶已排成队了。粪车进得每条横弄好像有铃声，马桶倒后用清水洗净，长竹篾条扎成的刷子的沙沙沙声音就响彻满世界。之二是生炉子，分炭风炉和煤球炉子两种。前者是要顿顿饭生的（所以上海人都吃大饼油条粢饭团的现成早餐，或用开水泡隔夜饭，不生或少生炉子），这之间弄堂里响起哗啦哗啦的扇扇声，不久便见到各家门后的缕缕青烟。生炉子要准备纸媒引柴和煤炭。要算计好做饭炒菜和冲热水瓶的用量，可是饭偶尔能用点心充当，洗脸洗脚的热水是不能没有的，所以上海市民在节约的前提下就有了奇景之三的上老虎灶。记得春阳里的老虎灶颇远，热水瓶带着一个横梁，有时我也帮母亲去买过提过。那是当街一个大斜面的特殊炉灶，几口大锅，用水勺往热水瓶里注水就像川人添茶那样要有一身技艺。这种老式石库门房都无现代化的厕所、厨房，春阳里让我见识了爱文义路和狄思威路都没有的下层市民生活。如果习惯了便会觉得方便，像每日必需的买菜，路口便有各色菜摊，六时开市，八时即散，假使要买更多更好的荤素菜可穿过一条狭弄到达汉阳路，不远就是全市闻名的三角地大菜场。生火对面就是煤球厂，买零食就在楼下南货店，理发照相都不用走出几十步路，看武侠的书摊就在窗下，有时吊个篮子就能把书吊上楼来。市民的生活杂乱无章，却生气勃勃，充满了人间气息。

吴福辉、钱理群、温儒敏合影

与陈子善夜游的时候，报上已发表过宋庆龄可能是在东余杭路出生的消息。那是在此路530号发现了宋氏老宅，为宋庆龄父宋耀如致富后于1890年在沪地所建。两层楼的石库门房，前后天井，用木楼梯连接两个院子，现虽破旧但基本结构仍然完好。宋庆龄究竟是生于浦东还是虹口，目前存两说：有人以宋庆龄说浦东口音的上海话为据，但接着就有人指出老上海话就是带浦东味的；有人出示老地图证明1890年东余杭路是河滩地，哪里有宅子，但接着就有人指出老地图未标有路却实际已有房的情况多了。不过宋氏三姐妹都是从这里出发而去美国求学的，没有疑问；孙中山先生1894年结识宋父得到极大支持，曾在此宅住过，甚至在此计划过广州起义，也无异议。那真是我们的光荣。

我自然热望宋庆龄先生生于此地，但那毕竟只有一个答案。我也不知道这场出生地的学术讨论究竟如何落幕，但我相信东余杭路人有福了，上海市民得福了。

本文选自吴福辉先生著作《石斋语痕》（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