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我的人生(连载二) || 作者 张谦

自述我的人生(连载二)
作者  ‖  张谦

我姓张名谦。谦者谦谦,它的本意是吉祥、顺谦,要求勤奋努力,积极进取,从而得到众人的恭敬,自恭自敬,才能让大家恭而敬之。为此,谦,就是恭敬。我的人生,正如其名,名副其实。

我生于1948年农历10月19日,属相为鼠。甘肃省会宁县汉家岔乡杨山村榆林山人。汉族,大学文凭,中共党员,国家公务员,县处级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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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我的人生(连载一):序言;1. 上学及学历  工作之简历;2. 读书学知识  课外长见识;3. 红卫兵领袖  共青团书记》

尽常委职责   做政治工作

会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我任县革委会常委,兼任县革会政治部负责人。常委要尽职,要负责一个综合部门的工作,对我这个刚从学校走出门的青年学生来说,是头一回,真是心中无数。

脱掉学生气,步入领导岗位。当时,我学生气十足,住惯了几十个人的集体宿舍,忽然,一个人住一间办公室,一切都稀奇新鲜,一张一斗两门的写字台和一张三斗桌各摆放在前后窗子下面。两把椅子,一把是红绒弹簧椅,一把是黄木靠背椅,各摆在两张桌子旁。一张带有黄色木床头的床板摆放在后窗靠右墙角。当我打开自己的铺盖卷,一床黑狗皮褥子,一张家里自制的白毛毡,连床板都没有铺满,一床红色毛线织的被子,买了一条“飞雪迎春到”的绣针枕套,装进衣裳当枕头,又买了个“瓜儿离不开秧”的铁饭碗,从此端起了铁饭碗。一天天在过,一日日在度,不断在适应,很快就走出了学生习气,逐渐步入了领导岗位,尽职尽责,进一步搞好工作。

初干为下级,中干成同事。在“文革”中,我才知道干部中分初干、中干、高干,初干为科级,中干为县级,高干是地级以上。我现为县革委会常委,属县级了。和原来的县委书记、县长、武装部政委、部长等是同事,原来的部长、局长等成了下级、干事。这个时期,不讲干部级别,只讲职责。我职务在身,职责所在,在这个领导岗位上,尽自己的职责,做自己应做的工作,和同事们、同志们齐心协力,把全县的政治工作做得更好。

办公主事务,工作靠大家。县革委会下设政治部、生产指挥部、保卫部、办公室,即“三部一室“。政治部包括组织、宣传、统战、群团、教育、文化、卫生等多方面,量大面宽任务重,工作很难做。我为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就要主这个部门的事。我第一天上班刚坐在办公桌前,宣传组的王海江就来了,他拿着厚厚一沓用稿纸写的材料,要我签字。说实话,在当时我不懂签什么 字。我是个刚出校门的学生,很有不耻下闷的勇气,便问:“签字是做什么?怎么个签法?”海江同志很热情地说:“你先看一看文件材料,如有改的地方改一下。你认为没啥问题了,在封面上写个“发”字,签上你的名和年月日。”我认真地看了一遍,并有几处改了一下,签好字又送给他。他翻了翻,看着好几处有改动,又留意多看了几眼,便笑着对我说:“你改的真好,很有水平么!”我毫不客气地说:“情况尽管不熟,但大政方针政策及文字上我还行。”就是这样,我向下级学习,尊重他们,让他们放手工作,大胆负责。我们很快就融为一体,发挥每个同志的聪明才智,靠大家共同努力做好工作。我常和同志们一起下乡,深入实际,搞调查研究,培养典型,总结经验,以点带面,在面上推广,认真负责地干好全县的政治工作。

紧跟新形势,捕捉新事物。当时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政治部门的工作更是如此。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是最大的政治。我们自身要学在先,用在先,还要组织好全县群众性的学习。召开学习积极分子会议,推动学习运动掀起新高潮。以人为本,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用灵活多样的手法,去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抓住活思想,在灵魂深处解决问题,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政治觉悟。吐故纳新,增加新鲜血液。在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中进行彻底的吐故,消除一切旧思想旧观念,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纳新,增加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的新鲜血液,吸收大量的年轻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全县吸收新党员成千上万,吸收新干部成百上千,进一步培养培育了一大批新生力量。

知识青年,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红遍全国大地。我们当时认识到了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重要意义,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为农业生产培育新的活力,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我们有组织有计划地组织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进行学习,提高思想认识,自觉地到农村去上山下乡,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贡献力量。我们精心培养了王秀兰老大娘带领儿女们上山下乡的先进典型,及时总结经验,把她说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豪言壮语推广到全县,让全县人民都向她学习。我们还培育了杨光辉等回乡青年和陈塬生产队插队知识青年的先进事迹,不仅影响着会宁全县,而且影响全区、全省和全国各地。正因为这样,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是毛主席于1968年12月22日发出的指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全国各地纷纷行动起来,首先是到会宁来采访、来取经。我们政治部的同志一个顶十,人人投入其中,共同做好此项工作。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全国各地新闻单位都来采访。特别是北京电影制片厂要拍摄专题片,是我组织并陪同到杨光辉家乡南三里铺,河畔公社九二大队王秀兰老大娘所在地,韩集公社云台大队大学生锻炼地,刘寨公社陈庄大队陈塬生产队知识青年点等处拍现场、拍场面,摄影制片,在全国放映。全国各地来的学习组、参观团等,都要一一接待并介绍经验,让他们高兴而来,满意而归。正因为这样,会宁这座有当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名城又一次闻名全国。1969年春节刚过,省革委会在兰州召开扩大会议,要我们会宁县革委会主要领导参加。我和时任会宁县革委会主任、武装部长范引屯去参加。我是第一次进兰州城,宽阔的街道,起伏林立的楼房,繁多的人群,东来西往的汽车等,让我眼前一亮;第一次进住兰州饭店,地毯、电梯、沙发、软床、坐便器、淋浴设施等,让我身感舒适。但那个坐便器不好使,坐在上面拉不出屎,还要在楼下找厕所大便;第一次到宁卧庄大礼堂参加会,皮椅靠背,写字桌,各种大吊灯、四个群组话筒等,让我新奇;第一次见到冼恒汉、张达志、胡继宗等这样大的领导,个个神采奕奕,很精神、很阳光、让我看不够,老盯着他们。这就是我这个常委才会有的享受和见识。

这个时候,我上会宁一中时的校长王元芳44岁才结婚,我带领县政治部的全体同志去参加婚礼,表示祝贺。王校长高兴了,我也高兴了,大家都沉浸在大喜的欢乐中。老师结婚,学生成了主婚人,我代表所有嘉宾讲话,表示了大家的祝愿。从此,王校长见了我,不再叫名字,叫起张常委来了。我们的师生关系永存,同志关系永存。

这个时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象我这样身份的很多。中央的陈永贵等,省上的年继荣等,他们都是中央和省上的领导,和我一样,是领导,不是干部;有责任,没有报酬。所以,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们都亲切地说,我是“小常委”,“双30”(即每月30元钱、30斤粮票)领导,将来必然成就大事。

农村挑重担   基层锻炼人

我参加省委工农干部学习班回来,就接到了在郭城公社任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的任命。1974年的夏秋之交,我走马上任了。郭城公社是全县地域最大、人口最多的水川区乡镇,黄河水才引上来,一切都是一片空白。我是第一次当公社书记,才26岁,也是一片空白。两个空白就更是空白。常言道:水到渠成,这里黄河水引来还不到1年,上水的干渠、支干渠是工程统一修建成,灌溉浇地的斗渠、农渠、毛渠才动工修建,五个小坪的上水泵站有待兴建;地虽是平川、平塬,但要变成水田,还要大量平整土地,修成水浇地:农民们有着务旱地的经验和做法,要作务水地、种水田谁都是新手,连下种子量、摇耧播种、犁地翻田,收割庄稼等都要从头学,合理灌水、科学种田就显得更力不从心。面对这些现实问题,全公社干部群众在集思广议,我在认真思考着。我要知难而上,努力开创工作新局面。动员公社一班人统一思想认识,组织干部群众“内学外引”,就是就地向专家学,向行家学,向懂家学,走出去学习取经,引来好做法。正好省上组织参观团赴大寨、昔阳学习。我就随省团到大寨、昔阳参观学习。我是第二次到大寨、昔阳。第一次是红卫兵串联去的,这次是带重任的,是专程学习取经的。既想学到精神,也想带回好经验、实做法。我们到大寨、昔阳,现场看,听介绍,问情况,参观展览。学到了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的气魄和精神,学到了兴修梯田、科学种田、夺取粮食大丰收的真经。虽则说参观团人多,在来回火车上都是硬座,晚上太困了就铺张报纸在凳子下面睡一睡,但取得了真经值得。我决心回到工作岗位上一定大干一场。在回到定西时,地区组织了学习报告会,我代表参观团会宁代表在大会上作了表态发言。从大寨、昔阳回来,认真传达贯彻精神和真经,很快行动起来。同时,又组织到省内河西地区学习,到周边靖远老水川区学习。对这些经验和做法,我们结合实际,动脑筋,想办法,理出了些头绪。我坚持钻研作务水田、科学种田的一系列专业技术,做到既当指挥长,又当技术员;既说教,又实干;既试验,又推广。我坚持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平田整地,兴修水田,渠系配套,合理灌溉,引进良种,施用化肥,科学种田,夺取高产稳产,赢得了庄稼长势喜人,粮食大丰收。昔日的旱碱地,变成了今日的水浇地;昔日的缺粮少吃,变成了今日的产粮重地;昔日的吃返销救济,变成了今日的贡献大户。

机修整地会战黑虎坪。黑虎坪有万亩土地,新搬了两个生产队有3000多人。地陡坡度大,靠人工难以修成水田。由县上统一调度,集中50多台推土机、挖掘机等大型农机具,会战一百天,机修标准化条田水地,并渠系配套,农田林路成网。隆隆的机器声,人欢马叫的喊声,响彻云霄:浓浓的青烟在一台台机器间升起,呐喊大干的生动场面不时地从不同各地传来,人机配合,每台机械配备几个人,分工协作,人机同干。一眼望去,有的在爬坡,有的在削埂,有的在推土,有的在填坑,有的在挖掘,有的在铲平,机震马欢人叫,奋战在平田整地的工地上。经过百日奋战,修出了八斗四路百十条农渠百十台条田的万亩水浇地,为当地老百姓造了福,将永世留给了后人。

劈山改河于大羊营。1976年春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霜冻灾害,毁了几乎全部的庄稼和瓜果。唯有大羊营河湾公社林场的果树花照开不误,还在有意争奇斗艳。我对这种情况很感兴趣,走访了群众,作了些调查研究,大家都认为,这个小地方气候适宜树木生长,特别是适宜林果业发展。我被大寨、昔阳参观学习的精神所感动,以此作出了劈山改河,在大羊营河湾新造两千宙水田的决策。于是动员全公社干部群众,组织基干民兵等强壮劳力,利用冬闲大战大羊营改河工程。以民兵建制,每个大队抽调1个基干民兵连,全公社组成基干民兵团,公社机关单位职工也组织参加。我坐阵指挥,吃住在工地,和大家一起干。天在看,人在干,劈开清凉山尾,让河水直流,腾出河滩淤地,又兴修一条排洪渠。千人大战一个冬天,硬干硬拼,劈山改河大羊营工程峻工。经过几年工夫,淤地2000多亩,变成了高产稳产田,为当地百姓造了福,将服务于千秋万代。

打破常规过革命化春节。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一年一度的春节,历来是利用农闲好好休息,按传统方式吃好的、穿暖的,走门串户,休闲过年。1976年春节前夕,我们商量决定带领全社干部群众打破常规,过革命化的春节。当时也有一定阻力,好多人想不通。说什么这是“整群众”,我个人“出风头”。为此,我们必须把工作做细,上下几次开会动员,开展广泛讨论,提高认识,取得共识。有个从解放初就当干部的老党员徐万安说了句话,才代表了大家的心声。他说:“过年是几千年的传统,历来把肉吃上闲游闲转,今年过年吃上好的,参加集体劳动,观看现代剧,过一个革命化的年,我看挺好!”同时,也向春节回家的干部职工发了邀请书,在当地投入过革命化的春节。我和公社所有干部都坚守在工作岗位。三十日除夕夜,以生产队或自然村举办忆苦思甜活动,公社、大队干部也参加,让大家受一次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教育。大年初一,各生产队统一行动,吃过年饭,集中一处出新祭天地,组织所有车辆和人力车往地里运送肥料。我参加了南北队往南川地运送肥料的大军,“铁牛”55、40、东28、手扶拖拉机、马车、人力车齐出动,组成了车水马龙、人欢马叫的队伍,是一派热火朝天的送肥景象。过三天年,送三天肥。从初四至初十,以大队为聚点,大唱革命样板戏。同时组织电影队放战斗故事片,让广大干部群众劳动过后受到革命优良传统教育。这一举动,当时我是顶着很大的压力,影响也大,流传也广,已载入历史史册。

雄應展翅翱翔。我是个青年学生,红卫兵小将出身的刚露头角的农村基层领导干部,就挂一个公社的帅,必然是已走向成熟。象雄鹰一样,在天空,在实地已展开翅膀翱翔。其显现特色有三:一是讲话扣人心弦。由于自己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思维敏捷,口才出众,讲起话来能吸引住人。无论是传达上级精神,还是安排部署工作,我从不照本宣读,也不留话巴。自己动手列提纲,出口成章,一字一句不重复,干练动人,大家都爱听。有一次,公社在黑虎坪露天开干部党员大会,会议开始时间不长,天就下起了鹅毛大雪,我站着讲,大家蹲着听,近一个小时,每个人的头上、肩上都落了厚厚一层雪,大伙在认真听着,没有一个人动一动,也更没有离开的。正因为这样,几十年过去了,还有人在说:听我的讲话是一种享受。二是干事求实干练。我正逢青春年少,血气方刚,有精气神,干劲十足,干起事来雷厉风行,真抓真干。我不仅统揽全公社工作,还时常抽时间参加集体劳动。干工作干活都一样,鼓足了劲头。当年,我是一辆自行车,一把铁铣、一个挂包的公社书记,常年下乡到队,指导工作,和群众一起干农活。每到队上,从不先入户到住地,而是到劳动现场、集体大场、牲口圈里,在第一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当队上的干部知道时,我已了解了一切。所以,他们称我是说得好、干得实、能带头的领路人。三是用人重才识贤。大队、生产队两级干部生活在群众中,离群众最近;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群众最亲;家在农村,最懂农村。他们是最朴实的人。为此,我对这些干部非常重视,做到选准、培养、支持、关心。他们中有才干者,选到重要岗位,放手让他们干;他们中有青年者,重点培养,压担子、给动力;他们中有年老多病者,予以照顾,安排到公社及大队的单位工作;他们有困难者,社会救济,多帮助多照顾,减轻后顾之忧。当时的招干、招工,招生,当兵都是推荐制,我积极从这些干部中予以推荐,能被招干的吸收当干部,能被招工的让他们去当工人;有条件能入学的让他们上大学;能当兵的让他们入伍。这样,我从这些干部中推荐出去了百人,他们都干的不错。有的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

在这里工作了4年多,参与了不少活动,见到了很多值得尊敬和记住的人。国务院工作组一行五人,到郭城公社搞调查研究,我陪同他们自始至终。他们说话和蔼、作风朴实、工作过细等大大影响了我、教育了我。省委书记两任到郭城公社检查指导工作。冼恒汉任省委书记时,到郭城看了黄河水带来的变化,很高兴,对我认可,肯定了我的工作成绩。尽管阻止了我到省委组织部工作,但是我还是有着发展空间。宋平任省委书记时,来到郭城看到了黄河水灌溉的庄稼生长茂盛,一片丰收的景象。他高兴地问道:“这里谁在当书记?”听到我张谦的名字,他好象有点印象,接着问:“是会宁团县委书记吗?”当身边人回答是时,他马上要见到我。我实际上就在身旁,离他不远,我便大步跨到宋书记跟前,他一瞧,便说:“果真如此。青年人干的很不错,我中午要到你公社吃午饭,其他人去指挥部吧!”就这样,我陪宋平书记到公社灶上,吃了顿洋芋丝、酸菜粉条、水萝卜、熟淹黄菜,油炸馒头片、西红柿鸡蛋汤,即“四菜一馍一汤”。他吃的很满意。在吃饭中,他又一次提到我当年去他办公室的事。这就是我与这位大人物二次遇面。

这里的老百姓也认可我,说我是“青年有为,攒劲书记”。

1978年秋冬之交,我离开了郭城公社,到塬边公社当书记。这里山大沟深,交通不便,出门不是爬山,就是过涧沟。公社都不通公路,在头寨下车后,步行20华里路才能到公社。我上任后,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走遍了这里所有的大山深涧、沟岔大梁,到各大队、各生产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反复征求听取群众的呼声和意见。回到公社,发动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集中讨论,各抒己见,理出全公社的工作思路和重点。经公社党委研究讨论作出了“修路通路、种树种草、产粮产油、不出不进”的决策,并广泛发动干部群众付诸实际行动。

修路通路。山大沟深,交通不便是这里的突出问题,直接影响着群众的生活和切身利益。他们祖祖辈辈靠两条腿行走,如今家有了自行车,队有了拖拉机,可无路可走,只好放着、停着、看着。就是为改变驴拉磨的落后状况,买钢磨磨面,可这机子靠人抬回来,才能安装使用。据调查统计,仅7个大队代销部进货运货,每年摔死牲口几十头,已经多少年了,上百头牲口为此献出了生命。面对这种局面,我们还能看下去吗?难道就无动于衷吗?很快刹车,很快改变这种状况,其唯一的办法就是修路通路。把修路通路当作头等大事、当务之急来干。我们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并吸收一些群众代表参加,再统一认识,再发动,再组织,全力以赴大战一个秋冬,修通到各大队及大自然村的公路。我们请了县交通局的技术人员设计测量,作出了修路规划。广泛发动干部群众很快投入施工。整个施工任务是,从头寨到塬边,从塬分两路,一路修到双坪牛岔、平岔、八岔去,一路修到泉坪、甘沟去,让这两条主干路通到7个大队59个生产队和一些自然村,全长1000多公里。施工实行统一指挥,分路分段包干,责任任务到大队、生产队,公社干部主要是做好协调和服务工作。我常到施工现场去,指挥督促联络,有时也干一阵活。奋战了5个多月,修通了路,实现了多年的梦想。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我们为自己能看到这一举动而十分自豪。路通了,大家的积极性可高哩,各生产队买钢磨、接手扶,各大队进“铁牛”,公社也同县上联系接来了东方红链轨拖拉机,铁牛“55”、“40”、“28”拖拉机,成立了拖拉机站,为全公社服务。公社还接了辆汽车,一通百通,路通了,一切都变了。山区人也赶上了新时代,这路将为当地老百姓带来福祉。第二年,天大旱,这里的人畜饮水发生了很大困难,县上统一组织汽车队向群众送水上门,这路正好派上了用场。群众又称“这是救命路”。

路是修通了,可无人无法再修梯田,梯田任务落空了。修路前,我到县上汇报过。县上领导的答复是,修路很好,梯田任务要完成。这就标志着要“双赢”,我就将计就计,把修的路折合成亩,上报县上一个数字,超额完成了梯田任务。

种树种草。这些山区地方,地域辽阔,大山荒坡,深沟大涧等自然条件,只好加以引导,充分利用,才能变成有益于植被和生态发展,还能发展林果业、养羊等畜牧业。我将这些想法通气给其他同志,他们也有相同的认识。到大队、生产队听取群众的意见,又不谋而合。于是,我们又作出了种树种草,发展林果业和养羊等畜牧业的决策。正好,双坪大队林场已经干出了样子,取得了这方面的经验。我们就以点带面,在全公社推广。在所有的沟壑大岔种上串根杨,让它们自然成长,不几年就成林了。在坝地、平地上种上香水梨、苹果树、还有花椒等经济林,增加集体和个人收入。在荒坡地里种上紫花苜蓿,发展养殖业。管好保护好大山,放羊、放牧、发展特色产业。只要坚持多年,必有好处。

产粮产油。人口少,土地多,靠广种薄收过日子是这里群众的老基本。对这老基本不能轻易丢掉,也要加以引导和利用。这就要发动群众,自发来搞。把他们几辈人的心血和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又返馈推广。深翻土地,畜水暴晒,实行轮歇倒茬,提高地力是第一条。积攒农家肥、多施农家肥,合理施用化肥,提高土地肥力是第二条。秋夏粮食搭配合理,既种小杂粮,又种玉米等高产粮,还种胡麻等油粮作物,在粮食品种上多样化、多元化是第三条。锄草松土,预防病虫害,加强田间管理,精耕细作是第四条。引进优良品种,陶汰老品种,实行科学种田是第五条。有了这五条,就一定会多出粮多产粮,有了粮就吃饱了肚子,解决了温饱问题,才能向小康迈进。

不出不进。这个提法从字眼上看是比较封闭,实际的意义是自给自足,减少折腾,有益百姓。正由于这些地方比较偏僻,交通不便,连粮站、粮管所都未设。群众辛辛苦苦干上一年,打不了多少粮食,还要人背牲口驮几十里路,去交公购粮。当年未完,来年又到,群众口粮接不上,又要吃返销粮,还是要人背牲口驮,到几十里路上打粮。这不是折腾老百姓么!是标准的劳命伤财。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一定要想个法子,为群众着想。从我在实地察看,从老百姓中了解,最好的办法就是给3年时间,让老百姓喘口气,休养生息,不交粮,也不吃回销粮,做到自给自足。我将这个想法和思考提到公社党委会上,提交给各大队干部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个切合实际的好办法。县上是否能同意。我又去县上向领导汇报,县上很重视,张生华书记亲自来调查研究,我陪同他走遍了全公社,也看见了很多状况,听取了好多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他当即决定同意公社意见,3年不出不进,休养生机,自给自足。这就让这里的老百姓过上了自由自在、自给自足的日子。

这里的老百姓非常淳朴,有两个人的两件事就足以说明并证明了这一点。我在办公室里,忽然,有人喊了声“报告”,不由人一惊,这还是我来这里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打开门一看,原来是我上高中时的语文老师武志戈,很快就请进了门。武老师是本公社泉坪大队人,放暑假他在家里。我问他有什么事时,他很直言:“来告状,告生产队长的状。”我问了问情况,还没问个究竟,他就一字一句地说了起来:“我是你的老师,你是我的父母官,生产队长打了我的妻子,打人是不对的;我妻骂了队长,骂人也不对。对他们俩都应当批评教育。”我听后只好向武老师表个态:“事情的来龙去脉、谁是谁非都讲清楚了,连处理意见都有了。就按武老师的意见办好了。”他很高兴,忙点头说:“好,我回去了。”说完话,他便转身走了。他步行20多华里路告状,又遇上了自己的学生,这就解决了问题。看!这多么珍贵啊!是位非常实在的文化人。

有位平岔的中年妇女,步行30华里路来到公社,找书记告生产队长的状。她走进公社的院子,我正好在院子里,她显得很困乏,口干舌燥的样子。我忙问她找谁,她顾不上回答,便走向水窖台,把住水桶就喝起来。我在一旁,忙劝她不要喝凉水,到我房子里,有开水,你喝吧。她一口气就喝饱了,忙着回答:“凉水喝惯了,还是这个解渴。”我叫她到办公室,问她有啥事。她问我:“你是张书记吗?”我点头回答:“是的”。她就开口了:“我上工迟了,队长大骂一顿,还要动手打人。我害怕,跑到公社来找书记。”我又问:“队长打了你吗?”她说:“跑的快,没打上,我害怕。”这时我全明白了,耐心地向她解劝说:“马队长我知道,他的人还是不错。你上工迟到了,批评一下是应该的。但不能骂人,准备动手就更不对了。打人没造成事实,我见了马队长说一声,以后注意。”她高心地笑着说:“这书记好见么,我也有错,一定同队长和好。”看看这些老百姓多朴实呀,跑几十里路,喝几口凉水,目的就是要几句公道话,暖人心的话。

难怪这里的老百姓说我是“好人,好书记。”

正当我得到这里干部群众的认可时,县上要调我去头寨公社任党委书记。县上有关领导试探我的口气,我明确表示“不去。”可时隔不到10天,9辆小汽车一辆辆开进了塬边公社的院子,有地委、行署领导,有书记、县长和县上分管领导及组织部,办公室的负责同志。真象是“大军压境”,一定要有大事。分管组织工作的县委副书记杨恺走进了我的办公室,态度十分友好,笑着对我说:“今天来的领导很多,都是朝你来的,要你去头寨公社任书记,你还是慎重考虑,去上任吧!”我说出了我多年说不出口的话:“你们认为我不适宜在水川区工作,调我到了山区。我干的好好的,又没有恳求你们,为啥又要调我去水川区?这不是在折腾人么!”杨恺书记点着头,表示同情,并给我说了些暖心话。我便当面表示:“各位领导就不必再费心了,我服从组织安排。”大家欢聚在一起高兴了一阵子。事后我就走马上任了。

1980年的最后两天,我在头寨公社上任当书记。这个公社原书记是个老资格,因和当地群众发生口舌受了辱,自动退位回家了。主任因选举未能选上。是个无头无绪的场景。我上任接了这么个摊子,一个人也没啥好举动,只能是组织“一班人”做工作。于是我到县上向县委汇报,自行组阁几个人,待县委批准后同步上岗。县委很快同意了我的意见。我在郭城公社工作时的同事牛汉儒任主任,我的汉岔乡亲,县法院副院长王建龄任副书记,从现有干部中提拔了两名副主任,秘书、会计是刚吸收的新干部,他们原是大队干部,有农村工作的经验。这就从组织上保证了公社“一班人”的坚强和团结。我这个“班长”,团结带领“一班人”,发挥各自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他们各分管一些工作,放手让他们大胆负责,协调处理一些问题。这“一班人”的作为影响和带动了全公社干部群众,很快就开创了工作局面,形成了各项工作有计划有举措有落实有成效的热潮。

积极推行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安徽小岗村人为全国开创了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全国各地都在学习推广。我们这个公社有川有山,川区有6个大队,山区有4个大队。按当时省、地、县的要求,山区可以搞包干到产,川区继续搞集体化。我是个青年人,思想解放,要搞包干到户就在全公社一次放开、都搞,不可能在一个公社两种政策。我把想法提到公社党委会上,提交给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和群众代表广泛讨论,大家认识一致,共同认为,现在到搞包干到户的时候了,人家很多地方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全公社普遍实行包干到户,势在必行。于是,我就没有请示县委,按大家的意见,全公社不分山川,一次性同步推开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大家很快就行动起来,算清结好集体账,按人头将土地、牲畜、农具等一次性包干到户,并造册登记,签定合同。并按生产责任制干得热火朝天。就在这时,风声传到了县上领导的耳朵,各公社也在议论。一时间,地委、行署领导,县委、县政府领导和一些县上部门负责人几十人,坐着5辆北京吉普车进了公社院子。他们一下车,顾不上我们接待,就气冲冲地召集我们开会,强令我们:立即停止在川区搞包干到户,并很快将已分下去的都收回来。这突如其来的一招,真叫人有些恼火,难以接受。我找这些领导说明情况,汇报我的想法,他们不予理睬,只让我第二天就行动起来。我心里明白,我们没有做错,我们是顺应干部群众的呼声,因势利导,还要进一步做好。所以,我就没有纠正的想法,只是想如何应付这波领导。躺在床上睡不着,没事在听收音机。不知是几点钟,忽然听到甘电台在播放时任省委书记冯纪新在河西的讲话,冯书记讲,在河西都可以搞包干到户责任制。我听后,心里亮堂多了,暗暗发笑。心想,好好睡一觉,等天亮了应付他们也有了底。第二天,我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们,他们半信半疑,打开收音机听重播,又找当时报纸看消息。当证实后,他们当即决定:全地区要在头寨公社召开推行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现场会议,通知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分管农村工作的县上领导、农业部门及会宁县各公社书记参加。在会上,让我介绍推广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的做法和经验。我由问责对象变成了先进经验的介绍者。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在全县全区全省全国普遍实行了,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解放了思想,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农业生产大发展。

积极探索新老灌区及山区的发展对策。这个公社10个大队,黄河水新灌区4个大队,关川渠老灌区2个大队,山区4个大队。两大类三种情况各不相同,必须深入调查研究,探索出各自有特色的发展对策。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根据我在郭城黄灌区的工作经验和塬边山区的实践,和当地干部群众反复商量,广泛认真地汲取他们的意见,探索出了三个不同地区各自发展路子的对策。

黄河水灌区,充分利用黄河水,实行科学灌溉,科学种田,引进良种,施用化肥和农家肥,增强地力,提高产量,多打粮食,多做贡献。

关川渠老灌区,还是要利用好祖历河水,坚持春灌为主,也搞些冬灌,以压碱肥地,易得苗生长,多施有机肥,以种小麦,高梁等作物为主,发挥老灌区的余力,争取好的收成。我到任的第一个春天,恰逢大旱,眼看要下种了,但没有水浇,地还是大胡基,干得无法下种。我到这些地里去时,老百姓躺在胡基地里等天下雨,等待有水灌地。我看着心都碎了,便带几名公社干部沿关川穿祖历河,步行到定西地区水利局找我在郭城当书记时曾下过乡的咸友仁局长求救。经他协商,在定西县启动了两眼机井,向我们关川放了些水。就是这些救命水,象是及时雨流在地里,甜在百姓心里。这样,就按时下种了。但这些不是长久之计,必须要从实际出发,找出靠自己能发展的法子。改老水田为旱地,轮歇耕作,多施农家肥,当旱地种;改良盐碱,深翻暴晒,铺压砂田;改种耐旱耐碱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粮钱一齐抓。这“三改”在老灌区推开后,干部群众有了希望,老灌区焕发了生机,收到了较好效益。

山区,为铁木山山脉。适宜种树种草,利用荒山荒坡和一股天然泉水,发展林果业和养羊业;适宜广种薄收,利用土地面积大和作务老经验,多种粮多收粮,争取粮食自足;适宜外出搞副业,利用兰宜公路交通方便和铁木山的旅游资源,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外出挣钱,瞄准铁木山得天独厚的资源,建立农家乐,发展旅游产业。这“三适宜”和“三利用”激活了当地山区人的心,打开了他们致富的门,引出了一条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生活水平的长远路。

积极组织铺压砂田,大力发展林果产业。这里无论是老灌区,还是新灌区,在川区都有河湾地和河滩地,铺压砂田得天独厚。有老传统,有新经验,铺压砂田种西瓜、籽瓜,裁果树,发展林果产业,形成规模,就能赚钱。当地干部群众都有积极性,自觉行动起来,冬天干,春天种,来年就有收益。从长远来说,是条发展之路,赚钱之路。

在这个公社工作时间尽管不长,但是为当地汉、回族百姓做了两件积功德的事,至今不由人有感而发。

支持铁木山恢复修整庙宇。铁木山是全国出名的佛教之地,赵朴初会长为此山题了名。由于各种原因,这里的庙字被拆除,山林也受到了破坏。我于1981年结合地名普查工作,对铁木山实地进行了考察,铁木山共有28座庙宇地址。当地老百姓,还有定西、通渭、汉岔等地群众有恢复重新修缮所有庙字的愿望和积极性,他们要自愿投工修建。当时的形势是不允许修建庙字,不能直接支持,要变通。这山上有天然泉水,出水量还不小,周边群众把此水当神水饮用。为了保护此泉水,让其发挥更好的作用,我让他们修建泉水池。向定西地区民政局局长索文秀要了2万元,公社又调拨50吨渠系配套水泥,要求当地干部群众动手修建。他们好像领悟了我的用意,积极性很高,很快投入施工。当我过了一段时间,来到铁木山,泉水水池建成了,大殿等庙宇在修建,28座庙宇陆续开工,逐步重建起来,东西两旁还修了水泥硬化路和台阶,为人们上山提供了方便。这里成了甘川两省,会、定、通三县的佛教基地和旅游的好地方。

帮助马家堡回民搞护坡保清真寺。马家堡是甘宁两省区回民祭祖的清真寺所在地,多年失修,河沿沉陷严重,影响着清真寺建筑群的安全。当地回民仅有400多人,生活又十分困难,不要说维护清真寺,就是每年一度的接待也让他们难以承受,我要找机会帮他们一把。当省民委主任,回族领袖马仲雍来马家堡检查时,我陪同他,并反映了这里的问题和困难。向他要了3万元钱1万斤救济粮。借此机会,发动当地回民自愿投工,其他地方的回民也募捐了一些。不到半年时间,修好河沿护坡,保住了清真寺,为当地回民带来了福祉。

我要从这里调离时,干部群众自发送行,不断央求:“我们需要这样的人当书记。”

注:该书在平台分四次连载,本文为连载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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