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晓峰：卅年心血铸一剑，斩棘披荆探幽微——评王辉斌先生《四大奇书探究》
中国古代文学历史悠久，内容极为丰富，这决定了其研究方法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大体上，这些方法可概括为阐释和实证两大类型。
王辉斌教授
阐释性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对作品的思想、艺术等成就做出切实、独到的揭示；实证性研究则旨在通过史料文献的考证整理以获得文本、作者等的真实信息、本来原貌。
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性也致使一个研究者很难研究这一学科的各个领域，而是不得不专攻个别领域，呈现出专深者有余，博通者颇为罕见的状况。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知名学者中，王辉斌先生则是以广博、多产和勇于提出新见著称的一位。他的研究纵跨从先秦到明清各个阶段，涉猎诗、词、散文、小说、戏曲多个领域，表现出宏通的研究视野和深厚的学识学养，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前辈学者。
《四大奇书探究》
王辉斌先生的《四大奇书探究》由黄山书社2014年出版，汇集了王先生前后近30年间发表的28篇论文，是他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部长篇小说数十年探索的结晶。
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四大奇书探幽”，共有16篇文章，重点探讨“四大奇书”的作者、作年、抄本、祖本、题旨等问题；下编为“四大奇书批评”，共有12篇文章，主要是对“四大奇书”的各种评点本进行研究，涉及成书年代、批评者、真伪、批评特色、批评年表等，内容颇为丰富。
通览全书，王先生主要采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来作细密的考证。对文献学的考证方法，历来褒贬不一，褒扬者称赏其质实有据，贬抑者批评其饾饤琐细无关宏旨。
《四大奇书研究》
但我们知道，古代文学是发生在古代历史的进程中，具有历史的客观存在性和真实性，对其研究必须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上，然后才能进行判断和评价。
基于此，在历史悠久的古代文学研究中，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的、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研究精神，这个精神就是传统学术秉持的依据材料、实事求是，也就是梁启超先生《清代学术概论》中所称许的乾嘉学派之正统派学风。王先生的研究方式显然是对清代朴学之风的发扬。
具体而言，笔者以为《四大奇书探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成就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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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观点独特，新见迭出
世德堂刊本《西游记》
在《四大奇书探究》中，王先生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独到的观点，新人耳目。
如《西游记》的祖本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杨致和《西游记传》、《永乐大典》本、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丘处机《西游记》、金陵世德堂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朴通事谚解》等，王先生《西游记祖本新探》一文中认为《西游记》的祖本是大略堂本《西游释厄传》。
文中以“江流儿”故事是否存在来考查何者为祖本。通过世德堂整理本中增补的“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逢仇报本”一回，进行江流儿年龄的推算，指出与第十二回、十三回、九十三回中三藏年龄上的多处矛盾，由此知世德堂本没有江流儿故事的存在。
而万历年间刊刻的朱本，在第四卷中较完整地述写了“江流儿”故事，那么朱本就绝非世德堂本的删节本。
陈元之《西游记序》
再者，陈元之《西游记序》中所称，唐光禄所采用的百回底本“凡二十卷数十万言有余”，而朱本仅有十卷，世德堂本的字数有80万，朱本只有13万字左右，相差悬殊，故朱本也不是世德堂本的底本，而朱本所删节的版本，很有可能是《西游记》的祖本。
世德堂本第一回的回前诗中最后两句“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那么《西游记》的祖本就应该是有“江流儿”故事，名为《西游释厄传》的本子。整理本注这句诗称：“《西游释厄传》——是较早的《西游记》传本之一。今所知、见者，有‘大略堂本’‘书林刘莲台梓本等’。”
“书林刘莲台梓本”即朱鼎臣的《唐三藏西游释厄传》，那么大略堂本很有可能就是《西游记》的祖本，而大略堂本梓行于朱本问世之前，书名又为《西游释厄传》，且书中又有“江流儿”故事，这恰恰符合《西游记》祖本应该具备的要素。
《唐三藏西游释厄传》
其后，王先生还勾稽史料，勾勒出大略堂本的大致面貌。
《四大奇书探究》中，围绕《西游记》祖本的问题有一组文章十分醒目，共有6篇，分别是《<西游记>祖本新探》《再论<西游记>祖本为<西游释厄传>——对吴圣昔“商榷”一文的质疑》《关于<西游记>祖本的再探讨——吴圣昔“评”文驳论》《四论<西游记>的祖本问题——吴圣昔“兼谈”、“错位”二文批谬》《五论<西游记> 的祖本问题——兼评吴圣昔<论西游记的“前世本”一文》《汪象旭与“西湖文人集团”——<西游记>祖本之“大略堂古本再探讨》。
这是《<西游记>祖本新探》一文提出《西游释厄传》是《西游记》的祖本后，吴圣昔先生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王辉斌先生开始与吴圣昔先生展开连番的辩驳，相当精彩。
王先生指出吴文“移花接木、混淆概念、曲解文意、武断作结、强作辩解”。通过一系列的辩驳，《西游记》的祖本问题更加清楚，《西游释厄传》的面貌也更加明晰。
王辉斌教授手稿
王先生提出的大略堂古本《西游释厄传》是《西游记》的祖本，新立一说，使这一多有争议的问题，更明确地向前推进一步，是具重要的学术史意义的。
再如《西游记》的主旨问题，在学界也有多种提法，主要有游戏说、心学说、金丹大道说等，王先生的《<西游记>题旨探秘》一文指出《西游记》的主旨是反映封建社会中人才备受压抑而无法实现自我价值的悲剧，这一观点也颇为新颖。
还如《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是作者的假名，有可能就是张国光先生认为的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写序的蒋大器。这种观点明确新颖的提法，在《四大奇书探究》中比比皆是，实实在在地推进着学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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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思考精审，辩驳有力
学术研究乃天下之公器。由于研究者文化背景等方面的不同，在材料使用、观点论证等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意见。由此，也就有了诸多的文章相互辩驳，即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称乾嘉学派：“所见不合，则相辩诘。”
李开先画像
从《四大奇书探究》可以看出王辉斌先生是颇善于写这类文章的，前文所述与吴圣昔先生的数篇辩驳文是很好的例子，再如在《金瓶梅研究四说》一文中，在探讨“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的问题时，王先生对徐朔方先生赞同的李开先说提出三点质疑：
一是李开先里贯为山东章丘，他平生未涉足枣庄一带，何以自称为“兰陵笑笑生”？
二是《金瓶梅》成书在隆庆二年与万历十三年间，而李开先卒于隆庆二年，无写《金瓶梅》之可能。
三是《金瓶梅》征引嘉靖和嘉靖前他人戏剧、小说、散曲、宝卷等数十起，故不能以征引李开先《宝剑记》作为探讨其是否为《金瓶梅》作者之根据。这些质疑颇为中肯，很有说服力。
其后，又有文《<金瓶梅作者为李开先考>质疑》对卜键先生的李开先说作了更为翔实的批驳。
李开先的《宝剑记》针对严嵩而作，时间是在严嵩去世十九年前，署名就是“李开先”，《金瓶梅》创作时，严嵩已死，李开先没必要惮于严嵩而用笔名“兰陵笑笑生”，况且《宝剑记》在当时是在社会上公开的，而《金瓶梅》当时是手抄本，流传不广，影响与《宝剑记》相比十分有限。
即使考虑到《金瓶梅》“淫乱”的原因，依现有材料，在万历前后指责该书的也不过只有三四人，故而“淫乱”不是《金瓶梅》不署“李开先”的原因。这个推断十分合理而且逻辑缜密。
《李开先全集》
其后，王先生又对《金瓶梅》是对《宝剑记》的所谓“照应、补充”问题做出否定。原因是二者体裁不同，谈不上“照应”和“补充”，又例举开封府杨府尹其人，在《宝剑记》和《金瓶梅》中完全是两个相反的人物形象，一个清正刚直，一个畏惧权势，由此可知，“照应”和“补充”说不成立。
论述至此，其实已经能够否定“照应、补充”说，但文中又对《金瓶梅》中移植《宝剑记》《西厢记》等作品文辞的“套化”现象进行了补充说明，指出这是古代诗文、小说常见的创作方式，无以证明《宝剑记》和《金瓶梅》同出一人之手。整个论述的过程，依据史实，立足文献，举证肯切，有力地批驳了卜著中对相关问题的论证。
王先生文中针对卜著李开先说的第二个证据李开先在生活上和西门庆有很多相同之处，提出质疑。文中联系整个文学史，指出作家们常借助作品表现自己的情怀，但无一例是把自己放在社会的对立面、美的对立面去描写和展示，所以卜著的第二个证据依然不成立。
卜著中把李开先与西门庆的妻妾“兼理乐器”，二人之园林建构过程相似作为论据，王先生指出这些内容在古代社会司空见惯，十分牵强，根本不足以作为论据。
卜著中还通过对历代诗歌中的“兰陵”一词做出笺释，来说明李开先故里章丘即《金瓶梅》中之“清河”“兰陵”实用荀子“废死兰陵”的象征意蕴。
王先生文中针对卜著中所引历代有“兰陵”的诗歌再次笺释，得出卜著的笺释大都为臆测之辞，不足为据。这里对卜著中的论据，以彼之矛攻彼之盾，作了针锋相对的辩驳，十分有力。
王先生的辩驳，是驳论据、驳论证，进而驳论点，逻辑缜密、铿然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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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立论有据，文献翔实
古代文学的研究向来是把文献作为立论的出发点，秉持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严谨治学态度，不作空泛之谈。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称：“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
《清代学术概论》
在《四大奇书探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王辉斌先生或立论、或辩驳，处处皆是以文献为据，言之凿凿，扎实可信。
《“憺漪子”是黄周星吗——为<西游证道书>批评者正名》一文是针对黄永年先生提出的《西游证道书》的笺评者是黄周星的观点而作。
黄先生的观点在学界影响很大，王先生归纳出黄先生否定汪象旭笺评的理由，一是高明一些的汪象旭，只是“书商”，不可能成为《西游证道书》的笺评者；二是汪象旭学养不够，不是他能写出的。进而指出黄先生的观点，都是由其主观认识所构成，并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材料进行佐证。
此中可见，王辉斌先生对文献在立论中意义的深刻认识。
黄永年点校《西游记》
进而，他通过考证，指出汪象旭著述颇丰，特别是他的《分类尺牍新语》表明汪象旭不仅是位文学家、藏书家，还是一位批评家，由此可知，黄先生的观点似乎是有些站不住脚的。
在探讨《金瓶梅传》为《金瓶梅》时，王先生以袁宏道《觞政》《与董思白》《与谢在杭》三文，以及谢肇淛《金瓶梅跋》、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袁中道《游居柿录》、屠本畯《山林经济籍》等作为旁证，文献扎实，殊为可信。
在《四大奇书探究》中，王先生还列有两个表格，一是《金瓶梅》早期抄本流传年表，一是《四大奇书及四大奇书批评年表》，这都是建立在信实的文献基础上而得，汇集了学界及他个人的研究成果，有质实的内容，惠及学林。
“四大奇书”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代表，王辉斌先生勇于破旧立新，围绕“四大奇书”研究中的热点、难点、疑点，对一些既有的观点进行辩驳，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同时，考证论述中难免会有见仁见智之处，有些论述和观点也还有再探讨的余地，这也恰恰表明《四大奇书探究》是一部观点新颖、颇具个性的学术著作。
《四大奇书探究》是王辉斌先生在古代小说领域数十年辛勤耕耘的结晶，是他为学术做出的又一可贵贡献。
2017年7月初撰写于山西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