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怀明：文凭的分量与尊严何在

说起来挺让导师伤心，也挺让母校尴尬的，当答辩委员会集体表决，全票通过，郑重宣布我的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建议授予我博士学位时，老实说，我一点儿也没有从庆贺的掌声中得到那种欣喜若狂、如释重负的感觉，反倒感到有些失落和悲哀。因为早在参加答辩之前，我心里就很明白，自己的论文肯定能够顺利通过，论文答辩会不过是一种隆重而体面的形式。说得不客气些，这不过是导师与同行好友之间的一次例行聚会而已。说心里话，甚至早在撰写学位论文之前，我就知道，自己通过答辩将不成问题，论文的水平高下并非关键，这全靠个人的人格和学术良心，要紧的是只要把字码够就行。

三年来自己视为神圣且苦苦追求的文凭竟以这样的方式来获得，心里的感觉有些象古典小说《西游记》里那个意味深长的结尾：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到达西天，但当他们欢天喜地的接取经卷时，竟然遭到传经人的勒索，结果，庄严的过程以滑稽的方式收场。这种荒诞的感觉并非个人的臆想，它来自笔者对中国研究生培养制度的了解。

相信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其实，对目前多数在中国高校里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来讲，在手持录取通知书、踏进学校大门那天起，他们都知道，自己三年后肯定会拿到博士文凭。其间，学校例行的所谓考察和筛选制度照例是一种敷衍了事的过场和形式，没有几个学生真正放在心上。据笔者多年在高校有限的见闻，还很少听说哪位博士研究生因为学术水平太低而被淘汰的，当然触犯国家法律或自动退学者除外。因为如果有谁真的被某一关卡住的话，比如外语不及格、没有发表过论文、毕业论文写不出来等，肯定会有一群热心人来为你忙乎，学校会放弃白纸黑字的原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师更是精神紧张，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个人的声誉，学生可是老师的脸面。笔者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那些博导们讲起，他们自己比学生本人还关心毕业论文的写作，一再催促学生加快进度，甚至帮学生修改的字数都超过了学生论文本身的字数。

想起来都感到荒诞，考取研究生时可谓百里挑一，历经艰难，但进入校门后竟如此容易混日子，录取通知书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毕业文凭，只要你在校期间不违犯国法校纪，不出思想或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全国那么多研究生，几乎百分之百都能顺利毕业，真的一个个都那么合格吗？恐怕就连种田的农民和制造电视的工人都知道这不合情理。但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研究生培养制度，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

如今，社会上曾经很向往的高校真的有些像解放前的大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下来，用功者可能已经在学术上登堂入室，小有建树，不用功者可能连学术的门径还没摸到；安贫乐道者可能得整天盘算每个月的生活开销，头脑灵活者则绝对是腰缠万贯，有的研究生打着学校的响亮招牌，住着学校不掏钱的房子，潇潇洒洒到外面去挣钱打工，这样的好事哪里去找。但这都没关系，在毕业找工作时，这都不是关键，因为现在研究生行情看涨，供不应求，而且在找工作时更多的还要靠关系，只要有个研究生的身份就行了，没有哪个用人单位真正关心你在学校的成绩。

不知道这样揭出高校研究生培养的老底是否有些残酷，笔者绝非得便宜卖乖，得了文凭才说风凉话，正因为自己是用功者一族，辛辛苦苦学了三年，对目前这种研究生培养方式的弊端才深有感触。不过，混日子也罢，做学问也罢，因为他们毕竟还要在高校里熬上三年，读研究生读成大款的毕竟是少数，多数还是靠教课、编书等兼职做苦力。

相比之下，那些政府官员或企业老板们的硕士或博士文凭则来得格外容易。因为现在国家有文件，在机关和企业里，有文凭者提拔较快，收入高，而且硕士、博士的头衔印在名片上也显得光彩，所以有不少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也来搭这班车。对他们来讲，攻读学位仅仅是个形式，十分简单，不过是报个名，交点钱而已。一切都不用他们操心，上课有人帮他们记笔记，考试有人帮他们通融，论文有人帮他们操刀。不用担心找不到人，想借机讨好领导，讨个一官半职或分套住房的穷文人多的是，有的想卖乖还害怕轮不上。听说在解放前，有些大家子弟上学，坐在课堂上，身边还站着仆人，送茶递毛巾，十分气派，其实现在的官员和老板上学时的威风绝对不比他们差，开着轿车到学校、边打手机边上课之类根本不算什么希奇事。

如今时兴市场经济，斯文也不值钱了，很多高校深谙此中之道，干脆抹下脸，专门挂牌子挣钱。对正式招来的学生不当一回事，却热心办班，因为办班有钱可赚。于是，什么单独招生、函授办班、联合办班等，名目繁多，反正不外乎你交钱，我给你文凭。据媒体报道，因社会上对研究生需求量大，明年研究生还要扩招30%。真不知道社会需要的是真才实料的研究生干活，还是仅要个研究生的牌子装排场，如果真的是后者的话，还不如各个学校根据自己的名气，将研究生的文凭明码标价出售，也免得浪费学校有限的资金，走无谓的过场。其实，说卖文凭话虽很难听，但现在许多高校培养研究生的方式与出卖文凭又有什么区别呢？不过是一个不合法，一个披着合法的外衣而已。

更令人痛苦的莫过于外国留学生拿中国的研究生文凭了。现在，许多高校纷纷创办海外教育学院，十分热衷于招收留学生，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留学生交的钱比中国学生交的多。当你辛辛苦苦攻读三年，看到自己所得到的文凭竟与一个连中国话都说不利索、文章都写不成句的外国留学生所得的文凭一样时，那种屈辱的感觉真是难以言表。这并非危言耸听。不信有关部门可以深入广泛地调查一下，如果严格按照学术标准，而不是因为是外国人加以照顾的话，有多少已毕业的外国留学生能真正拿到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的硕士和博士的文凭。但是，几乎每个留学生都心满意足地拿到了他们想要的文凭，回到自己国家去当汉学家，尽管他们有不少人连中国话都说不好，尽管答辩会上有些人连评委的问题都听不懂。但是他们有钱，他们是外国人，这就是通行证，他们照样在结束三年游山玩水的旅游生活后拿到和中国学生一样的文凭，而且拿的比中国学生更容易。

值得回味的是，中国的留学生在国外可是从来得不到照顾的，学校对他们的要求和对自己国家的学生一样，答辩通不过，文凭照样拿不到。是不是因为我们落后，看到有人到中国留学就感到受宠若惊呢？难道这样做就显得我们中国比外国更友好吗？这就是所谓的礼仪之邦的做派吗？效果恐怕正相反。透过对金钱的贪婪，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一种崇洋媚外的气息。真的让人感到悲哀，人们对研究生学位的神圣感与敬重感就是这样在金钱的铜臭中消解殆尽。

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对研究生的需求肯定还有很大的缺口，正是因为这种供不应求的局面，使研究生培养中的许多问题有些甚至是浮出表面的还没有被及时发现，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一旦有一天等我们将研究生的教育弄糟、弄臭，再想法挽救，恐怕为时已晚。其实，往深里看，这种严进宽出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与领导干部的能上不能下的现象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不过是同一种思维模式的不同表现而已。我们知道严格选拔，但不会严格筛选；我们知道制定制度，但不会执行制度。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从表面上看红红火火，往深里看弊端四伏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今社会上对中小学教育的指责甚多，弄得高考命题者如过街老鼠，如入雷区，动辄得咎，神经高度紧张。相比之下，社会舆论对研究生教育的批评还很少见，这也许是不太了解内情的缘故。一旦社会公众明白他们所景仰的硕士、博士是怎样培养出来的，笔者相信他们一定会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其愤怒的指责一定不会比对中小学教育的少。

其实，教育的改革不光是中小学教育和本科教育的事，研究生的教育更应该改革，而且是刻不容缓，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和未来。我们的研究生从数量上看，确实不多，但我们更缺乏真才实学的研究生。希望教育界的管理阶层能认真了解情况，痛下决心，切实办好研究生教育，恢复学位所应有的神圣和尊严，多几个踏实能干的建设者，少几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要不然，不客气地说，高校迟早要沦落为一个地地道道的高级游乐场和懒人混日子的养老院。

附记：

这篇小文发表在《粤海风》2000年第1期，比《一场乱了规矩的学术闹剧——说“核心刊物”现象》一文还要早一年，当时笔者博士刚毕业。十几年时间过去了，高校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培养质量到底是提高了还是下滑了？当年存在的乱象究竟改变了多少？相信明眼人心里都是有数的。就在笔者写这段附记的时候，又看到了几起博士生毕业论文抄袭的丑闻。

学术论文的评价与研究生的培养是衡量学术环境的两个重要指标，十几年间，学术研究的生态环境是逐渐变好了还是继续恶化了，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如今中国高校每年批量生产的博士数量已经是世界第一，每年研究生加导师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也是世界第一。这些第一到底是光荣还是耻辱呢？

2017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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