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儿红了
农历五月，夜里南风劲吹，桃园里的桃子红了。在南风中摇曳着、蹦跳着、微笑着；时而露出那动人的面靥，时而躲在深秀墨绿的叶丛中，偶尔露出点点羞红……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家和桃儿家的桃园是相连的，面积却没有桃儿家的大。我家住在园子北头，桃儿家住在园子的南边。每逢吃饭两家总往一处凑。但桃儿家人多，很少改善生活。我家常吃肉，桃儿是个馋猫，她一闻到肉香，总端着她那个小木碗来到我家，我娘总是笑嘻嘻地给她拨了半碗子。并且没头没脑地总说：“我的大媳妇应该多吃点，快快长吧！长大了娘要享桃儿的福哩……”
桃儿姓张，大名叫张钰桃。她父亲和我父亲都在一个学校教书。他们关系极好，是曾拜过把子的兄弟。桃儿家是富农成分。但我总叫桃儿的父亲“松叔！”，松叔平日里话不多，沉默寡语的，但很和蔼。因我和桃儿是“娃娃亲”，他曾多次给我父亲说：“桃儿早晚是恁家里的人，我不知道啥时就会倒霉哩……”松叔很喜欢桃儿，有时把桃儿抱起举得老高老高。每逢被我娘看见，我娘就高声厉叫：“快把孩子给我放下来！你这死松，吓着了孩子我就撕你的皮！”松叔笑着说：“我的乖闺女胆大，不吓慌！对吧？”的确，的确桃儿胆子很大，记得有一天看见一棵老杨树杈上有个很大的老鸹窝，她很快就爬到老鸹窝前，弄下来一大堆柴禾。
解放前，家乡有个旧风俗，两家关系好就可以“点干枝”。 所谓点干枝：就是指腹为婚。如两家所生的儿女是同性别，那就互认干儿子或干闺女。如性别各异，生的女孩就是男孩的“媳妇”。 幸好桃儿的母亲生下了桃儿，从此桃儿就是我未来的“媳妇”。 怪不得娘待她那么好，那么亲！
桃儿长得很好看，面若桃花，发如黛，深眸似童话，笑靥绽开，羞遍满园桃花。故此娘多次说：“俺老周家没坏良心，在人堆里挑了个好媳妇……”
桃儿家的桃园和我家的园子紧贴在一起，剪枝，施肥等管理桃园的事“自然”由桃儿的爷爷来负责管理。我和桃儿并肩站在一起，笑着看爷爷打理这些树。
每当农历五月间，桃子红了，我俩就同拉一领蒲草席子，放在园子的正中间，名为看守园子，实为去吃桃。桃儿最爱吃大白桃、五月鲜、大红桃、蟠瓣桃……
多数是她上树给我摘，哪个熟得透枝，长得好看，长得鲜艳，她就挑着摘下来，堆在蒲席上，然后她又用小扫帚把摘下来的桃毛打扫干净。给我递过去，陪着我一起吃。很多时候娘喊吃饭，我俩都装着没听见，因为吃桃吃得太饱，肚子根本就装不下。有时就把蒲席拉在大树荫下，两人同吃同眠。有很多次吃饱了，她竟头枕着我的腰舒舒坦坦地睡着了。有时，俩人头抵头探讨一些我们自认为世界上最大的事……
爷爷有时看到我俩睡在树荫下，总亲切的捻着胡子笑着，又害怕虫子会钻进我们的耳朵，多次用艾草薰驱虫子。
有一次，同村的几个孩子摸到园子里要偷摘桃子，桃儿看见装着睡着了，任凭他们去摘。我一看，大吼一声想吓走那些孩子们。可是桃儿紧紧扯住我的衣衫，不让我去驱赶那些孩子。原因是，爷爷多次说：小孩儿们嘴馋，摘几个也无妨！我认为：园子是我们的，不许外人来乱摘桃子。我俩开始吵了起来，惊动了两位母亲，桃儿她娘说：“哎呀！天塌了，一对小夫妻吵架哩！”当时我听不明白，晚上就问娘：“啥是小夫妻？”娘用手指狠狠捣了捣我的头说：“真是个笨孩子！”
到了入学年龄了，父亲两手扯着我俩去入学。我俩同班，但不是同桌。那时候封建得很，男女生总是楚河汉界般的，也只能是隔“河”相望，即便相望，也只是偷偷的瞟上一眼。
记得在二年级时，我的语文、算术都没有她的分多，年终发压岁钱，父亲给她一块钱，只给我二毛。我很生气——她只比我多考几分，父亲就如此偏心？！桃儿一看我生了气，就拉我去大街玩。我不去，她就跑到街上杂货店买了二毛钱的糖块，自己不舍得吃，全都给了我。我数了数：有二十个糖块。我问她为什么都给我？她附在我耳朵旁偷偷地，全身滚烫，无法再掩饰自己的羞怯，喃喃的说道：谁教“俺是恁媳妇哩！”
三年级时全县小学作文竞赛，我获得二等奖。县教育局给我发了一个精致的文具盒，还有一个大日记本。回来后，我就让桃儿挑选一种，可她说啥都不要。后来还是俺娘把文具盒给她送去了，那时我心里就纳闷，既然是我媳妇，咋能不要我的东西呢！
四年级下学期的一天下午，我和桃儿去参加义务劳动回到教室，发现教室的黑板上赫然写着：周绍显、张钰桃。我的名字写得大，压住桃儿的名字。并在名字旁写两个“子” 字，中间用一横道把两个字给串起来！桃儿一看，立马就找写字的同学。她听说是一位姓宋的同学写的，就扑上去给宋一耳光。宋的个头大，把她压在在地下。我一看，竟敢打我“老婆”， 我就骑在宋的脊背上双手开弓，正打在兴头上，我们的班主任高春枝老师来了，把我三个人拉了起来，每人批评了一顿。就在回家的路上，桃儿满口说我是个浑蛋！原因是两个男生压住一个女生，不是浑蛋是什么？
1958年反右开始了。没想到，老实本分不爱说话的桃儿父亲，竟成了右派。既然被打成了右派，那自然就要被送到一个农场劳动改造去。临走时，我和桃儿去送别松叔。大街上不少人表露出无奈和悲哀同情的眼光，也有人不屑一顾。临别，松叔拉着我俩的手说：“孩子，我对不起你们！你们一定要完成学业，做一个有出息的孩子。你们的终身大事，等长大了要操办好……”然后我俩看着他双眼噙着热泪离开了我们，我们哇的一声都大声哭起来……
1959年自然灾害来临了。 农场里的领导要拉紧阶级斗争这根弦, 每天除了劳动就是批判。那时叫“大辩论”, 实际就是人为的斗争和体罚，日子实在难过极了。松叔得知他的一位得意门生是新疆的领导，而他的这位门生在得知他的情况后，就来信让松叔到新疆去。夜里，松叔从农场偷偷跑回到家里，和我父亲商量着去新疆的事。当时我们两家都没有钱，父亲想尽办法，七凑八凑才凑了一些钱。当晚就骑着一辆破自行车送走了松叔。
松叔走后，农场有五个领导模样的人来到桃儿的家中，正巧我也在那里。有个干部手指着婶婶大骂着。我气极了，就和这个干部吵了起来，当时就有人要捆我，我父亲给人家好说歹好，才算了事。但临走还捎带走我家门前的两棵李红桃树。从此我家偌大的桃园也就遭到了灭顶之灾——被当时的大食堂毁了后当柴烧了。
自从松叔逃匿后，婶婶就成了挨整对象——她有两个身份：一是富农分子家属；二是右派分子家属。她每天除了劳动外，就是挨斗。桃儿见到我就哭！我曾经劝过她多次：要坚强，要振作！可她就是振作不起来……
而更严重的打击还在后面。1960年，生活更加艰辛，婶婶望着几个饿得面黄肌瘦的孩子，哭了一夜。天亮时，生产队长敲响了上工钟时，社员们发现我婶已经僵硬地挂在屋后的树上。婶子死后，是我父亲央亲托友地给婶弄了一口薄棺材，才草草埋在桃园边的地埂上。桃儿望着弟弟、妹妹，哭得死去活来。围观的社员们没有不掉泪的……
之后，父亲就把家中发生的事情写信告诉了远在天边的松叔。松叔来信了，说要让桃儿带着她的弟弟、妹妹去新疆。
前去新疆时，我母亲去宝丰偷卖了自己的首饰，父亲到神垕找亲戚又借了部分钱都交给桃儿，我们送她姊妹仨到许昌车站。车站上火车喘着粗气不时地释放着灰白色烟雾，快要开车了，桃儿忽然从车上跳下来向着父亲扑通跪倒，恭恭敬敬地向父亲磕了三个头后就马上回到车上，隔着车窗父亲千叮咛，万嘱托，到新疆后一定要勤来信。
火车拉着响笛飞快地向前奔驰，我沿着月台招着手嚎啕着疯狂的追逐着列车……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没结束，一打三反运动又开始了。由于我父亲参加过党的地下组织，护送过陈毅、邓小平等过汝河，被当时的“组织”污蔑是叛徒、历史反革命、阶级敌人。我给桃儿写了封很长的信，桃儿用歪歪扭扭的字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说：等到明年桃子红了，一定要把咱们的终身大事给办了，并叮嘱——不管千难万难，一定！一定……
1969年5月桃子红了。仍身陷囹圄的父亲就急着写信催桃儿，要她回来。他要亲手给我俩办终身大事，又让我亲自发了一封催她的电报，还让我到生产队的桃园里去买些桃子回来。他认为——桃儿很快就会回来的！
一天，二天，三天……过去了，我看看放在盘子里的桃子开始发皱了。我就给这些桃子不停地淋水。
七天、八天、九天了……，盘里放置的桃子尽管我多次淋水，它们还是烂掉了！可是桃儿还是没有回来！
终于有一天，我接到一封信，是桃儿的弟弟从新疆寄来的。我欣喜若狂地折开信，我惊呆了，木然地坐在地上……
原来，桃儿正准备回来时，松叔却因为太激动，突发心梗仙逝了！办理了松叔的后事后，为了准备我们的喜事置办简单的“嫁妆”，桃儿到兵团团部去借钱，可屋漏偏逢连阴雨，在她去团部借钱时，团部的一位无赖领导却把她给糟踏了。一向脾气倔强的桃儿，就一头扎进一口水塘中，等人们发现她时，她已经漂在水面上……
得知了事情原委后，我惊呆了！我泪如雨下。突然的打击，让我心中的一切希望都成了死灰和泡影！
我抱着头，呆呆地看着远方——老天啊！你为什如此不公，在桃子本该成熟的季节，你为什么如此残忍，轻而易举地就毁灭了我们的梦——
桃子熟了，而我的桃儿，你又魂归哪里？
作者(前排右)与当年的知青伙伴。
作者当知青时候的照片。
作者简介:周绍显，河南省郏县老三届知青，於1968年8月挿队于郏县安良公社三岔沟大队，1978年复招，考中河南省中医学院学习。后分配到许昌，因家中劳力不足，又调回至郏县。2001年退休，退休后曾任<<广阔的天地>>杂志的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