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书记憾

​买书记憾

谭宗远

这辈子爱好不多，闲时就好买买书，演演戏，写点狗屁文章。三样事哪样干得也不出彩。这里只说买书一项。

说起藏书，我就泄气。买书三十年（此为大而化之的说法，实际不止此数），若是旁人，收获定然大有可观，即使没有盈箱的明版清刻、民国旧书，也会有成柜的签名本、精装本、毛边本入账，让人馋涎欲滴，眼热眼红。我则不然，碌碌三十年，买的书倒是不少，堪称精品的却不多，套用一句口语：一般般。

三十年中，总有二十五年，我买书既不看版本，也不重品相。我一向认为，买书是为读而不是为藏更不是为玩的，因而从来没有几版几印、印数多少、精装与否的概念，只要是信得过的出版社出的，自己又感兴趣，就买下来。这样，我的书固有不少一版一印的，可二印三印、再版三版的也不少。这于读无碍，于藏就有些不大相宜。近年受时风影响，想稍稍讲宄一下，发现一些更早的版本，若价格不贵，品相尚可（最好是精装），有时也买下来，替换掉原先的那本。比起后印的，最早的印本自然更有说服力，也更讨人喜欢。再有品相，我也不挑剔，只要头尾俱全，不缺页短字，就认可。因而我的书中就有一些又脏又旧的、盖满了大小图章的、有油溃水迹的、卷了角折了边的、甚至缺少封面封底外面糊了一层牛皮纸的。现在，这样的书我是不会再要了。偶有例外，一定是因为书的其他方面吸引了我。比方近年买过一本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近代史料笔记丛刊》的一种，中华书局1960年12月初版，封面就缺了一块，按说不该要了，但因为这个版本不常见，书的其他方面完好无损，价格又低，还是买了。这是刘禹生七十岁以后忆写“从前所见所闻之事”而成的一部笔记，“随忆随录，篇幅不论短长，记载务趋实践”，可当信史去看。如《清陵被劫记》一篇，叙孙殿英盗墓事，洋洋万把字，尤其所附清侍郎陈毅的《东陵纪事诗》和耆龄、宝熙当时的日记（三人皆为清室所派大臣，专司收拾陵墓残骸、重新安葬之事），言之凿凿，足资取信。书系黒糙土纸印刷，也有“三年困难时期”处处将就的痕迹。这书近来一直放在我的枕边，就寝前读上一段，获益良多。

我买书缺少战略眼光，错过的好书不可胜数。有件事我最是耿耿于怀。那年我三十岁不到，一日在旧书店，碰见两本书，一本是师陀的小说集《果园城记》，一本是李广田的散文集《银狐集》，皆是民国初版，书品极佳，每本标价一元二角。两块四，今天真不算什么，可在八十年代初，我一个月只挣三十来块钱，就不是小数了，够一礼拜生活费哪。我把书拿起又放下，拿起又放下，犹豫了半天，还是放弃了。不久，广东人民出版社选印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新出了《银狐集》，我花四毛多钱买了一本，还不无得意地把这件事记述在一篇文章里，以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可若干年后我就后悔了，那两本书老在眼前晃，越想越悔，真想穿越时空把它们再追回来。当然，这只能是做梦，版本、品相这么好的民国书，可遇而不可求，一旦错过，就再也没有重逢的机会了。

我半生买书所以不称意，跟我乏人指点、悟性又差关系极大。多年来我只对当代散文感兴趣，买的多是1949年以后出版的散文集，这样狭小的眼界，势必把那么多的名家画册、经典古籍、线装书、外国文学名著等摒除在外了。进了书店，眼睛在书脊上跳来跳去，只对散文集敏感，漏书之多可想而知。若能遇高人及时指点，也许还可亡羊补牢，但长期的孤陋闭塞，使我终于没有及早回头，以致一误再误，坐失良机。近些年好书难觅，书价奇昂，要想把失掉的书捞回来，怕是势如登天了。

即便是散文集吧，精装本、签名本应该也很不少。可是这样的机缘我也没有抓住。我买书误区有二，一、有平装有精装，肯定买平不买精；二、已经有了的书，以后碰见就不再翻动了。前者是图省钱，后者是嫌麻烦。结果，印数少的精装书我少之又少，也放过了许多签名本。即便赶巧见到了签名本吧，也不是都拿到手了。一次在书店见到一部《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上下册，是叶圣老签赠给范用的，定价两元五角。我身上没这么多钱，只好蔫蔫地把书放下，骑车赶紧回去取钱。前后也就半个多小时，回来再找这书，已经被人买走了。当时那个懊恼就别提了，为什么不先把书交给营业员代存再回去取钱呢？怎么就这么榆木呢？只好归咎于与此书无缘，心才稍稍放宽了些。

买书三十年，净是教训-深刻的教训。我惟有感叹自己连买书这么简单的事都干不好，不是无能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