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脑溢血还能抢救，明朝全身器官功能衰竭抢救也没用了
北宋灭亡和明朝灭亡的情况很不同。打个比方说，北宋是脑溢血，抢救及时所以又续命成功了，而南明则是久病不愈，最后器官功能衰竭，所以抢救也没用了。
北宋的灭亡是猝死。虽然宋徽宗时期大兴土木，又耗费民力大举进攻西夏，和金国夹击辽国，收复河北之后消耗大量钱粮去维持，但总体而言，北宋的综合国力在徽宗时期仍然是鼎盛期，国家总体来说是比较富裕的，老百姓生活水平相对也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在蔡京当权的时期，利用国库充裕，为了收买人心，搞了不少社会福利，所以人心还是没有背弃北宋的。
宋金夹击辽国之后，金国大举入侵，第一次分两路进攻，一路从河北，一路从河东，围攻北宋都城。但在宋军的顽强抵抗下，金军第一次入侵在掠取大量金银财宝之后就主动退兵了。两年后金军再次大举入侵，宋朝举措失当，作为当时宋军精锐的河北兵和西军都被金军击败，金国又用钓鱼的办法，以和谈的名义先让宋朝把公卿大臣送到金军中，接着要挟送皇子，后来又要求皇帝亲自去。这些人去了之后，又被金军扣押下来，最后全部作为俘虏被金军带回东北老家去了。
在这个过程中，华北地区的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到处都出现了老百姓自发组织的抗金队伍，虽然战斗力比较弱，但至少表明人心尚在，民气可用。所以，在北宋宗室王公被金军一网打尽之后，硕果仅存的康王赵构很快就成为全国抗金的统帅，并没有出现什么异议。无论是还在华北各地坚持抗金的宋军残部，还是各地蜂起的老百姓自发组织的抗金军队，都是承认赵构的领导地位的。
明朝的情况就不同了。
明朝从万历时期就开始由盛转衰，政治上比较腐败，朝廷内部党政不断，先是东林和三党斗争，后来是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与东林的斗争，一直在折腾。辽东局势在萨尔浒之战后急转直下，但放弃辽东，退守山海关为核心的关宁锦防线仍然是成功的，只要明朝内部团结统一，与后金先议和，减轻长期持续的军事负担带来的财政压力，不要过分消耗民力，局面是不至于急剧崩溃的。
但明朝舍此不取，辽东前线的战守和始终受制于朝廷的党争，甚至皇帝也不能乾纲独断，要受到朝廷和士林舆论的胁迫，所以内部始终不统一、不团结，在对辽东的问题上一直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结果一败再败，辽东局面不断恶化，作为明军当时最精锐的边军也分批投入辽东战场，先后被后金消灭，能征善战的大将也在辽东战场不断牺牲。所以，到后来明朝的局面就是不但缺乏合格的统帅，也缺乏能征善战的大将，更缺乏有战争经验的军队了。
更为严重的则是，从万历时期开始，不仅万历三大征对国家财政消耗得非常严重，而且皇宫重修，也消耗了大量国家财政。后金崛起后，辽东局势急速恶化，日甚一日，朝廷在辽东与后金的战争也陷入了旷日持久的状态，对朝廷财政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为了支持在辽东与后金持续作战，明朝只能加征辽饷，从而又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进一步激化了老百姓与明朝朝廷之间的矛盾。因此，从崇祯登基之后开始，不断出现民变，后来发展成了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
尤其是在努尔哈赤死前、皇太极在位时期，后金连续遇到天灾，内部矛盾也在激化。为了向外转移内部矛盾，后金的策略就是不断入侵明朝，尤其是在皇太极时期，四次绕过关宁锦防线，从蒙古突破长城防线，直接进逼北京，在北京周边地区大肆劫掠，以抢掠的钱粮来缓解内部矛盾。这个时期的后金实际上也特别希望与明朝达成和平协议，在袁崇焕守辽时多次致书求和，甚至在第一次围攻北京时也不断写信给崇祯，希望议和，但明朝始终没有做出回应。后金于是持续入侵明朝。
总的来说，明朝这时候就是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局面。后金因为受到天灾，只能通过对外扩张和侵略来缓解内部矛盾，而明朝首当其冲成为其主要转移内部矛盾的对象。明朝在辽东的局面越是恶化，就要更进一步加重对老百姓的赋税负担，从而进一步加剧明朝与老百姓之间的矛盾。官民矛盾激化，最后演变成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整个江淮以北地区几乎都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明朝的财政更加依赖南方地区，南方地区的赋税负担也就更加沉重了。
所以，从万历到崇祯时期，明朝的内部矛盾不断加剧，而所有的内外矛盾最后都转移到了老百姓身上，变成了老百姓的负担，明朝的统治也就越来越不得人心。而李自成最后能够以摧枯拉朽之势从陕西一路杀到北京，攻破北京，覆灭明朝，最重要的原因也就在于，明朝内外政策失当，已经完全丧失了民心。而李自成之所以能够得到华北地区老百姓的支持，也就在于及时调整政策，放弃了早期的无差别劫掠政策，逐渐变为主要劫掠地主阶层，对老百姓则给予减免赋税的优待。
从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是李自成推翻了明朝的统治，不如说是华北地区的老百姓主动抛弃了明朝。而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又是明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对老百姓的盘剥不断加重的结果。明朝建立之初，之所以能够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就在于其轻徭薄赋的政策，但到明朝灭亡之前，已经完全背弃了这个朱元璋留下来的根本国策。也就是说，首先是明朝自己没有把老百姓的死活放在首要位置上考虑，抛弃了老百姓，后来自然也就被老百姓抛弃了。
在南渡之后，南明不仅没有迅速调整政策，反而怙恶不悛，一边是延续了明朝灭亡之前的党争格局，也没有及时减轻老百姓负担，挽回人心。尤其是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南明缺乏统一而坚强的统一领导，没有抓住李自成撤退之后华北地区出现的短暂的机会窗口期，坐失在江淮地区建立稳固防线的宝贵时机。尤其是在南明不断内斗的格局下，被清朝抓住机会各个击破，各地蜂起的抗清势力也未能得到有效整合，就被清军分别消灭了。
实际上，从永历能够以数量并不算太多的军队还能在西南地区长期坚持斗争，而清军反复围攻始终未能得手的情况来看，清朝在入关之后，尤其是在渡过长江之后，实际上兵力已经不足，只要南明内部统一，消弭内部纷争，共同抗清，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而永历之所以成为南明各势力中坚持时间最长的，原因也就在于内部派系没那么多，党争不如福王政权时期那么严重，内部相对来说要更加统一和团结一些。
在这里也顺便说说东晋能够保住半壁河山的原因。
西晋的灭亡同样是源于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争斗，如果没有八王之乱，朝廷内部始终保持团结，即便是已经迁居内陆的五胡，实际上也不可能登上历史舞台。与其说是五胡之乱消灭了东晋，不如说是八王之乱先造成了西晋的崩溃，才为五胡之乱的出现提供了机会。而在西晋灭亡的时候，华北地区尚在混乱之中，前赵与后赵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北方也还有残存的西晋军队在坚持斗争，并未出现类似金国和后金那样正在崛起中的统一的政权。也就是说，东晋南渡的时候，北方正忙于内斗，无暇大举南侵，才为东晋形成偏安的局面提供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