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影响我的外国画家

　　巨匠伦勃朗无论如何是首先要供奉的，但他老人家毕竟离我们已非常之遥远，对他画里面那个时代浓重的宗教气息，我还是无法掩饰自己的一丝压抑。与这位巨匠之间，我以为除了缅怀他的非凡技艺外，已没有了多少实际的事可做。

　　有这么一个脸庞，如刀刻一般，其五官在光的闪烁下，变得无法辨认，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你可以凭着这张脸上依稀残存的痕迹，稍稍通过一些阴影的提示，你就会感觉它们的全部存在。

　　这就是罗马尼亚人柯内留·巴巴充满魅力的神秘演绎。巴巴是我首选要说的外国画家，这个读哲学出身的大画家，深深地吸引着我，足足影响了我很长的时间，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才慢慢离开了他。我怀念他，但使命感催促着我，使我不得不抬起自己的腿，迟缓地迈出去，独立地面对一切。和伦勃朗一样，巴巴也是一位致力于用光的大师。但他绝不是伦勃朗光环里的补光，而是完全属于自己的那来自故乡克拉约瓦的光芒。巴巴有过人而又概括的塑造能力，依我看来，和他同时代东欧的许多有名的人物画家，几乎无法与之作真正的较量。他所描绘的人物，习惯在他自己营造的黑暗里行走，显得那么深沉、那么经典。如果说伦勃朗用烛光来渲染画面是出于时代的无奈，那么处在核电时代的巴巴却仍然执意要去沿用烛光，就耐人寻味了。我想，这个深刻的人绝不会仅仅是为了怀古。我以为，他之所以这样表达，恰好揭示了他内心世界深深的悲剧意识和救赎愿望。

　　我有一点不明白，像巴巴这样杰出的画家，竟然在西方编撰的世界艺术史里没有一席之地，这显然是不公正的。这样的不公正还波及到整个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可怕的偏见。

　　由于历史的原因，使我年轻的时候唯一能接触到的是俄罗斯画风。我很喜欢俄罗斯，辽阔而大气，深沉而忧郁，白夜、近卫兵临刑的早晨、托尔斯泰的火车站、徘徊在涅瓦河畔的自由思想等等。我那时候经常穿梭于列宾和苏里柯夫之间，揣摩他们宏伟的构想和技法。后来发现谢罗夫似乎比他们更好一些。现在，很多年过去了，对于他们的技艺我已不怎么关心了，但俄国知识分子崇尚良知的传统将伴随我一生。

　　还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十分注意前苏联时期的四位画家。他们是莫伊申科、柯尔席夫、特加切克兄弟俩。可以这么说，我内心的英雄主义最初来自于他们。莫伊申科的《红军过村庄》画得才华横溢，使我第一次感觉到，迅捷的笔触可以表达到如此的淋漓尽致，为我日后自己的自由挥毫有了心理的准备。柯尔席夫的《红旗》凝重深刻，震撼人心，让我感觉到精神力量在大幅创作中的重要性。特加切克兄弟俩的《战地阅读》、《面包》里生动的方笔触和形式感，成为我自己日后创作中讲究形式感的启蒙。可惜，这批了不起的画家似乎都出现了过早衰退的现象。也许是他们太自信了，他们以为单凭自己的能力，便可将西方现代艺术中的形式融入自己的画面。结果没玩好，反而弱化了自身。我以为，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西方现代艺术手段其实是无法融入社会主义题材的。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在语言的解读上出了问题，也就是误读。他们的不幸，使我告诫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引起足够的警觉。

　　时过境迁。现在，从事艺术的人们已完全淡忘了曾给中国很多教益的俄国画风（包括前苏联），世俗使他们选择紧俏的美国货色，势利使他们对俄国艺术讳莫如深，避之唯恐不及。有时想到这里，不免感到这天地之间有些寒冷，有些悲凉。我不由得打一寒噤。

　　在法国印象派诸画家中，大艺术家德加是我最为崇敬的一位。他生前请人在他死后的墓碑上刻上这么一句墓志铭：“安睡在这里的人一生爱好素描。”把一句类似工作留言轻描淡写地拿来作为铭文，足见这个贵族出身的艺术家是多么的孤高和恬淡。连谢世都那么悄然，你还能说什么?你一定能在他的作品里，处处感受到那种不事张扬的高贵气息：有教养的举手投足，温文尔雅，手感把握松松的，适度用力，点到为止，不紧不慢解决难度，懒懒散散的，一不小心就完成了一件经典名作。由于家底厚，他不必靠卖画打发日子，可以悠闲地玩他照相机式的瞬间和定格，笃笃定定画他觉得有趣的东西。凡是好的画家，其实都是素描高手，但未必一定要做素描专家。德加也一样，他不过是运用他的素描能力将画面里的一切收拾得服服帖帖，仅此而己，没有别的意思。我以为，画画要讲究品位，因为，它单靠画是画不出来的。

　　我还十分偏爱法国“纳比”室内画派的波纳尔和维亚尔，两个钟情于表达中产阶级阳光生活的绅士。画面里的色彩、构图、情趣是那么奶油、闲适、赏心悦目。分别来看：波纳尔是色彩堆得丰富一点，笔触分量感重一点，气魄大一点；维亚尔则是形式考究一点，斯文诙谐一点，调性更高级一点。对我来说，我的画之表达，是我对理想主义和使命感的一种精神上追求，但这不是我创作的全部内容。我就像意大利烧炭党人一样，一方面从事“革命”，一方面照样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我还很想有些诗意，有些罗曼蒂克……因为我毕竟是个凡人。美丽的艺术表达对于我来说有着挡不住的诱惑。魏玛时期的贝多芬不也要去致爱丽斯吗？

　　当年，还是年轻人的毕加索和布拉克，为了面包和渴望成名，整天东奔西突，冒险和玩世不恭，在动荡的巴黎正巧暂时平静的时候，利用塞尚的技术和几何体玩出一种新把戏（后来被称为立体派），使公众跌破眼镜，终于等来了幸运之神的降临。我以为他们是天才，但我的内心还是想说，他们是侥幸大于创造。很多年过去，到了今天，轮到我们看到立体派的时候，它已是一件古董，就像上流社会沙龙里玩的一种高级游戏，巧的是这种游戏我也很喜欢，因为玩起来很讲究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