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小木作玉虫厨子，以其作为早期佛教遗物的重要性而闻名，日本美术史与建筑史学界对之有较多的分析研究，国内学界亦有刘敦桢译注的《玉虫厨子之建筑价值并补注》[4]一文，可借之对玉虫厨子背景及基本分析有大致了解。玉虫厨子在早期东亚建筑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对中国早期建筑的研究也尤具意义，本文从东亚背景及样式史的角度试作梳理和讨论。
一 性质与特色
玉虫厨子是日本古代早期工艺美术的珍贵遗物，法隆寺所藏，原安置于法隆寺金堂内，现移至法隆寺大宝藏院。从整体上来看，玉虫厨子外观模写佛堂，是一座置于须弥座上的小尺度木构殿堂模型，集建筑、雕刻、绘画和工艺美术于一身（图1）。玉虫厨子之称，正是因其以玉虫羽翅为饰而名。
图1 玉虫厨子的整体造型（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所谓“厨子”，与柜相似，二者差别在于开启方向的不同，一般而言柜者上开，厨为平开。文献记曰：“柜似厨，向上开阖器也。”（源顺《倭名类聚抄》卷四柜条引蒋鲂《切韵》。）厨子用于安奉佛像，即是佛龛。厨子也成为安奉佛像的厨柜专称，日本《下学集》（室町时代）云：“厨子，佛舍”；《禅林象器笺》云：“龛，安像之柜，即厨子也。”后世直至明清仍沿用“神厨”名称。早期厨子多以帐饰，故南北朝以来又称厨帐（《南史·梁宗室》萧明传：“太清元年，为豫州刺史，百姓诣阙，拜表言其德政，树碑于州门内，及碑匠采石出自肥陵，明乃广营厨帐，多召人物，躬自率领牵至州。”又，《南史·梁武帝·禁止私利诏》：“至于民间，诸求万端，或供厨帐，或供厩车，或遣使命，或待宾客，皆无自费，取给于民。”此是南北朝时以厨帐供像之例。）。安奉佛像的厨子称佛帐，然至南宋时仍有称作厨子的（南宋《校定清规》：“暂到随大众后，巡半堂，至后门对圣僧厨立。”）。帐是古代室内小木作的前身，早期寺院殿堂内盛行安置佛帐和圣僧帐等（唐·段成式《寺塔记》：“长安坊安国寺……（僧像）移就堂中，侧施帷帐安之。”）。唐以后小木作佛帐，即由早期的厨帐演化而来，《营造法式》小木作制度专有佛道帐一卷。法隆寺玉虫厨子作为早期小木作佛帐，不仅可以认识早期小木作的特色，且根据小木作“小物大作”的特色，对于认识早期大木建筑亦具有重要价值，玉虫厨子成为日本美术史与建筑史的重要研究对象。关于玉虫厨子的制做年代，文献中无明确的记载。日本《古今目录抄》（《古今目录抄》，日本镰仓时代僧显真著述，内容为法隆寺记录及圣德太子秘传等，书名又称《圣德太子传私记》、《太子传历》，是关于法隆寺的重要史料。）（13世纪初）谓：法隆寺金堂“向东户有厨子，推古天皇御厨子也。其腰细也，以玉虫羽以铜雕透唐草下卧之。（自注：此橘寺灭之时所送也，一万三千佛，御高七尺）其内金铜阿弥陀三尊御，其盗人取光二许所残也。”又，《白拍子记》(1364年)谓其“推古天皇御厨子也，置金铜弥陀三尊以为本尊像也”。故有依由上述记载推测，玉虫厨子为日本飞鸟时代（553-644）推古天皇（554-628）时御物，初置于橘寺内，寺灭后移于法隆寺金堂。又据日本天平十九年（747年）《法隆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中所记载的“宫殿像弐具”，其中“一具金泥押出千佛像”。如果此即指的是玉虫厨子的话，那么可知至少8世纪中叶的天平十九年以前，玉虫厨子已移至法隆寺金堂内。通过玉虫厨子形制和样子的分析比较，有认为其制做年代为7世纪初（关于玉虫厨子的制作年代，有学者通过与法隆寺金堂释迦三尊台座（623年）相对照，其风格更为古远，因此推测年代不可能比后者晚，其制作年代可能为七世纪初。见：文献[3]：25.），此与推古天皇御物说吻合，而日本学界一般认为是七世纪后期之作[7]。玉虫厨子所表现的建筑样式，与法隆寺建筑相同，这一样式被日本学界称作飞鸟样式，是日本输入中国佛教建筑后最初形成的建筑样式。根据历史背景和样式分析，飞鸟式建筑的源流应在于中国南北朝建筑，即六世纪前后的南北朝建筑技术，通过朝鲜半岛三国而传入日本，形成日本最初的中国体系建筑样式。这一时期的建筑源地与传播途径甚为复杂，北朝与南朝的影响，交杂积淀于朝鲜半岛三国，故传入日本后所形成的飞鸟建筑样式，因而也呈现出滞后、交杂与混融的特色。但总体而言，玉虫厨子所表现的飞鸟建筑样式的早期特征是十分显著的。日本学界甚至有认为精美的玉虫厨子为朝鲜半岛的百济所献或南朝所制（日本建筑史学者关野贞推测，此厨为推古天皇御物，因其制作精巧，或疑来自百济或南朝。见：（日）饭田须贺斯. 中国建筑对日本建筑的影响[M]. 东京：相模书房，1953：22.）。小木作玉虫厨子的仿宫殿式特征，具有作为建筑模型的重要价值。其建筑样式特征是分析大致同期建筑的重要参照。历史上家具、小木作的发展，无论是结构还是造型，都与同时代的建筑相关联。以朝鲜半岛三国及中国南北朝为渊源背景的玉虫厨子，其反映的早期建筑样式更具意义和价值。在建筑样式上，玉虫厨子与法隆寺建筑具有相似和一致的特征。通过与法隆寺建筑的比较，玉虫厨子在诸多方面传承和表现了日本飞鸟样式的典型特征。最突出的是云栱形式，其它如两段叠合式屋面做法、简洁铺作形式、转角铺作做法、皿斗以及鸱尾、须弥座样式等，都反映了早期木构建筑的典型特征（图2）。
图2 玉虫厨子的正、侧面造型（图片来源：东京美术学校. 法隆寺大镜(第三册)[M]. 东京：大塚巧艺社，1932.）玉虫厨子由上下两部分构成，即下部须弥座与上部小木作殿宇，总高2.23米。上部殿宇在构成上，下设壸门基座，正面设台阶。殿宇面阔、进深各一间，正面面阔48厘米，侧面进深36厘米，高50厘米。正面及两侧面各设一双扇门。单檐厦两头造，翼角微翘，平行椽形式。出圆形檐椽，无飞子。殿宇四柱方形，比例细长，立于柱底枋木上，同定兴北齐石柱小殿的柱脚构造形式。柱头施阑额与普拍方（图3）。
图3 玉虫厨子正立面图（图片来源：奈良六大寺大观刊行会. 奈良六大寺大观·法隆寺[M]. 东京：岩波书店，2001.）厨子殿宇饰斗栱与鸱尾，柱、枋、楣等构件上施金铜透雕带板，其下贴玉虫羽翅为饰。厨子板壁黑漆底上绘彩色图像与纹样。厨子整体用材为桧木，屋面用青铜制筒板瓦，鸱尾亦为青铜制，轮廓柔和，表面浅雕羽毛纹饰（玉虫厨子鸱尾原物已盗失，现鸱尾虽为仿制品，但忠实地仿取了原样式，仍具形制意义。）。玉虫厨子的屋顶形式，反映了早期木构殿堂厦两头的特色，即由主体悬山四周加庇檐而构成，表现为上下两段叠合的形式，这在中国汉至南北朝时期建筑上多见（图4）。同为飞鸟样式的法隆寺金堂厦两头造形式，在构造上也仍存两段叠合式遗意（图5）。这种两段叠合的歇山构成形式，中国大致在隋、唐以后渐融合为一体化的整体结构形式，日本在法隆寺以后的建筑上，也不再见有这一做法。
图4 早期两段叠合式屋顶形象（图片来源：集图自绘）
图5 法隆寺金堂屋顶构造形式（图片来源：（日）西冈常一.法隆寺世界最古の木造建筑[M]. 东京：草思社，2004.）玉虫厨子装饰丰富，做工精致考究，集建筑、家具、绘画和工艺于一身，是日本早期小木作工艺的珍品。早期小木作工艺的装饰特色，除木作造型及相应工艺之外，还运用绘画、镶嵌及贴挂等多种装饰手法，通过造型、质感、色彩和纹样等形式达到丰富的装饰效果。玉虫厨子的装饰手法即甚具特色。所谓玉虫厨子之称，正是来自于其以玉虫羽翅为饰的特色。“玉虫”是指一种小巧美观带有彩色硬翅的昆虫，在厨子殿宇的装饰金铜透雕带板下，嵌贴玉虫羽翅作为装饰，别具特色。早期小木作的金具装饰亦是一显著特色，中国早在汉代即有帐角金龙等，早期寺院小木器物装修上，亦多镶缀以金铜饰物，如宝盖上饰以金铜幡等。玉虫厨子的特色表现在其柱、枋、楣等构件上，遍饰金铜透雕带板，表面雕饰精致的忍冬卷草纹样。此外，椽头镶饰金铜璧珰，厨子门扉背面及殿内壁上满饰众多铜板压制的小佛像。金具镶嵌形式极具装饰效果（图6）。原厨子内本尊应为金铜弥陀三尊佛像，然被盗，今已无存。
木作表面的金玉镶嵌、缀贴装饰，应是汉魏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一个特色，如汉文献所记的“裁金璧以饰珰”（汉代以来流行以玉或金属装饰椽头。《文选·班固·西都赋》：“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饰珰。”）。隋唐喜用金玉镙钿镶嵌为饰，隋炀帝观文殿香床，即以缀贴金玉珠翠为饰（《烟花记》：“隋炀帝观文殿前两厢为堂各十二间堂，每间十二宝厨前设五方香床，缀贴金玉珠翠。”见：《古今图书集成·考式典·帷帐部》.）。玉虫厨子的绘画装饰特色亦很突出。厨子整体以黑漆为底，其上描绘各种图像和纹样，主要是佛教相关题材。厨子上层殿宇正面门扇上绘二天像，左右两侧门扇上绘菩萨像（图7）。厨子下部须弥座中间柱状束腰部分的四面版壁上，漆绘了四个主题：须弥座正面绘“舍利供养图”，背面绘“须弥山世界图”（图8），左右两侧绘有表现佛本生故事的“舍身饲虎图”和“施身闻偈图”（图9）。厨子的绘画题材，表现了其作为佛龛的装饰特色。
建筑史上玉虫厨子的价值在于其表现的早期建筑样式，其形制样式与法隆寺建筑有甚多相通一致处。作为小木工艺品的玉虫厨子，虽不一定完全忠实地反映实际建筑的样式，但在性质上可视为较为写实的木构殿堂模型，对于缺乏形象史料的早期样式史研究而言，玉虫厨子无疑是一珍贵难得的参照实例。若将玉虫厨子的比较置于东亚背景下，则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以下根据构架、斗栱、须弥座、鸱尾等方面所反映的样式特征，分析玉虫厨子与东亚早期建筑样式的关系。构架整体稳定性的追求，一直是中国古代木构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而木构架的整体稳定性，又以柱头联系最为关键，从而演化出相应的构造做法和补强措施。实事上，中国木构稳定技术发展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柱头联系不断强化的历程。柱头构造节点的变化，既反映了技术的进步，也表现了样式的时代特征。建筑史上柱头联系由弱至强的变化，其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其一，强化柱头间的直接联系，其二，补强柱头间的联系构件。柱头联系的方式可大分作间接与直接两类。柱头上栌斗连枋的拉结为间接联系，柱头间阑额的拉接则为直接联系。南北朝是柱头联系做法变化的转折时期。早期北方柱头间联系薄弱，仅依柱头栌斗连枋的间接联系。约在北朝末及隋代前后，直接连接柱头的阑额做法出现，改此前柱头的间接联系为直接联系。由于阑额对柱头间的直接拉系作用，显著增强了构架整体的稳定性，并相应地形成了这一时期建筑样式的显著特征。然尽管柱头阑额早在北朝即已出现，但直至初唐、中唐仍可见早期柱头栌斗连枋形象，这表现了柱头交接做法的交叉与滞后性，二种形式有一定的并存时期。柱头构造节点变化的另一趋势是柱头间的联系构件的强化，其表现一是阑额构件的强化，如重楣做法、增大阑额尺寸以及改进阑额榫卯；其表现二是增加柱头联系构件，即普拍方构件的出现。比较玉虫厨子柱头构造形式，虽其阑额仍为早期的单材小额形式，但却出现了时代偏晚的普拍方构件，这成为玉虫厨子的一个显著特色（图10）。由于单材小额做法与普拍方构件，都是时段性显著的样式特征，为分析玉虫厨子性质及其时代性，提供了一个线索。
自南北朝以来，对于趋向摆脱厚墙扶持的北方木构技术而言，柱头联系显然是一薄弱环节，故增强柱头联系，是这一时期技术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约初唐以后，此前单薄的柱头联系，逐渐向重楣或大额的形式发展，并成为这一时期建筑形象上的一个显著特征。日本奈良及平安时代建筑上，未见重楣做法，无论是奈良前期的法隆寺建筑、药师寺东塔，还是天平时期的唐招提寺金堂上，都是单材小额做法。从源流上分析，日本奈良时代建筑源自初唐和盛唐建筑，而此时正是中土重楣做法流行的时期。故推测奈良时代建筑的直接祖型应不具重楣做法，或仍延续的是较早的单材小额做法，敦煌壁画唐代建筑形象中，也可见非重楣做法的单材小额形式。玉虫厨子柱头楣额于正面和两侧面分设上下两层，上为单楣，下为门额。背面无门，故仅为单楣。玉虫厨子楣额细小，反映了其构造和样式上偏早期的时代特色，其小额尺寸甚至略小于单材，反映了早期柱头联系之薄弱。初唐以来的重楣做法，其单楣尺寸亦是单材或小于单材的小料。然在柱头构造上，玉虫厨子单材小额与普拍方的并用，却是一独特的现象，因为普拍方在日本建筑上的运用，有明确的对象性和时代性。阑额的补强措施，一是由单额变重楣，即以组合构件的形式，增强阑额的联接作用；二是增加普拍方构件，强化柱头间联系。根据史料分析，这一演变进程应在唐以后，相应地形成了初唐、盛唐建筑的样式特征。普拍方是为加强柱头联系而出现的新构件，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普拍方的初出似在初唐。初唐北方砖塔上已见普拍方的运用，西安兴教寺玄奘塔（669年）为已知最早实例，且其后木塔上多用之。故初唐以后，普拍方在楼阁建筑上的运用应已较普遍。普拍方作为阑额的补强构件，其运用楼阁先于殿堂，即先是用于木塔以及楼阁的结构平座层上，以加强整体的稳定，如北宋《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中，普拍方即只用楼阁平座。普拍方用于单层的殿堂建筑上，其时间应较楼阁晚得多。单层殿堂用普拍方的最早大木遗构为五代晋天福五年（940年）的平顺大云院大佛殿。中土普拍方运用于殿堂建筑的时间，推测不会早于中唐，而殿堂普拍方的普及应是在北宋以后。日本普拍方的运用，与唐代有着相同的倾向和特色，即普拍方在塔及楼阁上的运用早于单层殿堂，日本遗构中最初的普拍方之例为法隆寺五重塔底层，其次为奈良药师寺东塔（730年），然直至13世纪，日本殿堂建筑上，仍一直未用普拍方。日本殿堂建筑上施用普拍方，是在十三世纪南宋建筑的影响之后。在此背景下，玉虫厨子之例就显得十分特殊。玉虫厨子施用普拍方的特色，或与其作为小木作的装饰性相关。殿堂建筑用普拍方，有可能是从小木作到大木作的。如《营造法式》大木殿堂不用普拍方，而仿殿堂的小木作帐藏却用普拍方。普折方至转角的构造，分绞角出头与合角不出头两种做法，且以后者年代较早。如玉虫厨子、大云院弥陀殿的普拍方皆合角不出头做法。总之，普拍方要素既是玉虫厨子构造与样式上的一个特色，也可作为其年代推定的一个间接依据。根据上述关于建筑柱头联系技术与样式发展的综合分析，并以此比照玉虫厨子，玉虫厨子的年代应较飞鸟时代推后。斗拱形式是建筑样式的显著特征。玉虫厨子被归类于日本飞鸟样式，亦主要是根据其斗栱的特征。玉虫厨子斗栱的主要特色有：四隅方柱普拍方上施转角斗栱，正背面各施补间斗栱二朵，两侧面施补间斗栱各一朵。斗栱并无明确的铺作数概念，偷心不施横材，由栌斗出云栱二跳，上承下昂，大致相当于六铺作偷心双抄单下昂形式。斗栱样式以云斗栱为主要特色，栌斗承云栱，栌斗下施皿板，这是日本飞鸟样式最典型的特征（图11，图12）。
图11 玉虫厨子斗栱形式（图片来源：（日）浅野清. 法隆寺建筑の研究[M]. 东京：中央公论美术出版，1983.）
图12 法隆寺金堂与玉虫厨子斗栱比较（图片来源：（日）西冈常一. 法隆寺世界最古の木造建筑{M]. 东京：草思社，2004.）从样式分析的角度而言，云栱与皿斗都是早期斗栱形式的显著特征。飞鸟样式的云栱，在形式上虽然相当独特，但应与中土汉代建筑中大量运用的曲栱有相当的关联。皿斗做法早在四川汉代崖墓中已见。北朝实物见于北魏云冈、龙门石窟的屋形龛与塔柱。朝鲜半岛高句丽遗迹中也多见皿斗形象，中原地区至唐代时，建筑上皿斗做法已基本消失。玉虫厨子的皿斗做法应反映的是中原地区南北朝时期的建筑样式。此外，玉虫厨子斗形上亦有特色，如斗边上扩、高斗欹等。上扩斗形式也是典型的早期特色，四川汉代崖墓中即见有上扩形皿斗（图13）。
图13 四川郪江汉代崖墓斗栱（图片来源：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 三台郪江崖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转角铺作仅角缝出栱昂，是早期斗栱的特征。包括玉虫厨子在内的日本飞鸟式建筑皆是如此，即其转角铺作所出栱昂只在45角缝上，而正侧两缝不出栱昂（图14）。玉虫厨子的特色更有其补间云栱作斜向布置，微向两侧斜出呈放射状（图10）。玉虫厨子所表现的转角铺作形式，应渊源于中土南北朝，如云冈石窟中的北魏铺作样式以及洛阳陶屋斗栱形式，都可见类似的形式和做法。转角铺作角缝出栱这一形式，中土虽至初唐仍存（根据唐总章三年（670年）明堂规制诏书记载分析，明堂每柱头铺作用二下昂，故推知其转角铺作仍是角缝出栱昂。傅熹年先生认为初唐时转角铺作仍未形成同时三缝出栱做法，但至8世纪初已完成转角铺作三缝出栱形式。如大雁塔门楣石刻及懿德太子墓壁画中的形象。但角缝出栱昂形式，在唐或仍有一段延续，如新疆吐鲁番唐墓出土木台模型等例。），但转角铺作三缝出栱的形式，在7世纪末应已成熟，8世纪初的大雁塔门楣石刻（701年），是一个座标。盛唐以后，中土转角铺作渐趋完备，三缝出栱并以相列横栱联为一体。故仅就样式特征而言，玉虫厨子转角铺作的角缝出栱形式，大致反映了中土八世纪初之前的样式特色。
玉虫厨子的整体由上部小木作殿宇和下部基座两部分构成。下部基座以须弥座为主体，须弥座下又施壸门台座。现状台座足下所附托泥，为后世所加（图15）。
高大的须弥座是玉虫厨子整体造型的重要组成部分。须弥座是随佛教而传入中国的台座形式，用作佛像、佛厨及佛塔的基座。须弥座一般由上下枋、叠涩和束腰三部分相叠而成，并随时代的不同，各部分形式和比例产生相应的变化。北朝时期须弥座造型形式简洁，素平叠涩，束腰高大，至北朝后期出现莲瓣、壸门等装饰做法。集安高句丽墓葬壁画中也见高束腰须弥座形象，整体与玉虫厨子甚似，唯素平叠涩，尚未作莲瓣装饰（图16）。形制简洁与高束腰是南北朝至唐代须弥座的一个基本特色。
图16 集安高句丽墓葬壁画中的须弥座形象（图片来源：翻拍自高句丽墓葬壁画宣传招贴）玉虫厨子木作须弥座，整体形制简洁，束腰方柱构成须弥座的主体，上下枋间的叠涩部分作仰覆莲瓣。文献记载玉虫厨子须弥座“其腰细也”(《古今目录抄》)，即指的是其高束腰的比例特色，日本学界形象地称之为宣字型须弥座。后世须弥座样式渐趋复杂和装饰化，尤其是束腰部分，不仅装饰特色突出，且高度逐渐变小，整体比例改变。此外，厨子须弥座下的台脚部分，腿截面作矩尺形，腿间成壸门曲线造型，也都是南北朝及隋唐时期，家具流行的做法。玉虫厨子须弥座是日本奈良、平安时代须弥座的典型样式，其它如橘夫人厨子须弥座（奈良时代）以及法隆寺金堂释迦三尊须弥座（623年）等，皆形式相同，只是装饰略有不同，都表现的是东亚早期须弥座的形式和风格（图17）。
在形制样式及年代上，与玉虫厨子最可比的是洛阳陶屋（关于洛阳陶屋的介绍与分析，见：张家泰. 隋代建筑若干问题初探// 建筑历史与理论（第一辑）[C].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1980：22.），二者从整体形式到样式做法都相当类似，且年代也应较为相近（图18）。在造型上，二者同为歇山顶小型殿宇形式，正脊两端所饰鸱尾风格相近，是典型的唐以前早期鸱尾形象。唯玉虫厨子鸱尾整体遍饰羽纹，造型优美，且提示了鸱尾起源与凤鸟羽翼的关联性（图19）。
图18 洛阳陶屋整体形象（图片来源：金秋鹏主编. 中国科学技术史·图录卷[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05）
图19 七至八世纪中日鸱尾形式比较（图片来源：集图自绘）鸱尾是中国古代宫殿及佛教建筑的重要装饰，然日本建筑上鸱尾之饰有相当的限制，仅用于高等级建筑上。历史上已知饰鸱尾的建筑有：奈良药师寺金堂、平城宫朱雀门、唐招提寺金堂、东大寺大佛殿、京都平安神宫、大阪四天王寺金堂等，皆重要的高等级建筑，鸱尾之饰成为日本建筑等级的重要标志。日本佛寺及宫殿的大多数建筑，受等级限制，皆不饰鸱尾。因此可知玉虫厨子的造型表现的是当时高等级的佛殿形式。从柱头节点形式看，洛阳陶屋柱头间仍未施阑额，柱头联系仅为柱上栌斗联枋形式，显然在柱头构造上，其时代特征要早于玉虫厨子。二者最主要的差异表现在开间形式上，洛阳陶屋面阔、进深各三间，而玉虫厨子则为面阔、进深各一间。将二者联系起来作综合分析比较，玉虫厨子可有进一步的认识。就铺作配置而言，玉虫厨子的面阔补间铺作两朵、进深补间铺作一朵的做法，与其年代甚不相符。玉虫厨子所处时代，补间铺作是不可能出现的。通过厨子的立面开间比例分析以及与洛阳陶屋形制的比较，可以认定玉虫厨子面阔补间二朵斗栱的形式，实际并非表现的是补间斗栱，而是原初面阔三间简化形式的结果，即面阔看似的二朵补间斗栱，实际上是省去的中间平柱上的二朵柱头斗栱。同样，其侧面看似的一朵补间斗栱，也是省去原初山面中柱的结果。也就是说玉虫厨子原型的开间构成形式，应与洛阳陶屋十分相似，二者都是面阔三间的形式，唯洛阳陶屋进深三间，而玉虫厨子进深二间（图20）。玉虫厨子面阔三间、进深二间的形式，与北齐石柱小殿完全相同（图21）。
图20 玉虫厨子开间形式复原图（图片来源：以《奈良六大寺大观·法隆寺》为底图）
图21 定兴北齐石柱小殿（图片来源：刘敦桢. 定兴县北齐石柱//刘敦桢全集（第二卷）[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分析面阔三间殿堂的开间比例形式，早期开间比例以竖长形为多，如法隆寺金堂、玉虫厨子、洛阳陶屋、北齐石柱小殿以及敦煌壁画佛殿形象都反映了这一特色。此外，它们还表现有梢间显著小于心间的间广比例特征，这是由早期转角斗栱仅角缝斜出栱昂，为使梢间撩檐方跨距不致过大而缩小梢间的缘故。另外可参照的形象是，玉虫厨子本身须弥座背面所绘佛殿形象，也可作为厨子面阔三间造型的一个旁证（图8），此绘画佛殿形象或就是玉虫厨子原型的写照。与玉虫厨子相近的另一实例是近年由海外追回的陕西唐贞顺皇后（武惠妃）陵石椁，其为面阔三间、进深一间的仿宫殿造型（图22），玉虫厨子开间形式的原型应与此椁相同。
图22 陕西唐贞顺皇后（武惠妃）陵石椁（图片来源：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490a9b4c0100j97g.html）从上文所析玉虫厨子与洛阳陶屋的相似接近的特色来看，洛阳陶屋应是玉虫厨子年代判定的一个重要参照。然洛阳陶屋本身的年代也无确证，学界早先推测为隋代（张家泰《隋代建筑若干问题初探》一文推测洛阳陶屋为隋代之物。），但通过比较可见，其转角铺作的角缝出栱形式以及柱头节点做法的栌斗承楣形式，都表现出了较早的时代特征，或有可能早至北朝后期的北齐、北周时期（钟晓青先生认为洛阳陶屋的年代有可能早到北朝晚期，因为柱头上还采用一斗三升托横楣的做法。）。玉虫厨子与洛阳陶屋具有比较相近的样式特征，其相互差异在于，玉虫厨子在保持早期栌斗承楣做法的同时，又于柱头间采用阑额，而且更出现普拍方构件。根据已知史料以及样式分析，大致判断洛阳陶屋年代在隋代前后，以及玉虫厨子年代晚于洛阳陶屋应是没有疑问的。玉虫厨子作为早期木作遗物，仍有许多不明和疑问处有待探讨，其中年代以及源流所属问题是最重要者。然由于缺少年代分析的相关史料，且日本早期建筑源流关系复杂，上述问题唯有置于东亚大背景下作考察，才有可能对其年代及源流所属作大致的定位。关于玉虫厨子的制做年代，日本学界诸说都是推测，大致有以下几说：其一，根据后世文献《白拍子记》（1364年）所记“推古天皇御厨子也”，认为玉虫厨子为日本飞鸟时代推古天皇（554—628）时御物；其二，根据装饰彩绘的特色，从绘画史的角度推测玉虫厨子的制做年代为从7世纪中叶至8世纪初；其三，从建筑史的角度，认为玉虫厨子的样式年代早于法隆寺金堂，推测其制做年代约在7世纪前半，也有认为在7世纪末至8世纪初。实际上，在日本早期建筑源流关系复杂的背景下，无年代确证的玉虫厨子，其实物年代的判定或是相当困难的。从样式年代分析的角度而言，玉虫厨子年代判定的关键在于法隆寺建筑，日本学界对玉虫厨子年代的判定，也基本上是以法隆寺建筑样式为参照的。然而，法隆寺建筑及其源流关系本身仍是未解之謎，仍处于推测阶段。所以说，玉虫厨子的样式年代分析，根本上还取决于以法隆寺建筑为代表的所谓飞鸟样式的进一步探讨和解明。日本早期建筑样式，因地域源流及传播途径的复杂，样式之间的差异和变化十分显著。诸样式做法的混杂、滞后和守陈是常见的现象。比照中国本土样式，玉虫厨子表现的所谓飞鸟样式，在很大程度上应是一种多源混杂的样式现象。从东亚整体的背景来看，旧制沿袭是玉虫厨子样式特征的一个显著特色。所谓的飞鸟样式，应是源自朝鲜半岛三国所汲收、积淀和交杂的中国南北朝及隋代建筑样式的再现，故法隆寺建筑及玉虫厨子具有远早于其实际年代的古制与样式，其样式风格表现为滞后特色。也就是说，在东亚建筑样式谱系中，玉虫厨子的样式年代应早于其实际年代。以法隆寺建筑（包括玉虫厨子）为代表的所谓飞鸟样式，是否就是飞鸟时代的单一样式，也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说是飞鸟时代的样式之一或更有可能。推测飞鸟时代的建筑样式应是多样纷杂的，其建筑样式未必会统一为以云栱为代表的单一样式。玉虫厨子一方面沿袭早期的旧样式，另一方面又融汇了晚出的新样式。如其转角斗栱角缝出栱形式、云栱形式、皿斗形式、柱头单材小额形式、鸱尾风格形状、翼角平直微翘、平行椽形式、明次间比例等，都是早期的样式做法，与法隆寺建筑金堂时代特征相近一致；此外，山面梁架形式，玉虫厨子与法隆寺金堂亦相同，均为叉手蜀柱式，且其叉手为曲脚式，样式年代应晚于直脚叉手形式。日本现存遗构中叉手蜀柱式山面梁架，仅此二例。日本天平时代始流行重层月梁形式。玉虫厨子的两段叠合式歇山做法、柱头栌斗连枋形式、上扩斗形式、圆形檐椽形式等则是早于法隆寺金堂的样式特色。而又有一些做法，如普拍方构件、昂头微翘形式等，则相对而言是较晚出的形式，于法隆寺金堂等其它飞鸟式建筑上不见。此外，玉虫厨子椽头垂直椽身切割，不同于法隆寺金堂、五重塔椽头垂直地面切割的形式，亦表现了二者之间年代或谱系上的细微差异。显然，玉虫厨子在风格样式上，具有新旧样式叠加混杂的特色，以法隆寺金堂为参照，玉虫厨子的基本样式做法与金堂相近，但也同时并存了早于金堂或较金堂晚出的样式形式。因而日本学者有认为玉虫厨子的年代早于法隆寺金堂，约在7世纪前半（浅野清，渡边义雄. 法隆寺西院伽蓝. 东京：岩波书店，1974.）；也有学者根据厨子细部样式，尤其是昂头微翘这一样式特征，认为玉虫厨子的年代应推后至8世纪初[6]。昂头微翘是日本奈良时代建筑的样式特征之一，8世纪后期的唐招提寺金堂（约770年），是遗构中昂头微翘的最早之例。相比较而言，玉虫厨子年代的8世纪初之说，较为有利。此外，普拍方这一因素也是不能忽视放过的，如果再考虑普拍方因素，玉虫厨子的年代或可能要推后更多，似应迟至8世纪中期，吻合于日本天平十九年（747年）《法隆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的记载。从样式分析而言，可以认定玉虫厨子的年代应晚于法隆寺建筑。玉虫厨子或可看作是一个样式拟古的小木作殿堂模型。玉虫厨子的年代分析，必然涉及法隆寺建筑的年代，一般认为法隆寺建筑再建于7世纪末至8世纪初。然近年法隆寺五重塔心柱年轮年代测定结果（594年），又使得关于年代的讨论，出现新的变数。然笔者还是认为：相对新出诸说而言，再建于7世纪末至8世纪初之旧说，仍是目前关于法隆寺建筑年代的较合理的一个推断。日本飞鸟时代，是中国佛教文化初传时期，所谓飞鸟样式，正是通过朝鲜半岛三国而间接反映中国南北朝的佛教建筑样式。日本飞鸟样式的源流有北朝说与南朝说，然飞鸟时代的影响因素甚为复杂，交杂积淀说或更为妥当。将飞鸟样式简单地与南朝建筑相联系，可能亦有问题。从玉虫厨子的样式风格上，也能看到多源混杂这一特色。以往日本学者多认为法隆寺建筑及玉虫厨子是南朝风格的表现，然通过样式分析比较，虽南朝风格浓郁，然一些样式做法未必不是北朝风格。玉虫厨子样式做法上，交融有南北要素与特色。如玉虫厨子陡竣的两段式歇山形式等，应是偏南系风格的形式。而厨子的替木加撩风槫做法以及普拍方做法等，则是较典型的北式特色，显著区别于法隆寺金堂不施普拍方以及南式撩檐方做法。又，玉虫厨子近似双抄单昂的六铺作形式，应是偏北系的做法，区别于南系单抄双昂的六铺作形式。相对而言，法隆寺金堂样式做法上的南方因素，较玉虫厨子更多一些，而玉虫厨子构成上，北系色彩则浓重一些。至于其中的具体影响关系和路线，则复杂而难以梳理，因为即使是作为祖型的中原地区南朝与北朝之间，亦存在着交融与影响关系。玉虫厨子是东亚样式史研究的重要早期实例，关于玉虫厨子早期建筑样式的分析，其意义一方面在于对飞鸟样式的再认识。进而在东亚建筑的大背景下，对玉虫厨子的年代时段和性质特色作一个大致的推测和定位。另一方面，则是以玉虫厨子为线索，认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早期建筑的性质与特点。首先关于玉虫厨子的年代，如果我们认定日本天平十九年（747年）《法隆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中所记载的“宫殿像”即指的是玉虫厨子的话，那么玉虫厨子实物年代的下限是应在八世纪中期。再结合上述的样式比较分析，尤其是其昂头微翘与普拍方构件这两个特征，推定玉虫厨子的实物年代应晚于法隆寺建筑，并大致在八世纪中期，相当于日本的天平时期和中唐时期。玉虫厨子充分表现了飞鸟式建筑共同的基本性质和特色，概括为两点，即：新旧样式的叠加与多源样式的混杂。玉虫厨子所表现的飞鸟样式，实际上是东亚背景下日本建筑早期样象和特色的写照。
[1] （日）久野健,铃木嘉吉. 原色日本の美术·法隆寺[M]. 东京：小学馆，1981.
[2] （日）浅野清. 法隆寺建筑の研究[M]. 东京：中央公论美术出版，1969.
[3] 刘晓路. 日本美术史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4] 刘敦桢. 法隆寺与汉、六朝建筑式样之关系并补注//刘敦桢全集（第一卷）[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5] 刘敦桢. 玉虫厨子之建筑价值并补注//刘敦桢全集（第一卷）[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6] （日）村田治郎. 玉虫厨子の诸考察[J]. 佛教艺术（63、67、69号），1966-1968.
[7] （日）大野敏. 飞鸟、奈良时代の厨子[J]. 建筑史学(第29号)，1997.9.
[8] （日）秋山光和. 法隆寺玉虫厨子と橘夫人厨子[M]. 东京：岩波书店，1975.
[9] 傅熹年. 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