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七军在湘赣边活动的一些情况
1930年立三路线统治时期,决定红七军打大城市,与朱毛红军会师武汉,我们公开的提法是:开始打柳州,然后打桂林,会合朱毛红军。具体的任务是:搞总暴动,打大城市(柳州、桂林)消灭两广军阀,建立两广政权,与全国红军会师武汉。中央派邓刚为中央代表,监督贯彻执行。当时红七军有一万多人,执行此任务有些困难,红七军党代表邓小平同志,曾对此产生怀疑,与中央代表有些争执,后来还是执行了中央的决定。为贯彻立三路线,组织了行动委员会,曾冒险攻打柳州。因部队训练差,完不成任务,连受严重损失,两门山炮也埋掉了,根据地丢掉了,以后就没继续攻打桂林。到了全县(此时中央代表邓刚回上海),行委接受了教训,但考虑到当时如果重新建立革命根据地,需要两三个月,困难较大;乃决定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这一决定是正确的。此时七军已由原一万多人减员为4000多人,只有五十五、五十八两个团,每团9个连。从全县经湖南道县到江华,沿途与敌挨户团进行战斗。在江华城受敌袭击,我们守城门,外有敌人进攻,城里有内应到处打枪,有一连未撤出来。部队受阻后,又返回全县(此时正值1931年元旦),改道向广东进发,在连县打了一仗,至乳县与湘粤军六、七团之众作战一天,部队损失很大,牺牲师长一人,伤师长一人,团长2人。此时部队只剩3000余人。当时部队相当疲劳,到乐昌西北的梅花地区(大革命即有党的基 础)找到地方党的组织,才听到立三路线是错误路线的传达。在梅花得到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休息了两天,决定继续东进到江西去。在乐昌以北过乐昌河(武水)时,由于船只少,部队过河慢,敌人从韶关、乐昌用汽车增运兵力,向七军进攻,此时邓小平同志率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两个营过河后经湖南汝城、桂东到达赣南。被阻于河西之五十八团一个营和军直属队一部和伙食担子等,由我率领抵抗韶关方面来的敌人,未能过河,又返回梅花地区,整理部队,丢掉大行李,留下不能走的伤病员,把军直属队的警卫连、特务连(李天佑任连长)和五十八团的一个营编为两个营6个连。
休息了两天,在地方党的帮助下,从梅花转道向湖南进发,梅花地方党组织派人担任向导,经湘粤交界之坪石(属乐昌)乘由群众伪装之运粮商船,于夜间顺利地渡过武水,这是群众的力量,群众的支持,没有群众是不行的。过武水后群众帮助带路,到达郴县东××山岭休息了四五天,湘军分数路进攻,部队转到了桂东、资兴。在资兴附近过的旧历年。敌又以3师兵力进攻,又转移到酃县王里塘,迂到当地游击队(朱总司令建立的,有几十个人)。这时汝城大恶霸匪首胡凤璋和他的儿子带1000多人追来,当即将其击溃,缴了百多条枪,休息一下过了水口,在酃县附近一个山上与王震同志率领的湘东独立第一师第三团会合了。这时大约是1931年2~3月间(旧日历年一月)。
会师后,七军与独一师两个部队共约2000人,后向茶陵进发。在严塘与陈光中的部队打了一仗,俘虏了一个团长。到达茶陵苏区,补充了一部分棉衣,受到苏区人民的热情招待,部队情绪高涨。吃尽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到了根据地感到有了依靠,感到根据地人民的亲切,深深认识到毛主席创建井岗山根据地和他的根据地思想的英明伟大。
以后到莲花休整了一个短时期,就到永新与湘东南特委机关会合,安置了后方与伤病员,留下了河西教导队,特委给七军补充了七八百人。这时没有接到中央指示,我们也没有过河东的打算,与红七军主力也没有联系上,我们就在湘东南特委的指导下进行行动。
中央红军反对敌人二次“围剿”时,红七军的部队和独立第一师与红二十军会合(军长肖文久、政委曾炳春)在河西积极配合行动,进攻敌人。
为了统一指挥河西部队行动,临时组织了河西总指挥部,我为总指挥,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兼总指挥部政委。当时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同志正在湘赣,我们有事即和他商量。这时的军事行动任务是湘东南特委决定的,主要是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二次“围剿”,巩固扩大苏区,开展游击战争。
红七军、红二十军、独立一师,在总指挥部指挥下统一行动,大约是四五月间,首先进攻吉安永阳镇敌人的一个旅。独一师部队作战是勇敢的,和七军进攻永阳,二十军在战斗中垮了下来。敌人迂回到后面包围了我们的指挥位置,相当危险,后终于打退了敌人。敌人跑了,我们占领了永阳,这个仗是胜仗也是败仗,二十军的战斗力太差。永阳镇战斗后,我即带部队去找红七军主力。会合之后,七军和独一师向安福方面行动(二十军没有去),安福之敌向我进攻,我将敌打垮,追至城下,包围了敌人,大家商量确定进攻守城之敌,打了一下,没有打下来就不打了。
袁州(宜春)行动是因为那里敌人对群众摧残的很厉害,红军好久没去,群众情绪低落,地方工作开展困难。于是特委决定七军和独一师到袁州附近游击一下,相机歼灭敌人(找点小仗打),以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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