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宇：渡边华山兰学探析
渡边崋山，于1793年（宽政五年）9月16日生于三河国田原藩。藩国藩主康友改名为虎之助，更赐予改了姓氏。谥号定静，号初为“華山”，35岁后改为“崋山”。斋号初名为“寓绘堂”，后为“全乐堂”，晚期蛰居在田原老家号“随安居士”。
渡边华山兰学探析
文/赵德宇（南开大学教授、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
活跃于德川幕府末期的渡边华山(1793-1841年)出身武士家庭，兼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儒学家、兰学家、画家于一身，是一位丰富多彩的历史人物。然而，国内日本史学界对渡边华山尚无专门研究。在日本，明治前期虽有学者论及渡边华山的西洋观，但是随着皇国思想的泛滥，至战败为止，渡边华山一直被作为“忠君楷模”而编入修身课的教科书，更被作为“勤皇护国烈士”、“大东亚护国之神”而供奉在华山神社。这是对渡边华山严重的误读和肆意歪曲，致使华山闪光的思想被尘封了半个多世纪。战后的华山研究虽有所改观，但对华山思想的研究仍相对滞后。本文基于笔者长年从事兰学与日本近代化问题研究的心得，通过探讨华山兰学的成因和华山的变革思想及其历史定位等问题，重新解读华山思想的价值。其间或有谬误，谨请学界赐正。
渡边华山 《羡雀勇鹰图》纸本水墨
一、华山兰学的成因
兰学是指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年)以荷兰语为媒介，研究西方近代学术的学问，也是当时日本人了解外部世界的中介。与正统兰学家相比，渡边华山的兰学研究起步较晚，且不谙荷兰语，但却达到了当时兰学思想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那么，华山何以能独占兰学研究之鳌头？为更深刻地理解华山兰学，有必要对其形成原因作一扼要分析。
渡边华山 《墨兰灵芝图》纸本设色
渡边华山于1832年被任命为田原藩家老兼海防系(主管海防的官职)。面对1833年开始延续4年的全国性大饥馑，华山推行过诸多财政改革和殖产兴业等措施，为“刷新藩政”几乎耗尽心力，但多以失败告终。尤其是大盐平八郎领导的武装起义所引起的全国性的武装暴动，更使渡边华山逐渐认识到封建幕府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并意识到这场危机很难靠日本的“内力”自行解决，于是将眼光投向外部世界。据高野长英回忆：“近岁凶欠延绵，人心慌乱不安，富者益富，贫者愈贫，穷民处处骚扰，颇感世间动荡，故以慷慨之心，于兰书之中抄出万国之国体、政务、人情、世态等。”
渡边华山 《白鹅游鱼图》 绢本设色
再从外部世界看，进入19世纪以来日本沿海频繁遭受俄、英、美等西方列强的侵扰，俄国使节列扎诺夫武装袭击北海道，由本国政府支持的英美两国舰船也纷纷以通商和为其船只补给淡水、煤炭和粮食等要求为由来日本交涉，日本已经成为欧洲列强觊觎的对象。到渡边华山活跃的19世纪30年代，西方殖民势力的攻势已由“西力东渐”急速发展为“西潮东涌”的态势。1837年美国商船“马礼逊号”为送还日本漂流民和要求缔结通商条约驶来日本，先后试图在浦贺和鹿儿岛上陆，但浦贺奉行和萨摩藩依照幕府1825年公布的“异国船驱逐令”而对“马礼逊号”采取了炮击驱逐的对策。这一事件更剧烈地冲击着渡边华山的杞忧之情。他认为，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四周渺然”环海而又无海防的日本，轻率地炮击为送还漂流民而来的西洋船只，其结果只能是为“西洋膻腥之徒”制造侵略日本的借口。换言之，日本传统的对外观念以及对外交涉原则已无用武之地，从而如何迎接来自西方的挑战，便成为亟待解决的历史性课题。渡边华山处于这一激荡的时代，并担当海防系要职，深感责任重大，因而，对本国面临的险恶国际环境极为敏感。面对欧美列强的强烈冲击，华山意识到日本文明与西洋诸国文明之间的差距，并敏锐地察觉到这种差距将给日本带来严重的民族危机。渡边华山一系列有关西洋的著述，即为此而作。
渡边华山（款） 饮中八仙图 纸本设色
华山兰学之所以能独树一帜，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那就是他拥有丰富的西洋知识资源。在江户时代，流入日本的汉译西书就达170种，而由日本人译述的兰学书籍，仅收入《西洋学家译述目录》的既有480种，其实这部目录还远远没有全面反映当时日本的兰学研究成果。渡边华山还极力鼓动藩主的同父异母兄弟三宅友信购买了大量的荷兰语书籍，据三宅友信所记：“予所藏之荷兰书典，亦得于先生(指渡边华山)之劝荐……予倾资购买，以至一室兰书充栋。”仅据三宅友信所藏兰书之兵书目录记载：“总计二百十九册三图面，总价金百七十八两三分一朱银四匁六分余。”三宅友信在江户巢鸭的住宅成为华山的兰学资料馆。此外，渡边华山搜集到1666-1826年度《荷兰风说书》的全部内容，而一般的兰学家是见不到这些“内部资料”的。上述资料、信息成为华山研究西洋的坚实基础，仅渡边华山所著万余言的《外国事情书》中，直接引用包括《荷兰风说书》在内的上述资料就达10余种。
渡边华山 野菊之图 纸本设色
渡边华山在掌握上述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又将高野长英、小关三英等著名兰学家请到自己周围，从而形成了一个试图以兰学知识克服内外危机的兰学集团(史称“蛮社”)。《华山先生略传》即云：“先生(华山)常招小关、高野二氏，使读地志历史之属，闻其译言，笔记成册……即得原书之要旨。”不仅如此，华山还直接请教荷兰商馆人员以补正自己的西洋知识，“唯荷兰贡使亲历荒外，所闻所见，足以可信矣。故有客话及之者，必取以记之”。华山著名的兰学论著《鴃舌或问》即是访问荷兰商馆长尼曼(JohannesErdenikNiemann)后，而撰写的内容丰富的有关西洋动态的访谈录。
简而言之，渡边华山所处的时代以及所担当的角色，将其造就成为冷静环视周围世界的民族先觉者，而丰富的资料信息又促使华山将兰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渡边华山 《芦雁图》 绢本设色
二、文明观与变革论
在渡边华山有关西洋的论著中，除《慎机论》秘而不宣之外，诸如：《诸国建地草图》、《初稿西洋事情书》、《再稿西洋事情书》、《外国事情书》等都是应幕府官吏江川英龙之约而作。华山意识到这些著述实际是在为幕府提供咨询，因而倾其所学阐述了自己对世界发展大势的判断，并提出了日本的应对之策，这就决定了华山兰学的宏观性和实用性。
渡边华山 水阁观瀑图 纸本设色
面对以“马礼逊号”事件为象征的民族危机，渡边华山通过分析当时国际形势，清醒地指出：“五大洲内除亚细亚外，四海大抵已成洋人领地。于亚洲之内，亦仅唐土、波斯、我邦未遭洋人之污秽。”对日本来说：“英吉利(华山误认为“马礼逊号”是由驻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指挥的英国商船)求之于我者，如蝇逐膻，驱之而必复来。”针对内外形势和力量对比的现实，华山认为：“古来唐土御戎之论、我邦神风之说皆不足恃”，并斥幕府的攘夷政策是“井蛙之见”，主张取消“异国船驱逐令”，并提出“因时变而立政法乃古今之通义”的应对原则。这便引出了华山兰学中，通过分析西洋及内外形势而得出的“变”的主题。
渡边华山 《一扫百态》（部分） 纸本设色
统观渡边华山有关西洋的论著，是站在历史哲学或称人类文明发达史的高度来分析世界历史并把握当时世界现状的，因而颇具冷静的分析和清晰的思想脉络。梳理出这些论述中“变”的主线，即可进一步深入理解华山兰学的历史地位。华山的此类著作虽不多，但扼要精当地勾画出了人类文明发达史上“变”的历程：
“一地球因诸国变革而生生不已”，“或英主忽出以至天地化育遂变，又由政度酿出英杰，以至学风政事一变，实乃千变万化”。先是“亚细亚四十度以南之地，自远古教化开、文物盛……古代南方尊北方卑，后来南方之教化次第扩至北方”，由此“北方剽悍诡黠之俗一变为强勇深智之国”，而南方“高明文华之地成疏大浮弱之风……唯今欧罗巴诸国于海外无不到之隅，以统领四大洲诸国”。此“实天地古今为之一变……其间物极则衰，衰极则又盛，理势乘除无所不至”。
渡边华山 《佐藤一斎像稿》第十一 纸本设色
可见，华山将不同文明的盛衰兴亡看作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接下来的问题是，19世纪西洋变强的原因何在，或者说西洋是靠什么来“统领”四大洲的呢？对此，渡边华山精辟地指出：西方社会的优越性在于“物理之精确”，而且“不惟于万物以图穷理，且于万事议论皆专务穷理”，“故而，审度天地四方，不以一国为天下，而以天下为天下，因之颇具广张规模之风气”。简而言之，西洋诸国的优越之处即在于“穷理精神”和“世界视野”。这就是西洋变强的原因，同时也是世界格局急剧变化的源点。基于这种判断，华山清醒地认识到自古以来传统的华夷之辨已经过时，即“古之夷狄为古之夷狄，今之夷狄为今之夷狄”，“时势既今非古，故以古论今者，如胶柱鼓琴，何待解释”。渡边华山强烈的危机意识即由此而生。
渡边华山 《竹中元真像》 纸本水墨
那么日本如何度过民族危机，即在剧烈变动的世界中该如何应对?华山的答案是学习西洋，以适应世界大势之剧变。他明确提出：“彼犀兕之革可以作铠，波斯之草可以活人……若夫当路重任读之，审其俗而知其变，防其微而杜其渐……余望外之幸也。”总之，华山认为西洋在变，世界在变，日本也必须要变。
通读渡边华山的兰学论著可以发现，他是通过与西洋对比来描述日本社会的。比如，华山非常重视西方教育制度的社会功能，他记曰：“西洋诸国皆有学校，积日新之功。有道者任辅佐帝王经济之职，物学精博者任学校之学头，工术精绝者可得利禄……此皆养才之政。”华山基于对西洋尊重实学、量才录用社会原理的憧憬，将当时日本的封建等级制度比作“天下(指将军)为一大箱，诸侯为小箱，士闭其内，制活物世界于死地”的社会棺裹。这种鲜明的对照，精确地反映出充满朝气的动的西方和因循垂暮的静的日本两个社会的根本差异，也反映出华山敏锐的社会洞察力。我们还可以梳理出华山试图以西洋为榜样而改变日本现状的一系列愿望。
渡边华山 《溪涧野雉图》 绢本设色
古来华夷之辩的“井蛙之见”要变为“以天下为天下”;“高明空虚之学”要变为“万事议论皆专务穷理”;面对西洋向东亚的攻势，“唐山御戎之论、我邦神风之说皆不足恃”，因之“专于内患、不虑外患”的海防体制也要变;“不痛不痒的世界”要变为“忧勤国政、内外慎密”之局面。上述扩展国际视野、提倡实学、加强海防、唤起社会活力等目标正是华山的苦心所在。总之，渡边华山始终抱定一个“变”的信念，以至于临终前致好友的遗书中，仍坚信“数年之后为之一变”，这里虽然没有更具体地说明变什么、如何变，但如果通读上述议论，似乎已无须再做解释。
上述的思想脉络，可映照出渡边华山研究西洋的特点，即视野宽阔、自成系统，在比较中指出日本社会的弊端，并开出了救世处方。渡边华山对西洋的认识没有停留在表面的现象，而是从原理上认识西洋社会的，并认为“万事穷理”是西洋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观其文脉，有理由认为渡边华山是站在新旧社会对比的高度，来看待西洋社会与日本社会的。也正因如此，在渡边华山那里才出现了“变”的思想，即西洋社会变了，创造了新的社会原理，日本也要学习西洋，以变应变，从而在理论上提出了迎接西洋挑战的总原则。可以说，渡边华山在日本开国以前，已提前进入近代思想的门坎。
渡边华山 《游牧图》纸本设色
三、历史影响与启示
针对“马礼逊号”事件，渡边华山、高野长英分别撰写《慎机论》和《梦物语》，阐述了世界发展大势，并论证了幕府“异国船驱逐令”的失当。而幕府认为它们是“赞美异国，诽谤我国之邪书”，并因此拘捕了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多名蛮社成员，史称蛮社之狱。1840年，幕府以“处士妄评政治、动摇民心”等罪名，判渡边华山蛰居原籍、高野长英终身监禁。之后，华山于1841年自杀，长英虽曾一度脱狱毁容，但终在与幕府捕吏的搏斗中悲壮身亡。
渡边华山《翎毛虫鱼册》（部分）纸本设色
蛮社之狱虽然使“文明之新论罹入野蛮之法网”，然而个人的悲剧命运并没能泯没华山的信念。华山自杀前不久以绘画作品《千山万水图》展现了面对太平洋的日本列岛的东岸，预示着列强虎视日本的国际形势，显示出华山时刻牵挂着日本列岛的危机③。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留下的“数年后为之一变”的遗言，则充分显示了华山对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超前洞察力。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华山因蛰居不知情)已经使中国遭受“膻腥之徒”的凌辱，日本也成为列强惟一的“途上之遗肉”，而“饿虎渴狼”之列强又岂能弃之不顾?直至培理叩关，华山的警世之言完全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日本对待列强的态度也“为之一变”。渡边华山准确地把握了历史的节奏。
渡边华山《翎毛虫鱼册》（部分）纸本设色
虽然“就华山一般施政而言，几乎找不到直接将洋学知识付诸实践的证迹”，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华山兰学的实学性质以及历史影响。华山兰学的使命是警世，即向日本的统治者说明世界旷古未有之大变局和随变局而即将到来的民族危机，并提出了“防微杜渐”、“因时变法”的对应原则。可以说，历史要求渡边华山以思想家的眼光来分析西洋社会进步的原因，从根本上为日本对付西洋的冲击寻求理性的出路。正如《华山全集》发行者所言：“于锁国苟安时代，审视世界大势，怀抱开国之大主张，惊醒多年长梦者，实为我渡边华山先生。其《西洋事情》、《鴃舌或问》、《慎机论》先于维新更革三十年，且时局之推移无出先生所论之外……其卓见明识超越一世……乃我开国史上之第一人。”此言绝非溢美之词。
渡边华山《翎毛虫鱼册》（部分）纸本设色
回溯渡边华山以前的日本兰学史，总体看来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西洋的自然科学。其间虽有工藤平助的《赤虾夷风说考》、林子平的《三国通览图说》和《海国兵谈》、本多利明的《西域物语》和《经世秘策》等经世兰学“横议幕政”，但是这些著述分别局限于开发属岛、海防、殖民、经济等局部专门领域。与上述论著相比，华山描述的是立体、动态的世界，因而得以从文明发展论的高度把整个日本和世界纳入视野，“不断大胆地探索同时代所有日本人都不曾瞥一眼的未来，即强大的西欧世界将给日本带来的威胁”。正是这个思想高度形成了渡边华山浓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并在以兰学知识批判幕府政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用西洋社会原理改造日本社会的理论功能，从而勾勒出近代日本的轮廓。渡边华山将日本的兰学研究推向了更高的层次，代表着当时日本兰学思想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已经预示了幕末维新时期洋学研究与实践的发展方向。
渡边华山《翎毛虫鱼册》（部分）纸本设色
虽然华山生前没能具体实践自己变革日本的构想，但我们不能忽视华山变革思想对后来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渡边华山的弟子、田原藩士村上定平受命华山学习西洋军事，又遵华山嘱托，于1841年赴长崎随高岛秋帆研究西洋炮术卓有成就，在高岛秋帆遭陷害入狱期间，代替高岛秋帆授课，成为当时日本著名的西洋军事学家。村上定平于1845年主持建造了西洋式帆船“顺应号”，又于1850年在田原藩推行西洋式军事改革，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有识之士到田原藩学习西洋军事思想和军事技术，田原藩还专门为此开设了练兵场和射击场。由此，弹丸之地的迷你小藩，成为新文明曙光之光源。1858年下级武士出身的村上定平被破例任命为田原藩家老，开始全方位贯彻华山以学习西洋为目标的变革方针。此外，1857年华山生前委托小关三英翻译的《拿破仑传初编》公开出版，为日本人了解西洋军事战略发挥了广泛的社会作用。
渡边华山《四州真景图》（部分） 纸本设色
华山对国际形势的敏锐见识，还吸引了当时如江川英龙、川路圣谟等幕府中的开明官吏。渡边华山“因时变法”和“审敌情而立策谋”的诉求，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这些开明官吏得以实现。1841年，江川英龙开始教授西洋军事，其门人来自30余藩，其中有佐久间象山、川路圣谟、桥本左内、木户孝允等幕末维新时期的风云人物。1842年幕府撤销了“异国船驱逐令”，并起用江川英龙推进军事改革。为应对培理叩关，1853年江川英龙被任命为“勘定吟味役”并负责铸造品川炮台，后被任命为勘定奉行。不难发现，江川英龙的诸多作为基本上贯穿了渡边华山以西洋方式改造日本的构想，而幕府重用江川英龙似乎也预示着接纳了华山的诉求。
渡边华山《四季图》 纸本设色
我们再来看华山思想在日本思想史上的位置。有日本学者认为：19世纪30年代没有哪一位思想家能与华山的思想高度相比。笔者以为，不仅是在开国以前，即使是开国后的一些面向西方的著名前卫思想家们也没有超越华山思想的境界。如佐久间象山虽然极力主张学习西方，但仍保留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观念;而横井小楠之所以赞美欧美政治体制，是因为它符合中国上古的“三代之教”。可见，上述二人的主张与华山的因时而变的文明论相比，除对某些具体问题更加细密化之外，就思想高度而言是倒退了。直到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出现才全方位地展开了渡边华山的近代文明观。换言之，到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出现为止，渡边华山对西洋的理解以及对文明论的阐述，在日本始终居于最高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渡边华山在开国以前的封建时代已进入近代思想阶段，实为独具慧眼的先觉思想家。
渡边华山 《猛虎图》 绢本水墨
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颇值得注意。华山的西洋认识和文明论与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有许多相似之处或者说是共性，二人都在尖锐批判儒学中“尚古空虚”学问的同时推崇西洋实学。然而，华山对儒学的态度是一种扬弃，在他的思想中保留了以“圣人之道”为基点的和平主义的国家发展观。华山在积极呼吁学习西洋近代文明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对西洋殖民主义者“以功利为本……喜则为人，怒则为兽”的侵略本质的尖锐批判。华山的原则是：“讲武敷德，以独立于天地之间……无德则危矣。”就是说，日本要以武德保国，但绝不能像西方殖民主义者那样肆意侵夺他国。可见这是一种自强自卫策略，是一种世界人类和平共生的思想，可称为健康的爱国主义。而在与儒学诀别的福泽谕吉那里，却在“爱国主义”的幌子下宿命地丢弃了和平，公开主张为在弱肉强食的国际强权政治当中生存下去，就必须诉诸武力。他露骨地提出：“可依赖者惟兵力之强弱，百卷万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各国交际中只有灭亡他国和被他国灭亡。”福泽谕吉依循这种军国主义的逻辑，其后又提出了“脱亚入欧论”，继而不遗余力地为发动甲午战争制造舆论，完全失去了国际公正理念，堕落为以侵略战争来实现其国权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亦步亦趋模仿欧美列强的强权主义者，其文明论也异化为反文明的侵略理论。作为一位思想家，这可谓是最可悲的结局。
渡边华山 《鸬鹚捉鱼图》 绢本水墨
其实，类似福泽渝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日本不乏其人，如江户时代的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幕末的吉田松阴、桥本作内、佐久间象山，以至于后来的德富苏峰。他们虽然主张各异，但都曾在提倡学习西方的同时，提出为日本的生存就必需对外扩张，甚至直接制定对外侵略的具体方案。这种“学问传统”一直延续到日本战败，几乎成了一些日本思想家的固化模式。受此影响，明治维新以来，整个日本在为追求一国之利的富国强兵口号的煽惑下，不断疯狂地发动侵略战争，完全忘记了渡边华山提出的人类共生原则和在国际关系中“无德则危”的警告。近代以来的日本如能遵行渡边华山的告诫，或可避免无数悲剧的发生。这也正是笔者挖掘渡边华山思想的又一深意所在。
渡边小华（渡边华山之子）《溪上赋诗》 纸本设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