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元勋邓稼先
北京西北角北太平庄有一处名叫“花园路一号”的大院，院内有一座上世纪60年代建成的非常普通老式楼房。这里曾经是很多家喻户晓大科学家在北京的家，他们是王淦昌、朱光亚、于敏、周光召等人。
不过，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更关注如今依旧生活在这里的一位老人，她就是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在这座楼房里，有一套60平的小三居，是邓稼先和许鹿希的家。许鹿希如今已经93岁高龄，自从邓稼先病逝后，很多人担心她睹物思人，多次劝说她搬离这里，都被她委婉拒绝了。
走进这套老房子，跟30多年前没有任何区别，还是水泥地、白灰墙，以及裸露的电线和水管等。许鹿希尽全力保持着邓稼先在世时的模样，客厅显眼位置是邓稼先用过的办公桌，上面摆放的还是当年他用过的办公物品。紧挨着办公桌的则一个破旧五斗橱柜，上面摆放着一尊邓稼先的半身塑像。
除此之外，墙壁上贴着一幅墨宝，是张爱萍将军亲笔题写的“两弹元勋邓稼先”。一切摆设如故，仿佛在告诉来访者，邓稼先似乎没有离开。来到这里的客人基本上都是来了解邓稼先生平事迹的，许鹿希总是邀请大家坐在沙发上，然后将她和邓稼先当年的故事娓娓道来。
这个沙发也很有年头，杨振宁坐过、于敏坐过以及很多关于参与两弹研制的科学家都坐过。沙发购买于70年代，上面铺了一层又一层垫子，因为弹簧早已失效了。老式电话机还在，只不过早已不能使用了。
邓稼先的头衔太耀眼了，以至于人们忽视了许鹿希，其实她也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也是出生于名门，她的父母都不简单。许鹿希，1928年8月出生于上海，父亲许德珩不简单，他是九三学社的创始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水产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还是五四运动期间著名学生领袖，参与起草了《五四宣言》。
1920年，许德珩跟很多年轻人一样赴法国勤工俭学，就读于里昂大学，毕业后入巴黎大学，师从居里夫人研究放射性物理学。回国后，许德珩为改造社会、推动民族进步事业而奔走努力，期间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建立了深厚友谊。
许鹿希的母亲劳君展也很不简单，是真正的大家闺秀，她出生于湖南长沙，家族显赫，祖父崇光是晚清重臣，曾任广西巡抚、广东巡抚、两广总督和云贵总督等要职。作为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劳君展有自己的追求，她积极参与五四运动，还曾在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上，以笔名“冀儒”发表文章，后留学法国成为居里夫人唯一中国籍女学生。
父母如此出色，许鹿希从小聪慧，加上父亲跟邓稼先父亲邓以蛰曾同在北大任教，两家关系很好。劳君展后来还透露了一个趣事，有一次她跟丈夫去邓家做客时，调皮的邓稼先双手抓住门框荡秋千，当时劳君展还笑着说：“邓家的孩子这么淘气啊。”
两人没想到，当年这个大自己女儿4岁的荡秋千男孩，后来成为了他们的女婿。1946年夏，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受聘在北大物理系担任助教。邓稼先渴望学习到更为先进的知识，两年后他踏上了赴美留学的征程。
赴美前夕，好友告诉他“中国天快要亮了！”邓稼先听了笑了笑，留下这样一句话：“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我学成后一定回来！”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在洛杉矶登上回国的轮船，这天距离他获得博士学位仅过去了9天时间，他饯行了当年的承诺，回国效力。
邓稼先回国后，来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担任一名助理研究员，爱情很快降临了。许鹿希学习成绩出色，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留校在解剖学教研室任教。许鹿希和邓稼先结为夫妇可谓众望所归，两人很早就认识。
1953年，邓稼先和许鹿希在北京结为夫妇。婚后，两人像所有小夫妻一样，过着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生活平淡而幸福，两人孩子的降临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尽的快乐。邓稼先喜欢骑自行车，每次下班回到家一有空就带着两个孩子去兜风。
在许鹿希眼中，邓稼先就是一个大孩子，她回忆时说：“老邓的性格非常活泼，非常的随和，而且非常爱玩。我儿子平平天黑以后，就拿个手电，跟着一帮小朋友，到墙根儿上，把砖头一翻过来，底下就有蛐蛐，逮蛐蛐。一看小孩去逮蛐蛐，他也去，他还教他……”
工作上，邓稼先也非常顺利，短短两年就身为副研究员。邓稼先原来是九三学社社员，1956年他被批准加入中共，一度还兼任中科院数理化部的副学术秘书（学社秘书是钱三强），前途不可限量。
然而，随着中苏关系恶化，邓稼先的人生命运也彻底发了转变。1958年初夏的一天，邓稼先接到一项绝密任务，二机部（核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问他：“中国要放一个'大炮仗’，要调你去参加这项工作，你愿不愿意？”
邓稼先没有犹豫，立即表示接受组织安排。邓稼先可能没有意识到，为了这项工作他几乎抛弃了家庭，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因身体遭到了太多次核辐射，最终患上了直肠癌。晚上回到家，许鹿希很快发现丈夫的异常。
平时一回家就逗孩子玩耍的邓稼先，坐在沙发上久久沉默。吃完晚饭，两个孩子睡着后，邓稼先对许鹿希说：“今天我领到一个任务，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我今后的生命就献给了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生命就非常有意义，就是为了它去死也是很值得了。”
这一年，邓稼先34岁，许鹿希30岁，两个孩子大的4岁，小的2岁。许鹿希本人还有工作，除了两个孩子需要养育外，还有公婆、父母需要照看，其压力可想而知。但是，许鹿希更关心的是丈夫究竟从事什么工作，她连问三个问题：“调哪？做什么工作？给我一个邮箱号码？我给你写信。”
邓稼先的回答：“这都不能说。”许鹿希明白，丈夫一定是要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她当即表示支持。有很多报道指出，邓稼先这一走就是28年“杳无音信”，这种说法不太准确。
在这28年时间里，邓稼先起初还在北京工作，也能每天下班回家。中苏关系彻底恶化后，邓稼先大部分时间都在青海和四川的研制基地，偶尔回北京汇报工作时，才回到家中跟妻儿短暂团结，每次他都调侃“回北京出差来了。”
准确来说，是许鹿希苦等28年，而且无怨无悔。许鹿希自己也多次解释，邓稼先参加核事业的28年时间里，并非完全一天不回来，他说：“他到这个工作因为它保密性质太强了，而且他那个所谓的当时规则也是非常的严厉，就是不许接触这个不许接触那个，然后甚至于我北京医科大学我的同事不能到我家里去，免得出事。”
钱三强后来向许鹿希解释了为何选择邓稼先去研制原子弹，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邓稼先理论水平高，科研能力也很高；二是、邓稼先政治条件好，还是党员，他的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三是、邓稼先曾中科院数理化学部的副学术秘书，钱三强很了解他。另外，中科院党委书记张劲夫一再推荐他，“此人常好，品质很好，很少说话，每天上班背个布包放书，步行上班。”
1958年7月，邓稼先被任命为原子弹理论研究室主任。当苏联撤走专家、带走文件后，党中央决定自力更生，靠自己力量来研制原子弹。这意味着一切从零开始，难度可想而知，邓稼先身上压力很大，经常失眠。
邓稼先想了很久，最终决定将手下研究人员分为三个小组，每个小组确定一个主攻方向，自己则随时参与讨论。当时遇到的困难如今人们难以想象的，首先是人才极端匮乏，只有一些刚从高校毕业的大学生；其次，研究的硬件设施非常寒酸，只有手摇计算机、拉力计算尺和算盘等。
即便如此，邓稼先率领一群年轻人，用了整整三年时间终于完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而他们演算使用的纸张堆积如山，垒起来可以从地面堆到房顶。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国人一片沸腾。
邓稼先还没有来得及庆祝，又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去，他和于敏等人接到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有了原子弹研制的经验，氢弹的进展也很顺利，在原子弹爆炸两年后也成功爆炸。
两弹顺利爆炸，邓稼先居功至伟，许鹿希逐渐了解到丈夫究竟在干嘛，可她一直没有深问，总是在背后默默支持。直到核试验基地发生了一次意外，许鹿希在得知邓稼先的举动后，罕见地朝他发了脾气。
1979年的一天，要进行一次核弹空投试验，未曾想飞机投出时，核弹上的降落伞没有打开，核弹直接从高空掉在地上直接给摔碎了。核弹里的燃料是强放射性钚239，在自然里半衰期需要2.4万年，如果侵入人体，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大家并不知道这个核弹究竟掉在哪里，邓稼先坚持要去调查情况。这一次邓稼先没有那么幸运，他遭到了强核辐射。许鹿希后来每次跟人谈到这件事，她的眼泪总是止不住流下来，她说：
“那时候有人说他是傻子，我也说不出来他是什么人，是傻子还是？反正他一切都根本想不到自己了，他完全懂钚239是怎么个毒性，铀235是怎么个毒性，完全懂，那一次他进去以后，找到了那个摔碎的弹片的时候，最糟糕的是他还双手捧了一下，捧起来一看，他马上就放松了，他们最担心的后果没有出现。”
邓稼先捡起核弹碎片几天后，他的尿液检查几乎所有指标都不正常。许鹿希是学医的，她很清楚这些指标意味着什么，她怒了，希望邓稼先暂时离开岗位一段时间。邓稼先还是拒绝了，多年后许鹿希才知道，丈夫当时正在准备一场关键的核试验。
1985年7月底，邓稼先指挥完最后最后一场核试验后回到北京，这一次邓稼先无法再离开北京了。几天后，邓稼先住进了北京301医院，医生诊断他为直肠癌晚期，医生估计寿命还有一年左右。邓稼先的病情牵挂着无数人，他的好友杨振宁回国时特意看望他。
在一张两人合影中，我们发现邓稼先笑容满面，可嘴角的血迹却告诉我们他此刻正遭受着病魔的折磨。这里面还有一件事，就是杨振宁询问了邓稼先两弹研制成功获得了多少奖金，邓稼先微笑着回答：“总共20元，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
邓稼先没有开玩笑，确实如此。原来国家在颁发奖金时，两弹各1万元，九院领导决定平均分配，还拿出十几万元，分成10元、5元、3元三个等级。邓稼先获得奖金是最高级别。相比奖金，邓稼先更关心的还是核武器事业。当国防部长张爱萍前来看望他时，邓稼先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邓稼先躺在病床上，还是决定要做些什么。邓稼先接受第二次手术第四天，他写纸条让研究院给他搜罗关于国外核武器进展的资料。邓稼先已经敏锐觉察后西方发达国家核武器试验已经来到了理论极限，很快可能将采取限制核试验的措施，他要利用两三个月时间完成一件事，那就是向中央提交一份关于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
为了写这份建议书，邓稼先几乎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他坐在橡皮圈上（椅子太硬坐着剧痛无比）使用铅笔书写，因为铅笔对手腕力度要求较小。许鹿希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可她又能怎么办呢？医生已经通知她，邓稼先有什么遗愿就让他尽快去做吧。
写建议书时，邓稼先几乎是与时间赛跑，忍着手术后化疗带来的剧痛对建议书一字一句地推敲和修改。在最后定稿前，邓稼先又反复修改了好几遍，还请九院领导替自己斟酌一些意见，最终完成了《中国核武器发展规划建议书》。
当建议书写完后，已经无力行走的邓稼先如释重负，他立即让妻子送出去。当许鹿希离开病房时，邓稼先几乎用了最大力气对她说：“你一定要注意别弄丢了，这比你的生命还要重要！”许鹿希后来也说：“癌症扩散的时候，就是拼了命，在他去世前三个月，1986年4月，才把建议书写好。”
这份建议书至今还处于保密状态，我们只能从于敏、胡仁宇等科学家联名撰写《十年，我们深刻怀念》的文章猜测一二。文章中，大家写道：
“十年前，已身患重病的稼先以他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深厚的业务功底，通过对核大国当时发展水平和军控动向的深刻分析，认为核大国设计技术水平已经接近理论极限，不需要进行更多的发展。因此有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改变它们先前坚持的主张，做出目的在于限制别人发展、维持其优势地位的决策。”
邓稼先弥留之际，关心的还是我国的核试验，已经无力握笔的他口述遗言，让妻子记下：不要让别人把我们落得太远！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我们的工作要奔世界先进水平。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全身大出血抢救无效病逝，享年62岁。邓稼先病逝时，许鹿希58岁，两人结婚33年，可真正在一起相处的时光只有短短5年时间。邓稼先走了，许鹿希便守在两人的老房子里，至今已经过去了35年时间。
行文至此，相信大家邓稼先生平有所了解，也会明白怎样才能算得上是国之脊梁。28年足以让一个年轻人两鬓斑白，他看不到长安街的车水马龙，听不到妻儿对自己的挂念，更看不到孩子在学业上取得的成绩。邓稼先留给后人的，除了西北风黄沙飞舞戈壁滩上的身影，还有他以身许国的精神。
正如邓稼先病危时所说的那样，“我对自己的选择，终生无悔。假如生命终结之后能够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邓稼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9年，邓稼先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谨以此文致敬邓稼先和许鹿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