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幸福 | 西东合集

叶美 译

　　我七岁到十岁时曾幸福地住在立陶宛的外祖父母农场上。农场所在的山谷位置首次被记载大约在1935年的日耳曼骑士编年史里，书上说骑士们袭击了此地，和当时我的异教徒祖先们大干了一仗。我就出生在这里，当时农场归属我母亲的家族已经好几个世纪了，这么长时间里农场四周的景色不断变化，现在我才知道应该特别感谢我的外曾祖父，是他，在河水冲刷出来的草坡上，种了很多树，建了一个树木丛生的庭院。他还建造了果园，两栋房屋，第三栋在白墙仓谷那边，距离有点远。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呆在大片的橡树和菩提树林里就像仙境一般，而在果园我能找到各种各样的苹果和梨，味道甜美。
　　我不知道木制房屋什么时候被拆掉了。大概是十九世纪中叶。白墙不是用砖砌成的，而是先用木头搭建好一个木架，然后在四周涂满泥浆。夏天时屋子里很凉爽，但冬天不保暖，炉子烧桦木原木也没用。许多年后我看见荷兰画家的室内画时才注意到它们和我童年的房屋非常像。
　　在生活中，我从不惋惜过去，担忧未来，我只关心永恒的现在。准确地说，这就是幸福的定义。我问自己如今是否美化了生命中的这个时期。我们在提及过去的时候总是喜欢虚构一些美好的情感，因为人们知道想要如实地重建过去那段流逝的岁月是不可能的。但仍旧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谈论童年时光时，有人充满了幸福感，另外一些人则感到痛苦？我对童年生活的鲜明记忆和强烈情感使我相信它的真实可靠。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农场给我的印象是，它几乎就是大地上一座美好的伊甸园。
　　要讲述某人童年就必须先讲述他的家庭，对此我必须承认，对那时的我来说，成人都是住在另一个世界，是和我不在同一个时空里的人。我是一个生活在自己梦幻王国里的孤僻男孩，从早到晚徜徉其中。弟弟当时还是个婴儿，我根本注意不到他，我也没有任何同龄的玩伴。因此我就像个小亚当，整天在庭院的树下奔跑，我的直觉和想象力当时还未受到魔鬼的冷嘲热讽，在我眼里树林的面积不只那么大，它向我提供了一个神奇的世界。
　　今天看起来奇怪的是，我在七岁时就已理解了生活实际上就是一场冒险这个道理，后来我整个一生的记忆都深受它影响。一战时我曾随父亲坐军用火车到过俄国，他，作为土木工程师，被应征给俄帝国军队建桥；后来发生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为了躲避搜查，他带着我逃到伏尔加河岸的一个小城镇。虽然这段经历或多或少地在我身上打下了烙印，但其实它并没有使我变得更加警觉；相反，它在我记忆中渐渐暗淡袭来，或许应该感谢我身上某种特殊的自我保护机制。那段经历没有给我产生心理阴影，这意味着我还没有对这个世界的残忍有任何概念。
　　经历过一些特别事情后，按理说我们应该会比从前有见识一些，但有时我们并没有把这些经历整合起来的能力，使我们真的变得明辨是非；相反，它们每一个在我脑海里都独立存在的。毫无疑问我在农场上的日常生活，虽然曾经历一些关于动物死亡和疼痛的见闻，可它们从未对我产生太大影响。比如钓鱼时，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目标上——抓鱼——根本不会去想鱼钩上垂死挣扎的蚯蚓或是对一条血淋淋的小鲈鱼当回事（小鲈鱼是用来钓狗鱼的）。而天晓得，我后来的悲观情绪或许应该追溯到幼年时期。悲观主义在我骨子里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思想上我唯一看中的哲学家就是冷酷的叔本华。
　　看起来，我的幸福，就要像威廉·布莱克所言，来自于放下思想的重负，要心无旁贷地去看和听。我记得农场绿树成荫的橡树林里有条小径通往河边，就是这条河，在我后来的整个生命中从未离开过我，无论命运把我安放何处，甚至我呆在遥远的大西洋海岸那几年。那里平静的水面上开着睡莲，某处莲叶会铺满整个河面。河岸上长满了灌木和赤杨木，尽头还有大片芦苇丛。我总是数小时地呆在那里观看河面荡漾的阳光，移动的小水生生物，和空中飞舞的蜻蜓……我觉得呆在那里的感觉就像是白日梦，可这么说不够恰当，因为这个词听起来有种记忆模糊的感觉，然而在我心里一切好像是刚刚发生过，都历历在目。
　　因此童年的我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主要关心的是美，而不是痛苦。在我眼里，庭院的小树林，果园，和河流共同建筑了一个自成一体，光彩夺目的世界，它比外面一切更加真实可信。
　　我们通常是在与他人的斗争中才意识到世界的严酷，孩子们相互之间也争强好胜。可农场上，没有人和我竞争，也没有人要我服从他或她的意志。当然我常常哭，例如，我的母亲强迫我不要贪玩，坐下来学习拼写字母的时候，当时这对我来说是很难的事。但这不能看做是母亲对我的压迫——要知道学习的压力通常来自于我们的同龄人，后来去城里上学的时候，我才领略到与人竞争的残酷。
　　童年的幸福经历会一直伴随一生：快乐的记忆在我们的身体里扎下了根，并有强大的治疗威力。我年轻时性格忧郁，难以自拔；我对很多事情极端敏感，总是从坏的角度去想。或许这就是我的宿命，不过我的忧郁症也和当时的时局有关。三十年代中欧——波罗的海地区空气中漂浮着大屠杀的血腥味。东边，在苏联俄国，数以百万的“阶级敌人”遭流放，在称之为的劳改集中营的地方死去。德国邻居选举希特勒作为最高元首的那一年，我二十二岁。几年之后，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就在他的指挥下开始。
　　我的宗教观和哲学思想都有点忧郁和神秘，我倾向于相信世界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因为发生了一次宇宙大灾难，也许创造者就是撒旦本人。生活在罗马天主教的环境下，我却对摩尼教古老的异端邪说感兴趣。它正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用列维纳斯的话是'上帝在1941年离开了我们’。我在战前写的诗歌，还有在波兰被纳粹占领时期写的那些，如果不是因为对地球上美丽万物的热爱和崇敬，它们读起来会是毫无希望可言，如今那份美丽很难被人理解，因为恐惧遍布其中。
　　许多年后，在我八十岁那年，我回到了童年的出生地，一切都物是人非了，人为造成的四周景色的变化大概是中世纪以来最彻底的一次。立陶宛，战前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940年被苏联占领，之后共产主义政府强制施行农业集体化改革。整个村庄，包括人们的马，园地，谷仓，养马场，庭园都被夷为平地。把每块土地整合成大面积的整块田地，用拖拉机同一耕种。我站在溪谷两侧的一个高坡上（溪谷是被我童年的河水冲刷出来的），放眼望去，只看见大片的平原，那些标识村庄位置的树林都不见了。共产主义的众多定义中，有一个是不会错的：共产主义是果园的敌人。由于村庄的消失，还有地形的重建必须砍掉房前屋后的果园。集体农庄的想法——粮食统一种收而不是单个农民的小打小闹——有合理的一面。但出人意料的是，它在计划经济的实践中却适得其反，直接造成了苏维埃制度的垮台。
　　果园被共产主义取缔了，但平心而论我们得承认它本质上是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只有园丁还能有热情去兴致勃勃地种各种果树，结果产量极少，只是用来给园丁自己和一些行家享用罢了。市场规律有利于那些容易保存和达到基本要求的水果品种。那个最初由我外曾祖父母建造，之后被后辈人继承下来的果园里，我见识过很多不同种类的苹果和梨，如今我再念出那些名字，听起来像是外国词。
　　我发现自己脚下，现在是一大片横生的杂草，从前房屋就矗立在这里，它在五十年代被拆除掉了，当时房子前面有一个圆形的草坪，一片茂密的小树林，主要枫树一直沿斜坡抵达河边。现在草坪几乎不能行走，过去的小径已经在丛生的杂草消失了。零星有几株老橡树或榆树。果园，连同它们存在的时代都不见了，只能从几处干枯的树桩看出些微痕迹。这个地方被弃置很多年，没有人利用这块土地。有一对老夫妇悄悄搬来，住在一间破败的棚屋里，我猜，此地唯一的便利之处就是大量弃置的干木材，在北方漫长的冬天里，可以用来生火取暖。
　　我没有感到一丝遗憾，愤怒或甚至悲伤。我面对的不仅仅是我所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纪里，曾经发生的众多历史灾难，而更多是时间本身带来的毁灭。所有那些曾在这里散过步的人，还有大地上那些和我出生在同一时代的人，都去世了。之所以如今能够有幸再次回到这里，我意识到某个大帝国的陨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其实在这一时刻最重要的原因是时间洪流的大浪淘沙。我走到河边，那里已经没有了睡莲或菖蒲，微红的河水使我怀疑上游一定有一座化工厂。一只形单影只的野天鹅停在被油污染的河水中间，和周围景色很不协调，显得病态，好像这只鸟有自杀企图。 
　　 天空明净如洗，那个七月天里植被生长得茂密。我试图理解并说清楚我的感受。凭记忆力我能辨认出河对岸山峦的大致位置，还有庭院所在的斜坡，路旁的草地，一块背阴的草木横生的土地，那里曾经是池塘。尽管所有一切都变了样，地形的格局大致还在，它使我觉得即使闭上眼睛也不会失去方向，因为我还认得路，我的脚会自动带我去任何地方。
　　我的内心五味俱全，我被时间所带来的残酷的毁灭感深深地刺痛着，而当我想要描述这种感受时，发现根本没有满意的词语。我就像是从一场做了很久的梦里刚刚醒了过来，再次变成了我一直所是的那个人。我这辈子几乎九死一生，我有过两次婚姻，有过孩子，我经历过荣辱，所有这些好像被压缩进一场电影里，在我眼前快速地播放着。不吗，这不是一个恰当的描述，因为尽管我现在认为自己已经能够接受那个艰难的事实，即从小男孩转眼变身成年迈的老头，但所有我经历的一切都和我毫无关系了，过去的只属于过去。
　　这个世界如今被机器控制，由此人口开始大范围流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从乡村到城市的第一或第二代迁移者。自从我们读到史诗里奥赛德前往伊萨卡的艰苦行程，在文学作品中对故乡多愁善感的叙述就不断出现，但如今怀乡的主题虽然没有丢弃，但它已经过时了。现在我回到河谷，我始终警惕自己不要感伤，不要俗气地用怀旧的眼光看待它，我对那情调非常厌恶。但随后事情还是发生了——对伊萨卡的神往出自于人类敏感的天性。我望着眼前的草地，突然我领悟到，在我离开的那么多年里，我一直在徒劳地寻找和此地一模一样的花草地，其实我一直盼望着回来。或准确地说，我是在经历了剧烈的情感波动后才明白这一点的，现在我终于可以给它命名了，那就是——极乐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