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 印

​读    印

李锦章

假如没有汉字，记录并保留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符号，将是什么呢？假如没有书法，见证并传承汉字的工具，那将是什么呢？假如没有篆刻，保留书法从实用价值，进尔以艺术价值取代实用价值的物证，又将是什么呢？回答是，也只能是，符号非汉字莫属，工具非书法莫属，物证除摩崖石刻、碑刻之外，非篆刻莫属。

近人钱定一先生曾云：“明、清已降，代有传人，骎骎乎成篆刻之鼎盛期，诸家论述，风起云涌，几如烟海。”自唐代李阳冰《论篆》始，直到清代，从篆书到篆刻的论著已经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体系，博大而深奥；仅仅明、清篆刻名家及印章灿若星辰，大放异彩；仅仅就印章而论，数量之巨，远非数万枚可计。

篆刻已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归实至。了解篆刻，当然离不开其载体——印章。由此，篆刻与印章成为一对孪生兄弟。明人沈野《印谈》曰：“汉、晋印章传至于今，不啻钟、王法帖，何者？法帖犹籍二人临帖，非真手迹。至若印章，悉从古人手出，刀法、章法、字法灿然俱在，真足袭藏者也。”

印章从玺到印、再到章，从官印到私印的演变与形式多样化，从实用价值被艺术价值所取代，皆因历史文化内涵的差异及印主之地位不同、身份变化使然。

明人文彭把印章从实用中解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形式，与“诗、书、画”并立，成了文人艺术“四绝”之终生追求的高峰。如今，印章已成为书画作品画龙点睛之一笔，锦上添花之一束。

印章之印材，从金、银、铜、铁、玉、玛瑙、象牙、犀角到石料，种类繁多，物之稀贵、篆刻难度多有不一。明人刘孟熙《霏雪》云：“初无人以花药石刻印者，自山农始也。”此处之山农即王冕。自篆刻家文彭用印石治印，印章从铜印为主的时代进入石章时代，由此大大地推动了篆刻的大众化。

论及治印，明代何震在其《续学古编》之第十一举曰：“西京官印多镂，私印多铸，军中印多凿。”从镂印到铸印，再到凿印，及至刻印，工艺演变乃与时俱进，治印程序由繁到简，印材易采易用，制印方式简便易行，物料成本降低，使更多的书画家和篆刻爱好者加入到篆刻印章的行例，从而使篆刻印学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扬创新，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说到印文，从单纯的姓到姓名、头衔、官衔，再过度为警句、格言，从简单的信用证明上升到感化育人，内容更加丰富，寓意更加深刻。印文书体当然由篆文主宰，大篆小篆，间以篆隶变体。印文一开始为朱文，往后才出现白文。

印款，从无到有，字数从少到多，内容从记述日期、署名到记述原由，又抒情表意。与此同时，印款已经成为今人甄别印章真仿之可靠手段之一。据日本学者小林斗庵《篆刻全集》记载，赵之琛于嘉庆十九年治印“萍寄室”上的印款字数，达到了532个。这在已有的印章中也是不多见的。

印钮，甘旸《印章集说》曰：“秦、汉印钮有龟，有螭，有辟邪，有虎，有狮，有兽，有骆驼，有鱼，有凫，有兔，有钱，有坛，有瓦，有鼻，其钮用以别品级。”现在的印钮型制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加丰富多彩。印钮形式从素钮、薄意浮雕到镂雕圆雕，从身份地位的象征到后来的美学装饰，成为显现印章美学价值的客观存在。一般地讲，印钮非治印家所为。

印画，即印章上作画，有的是图案。依据手头现有实物考证，明人何震“云中白鹤”印章上有螭的图案。印上作画或者图案，这是对印章的创新之作，即装饰美，也是印主铁笔绘画之能事的表达，可以说，印文、印款和印画出自印主一人之手，则是印主多才多艺的展示。

一款融印文、印款、印画、印钮和美石为一体的印章，最能反映篆刻印章的自然之美和艺术之美，视为印中极品实不为过。这样的作品，非艺术大家难以为之。

当我读《丁丑劫余印存》时，为老前辈丁辅之、高时敷、葛昌楹、俞人萃在国难当头的战争岁月里，保护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情怀所感动；当我读日本篆刻家小林斗庵《篆刻全集》时，为起源于中国的篆刻艺术被国际学者所推崇而自豪；当我读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集》和《中国印学年表》时，“篆刻为东方传统专学，直可上溯三千年”，“上自宋、元，下迄今世，上下千年，汇辑可编年之印人二千家；印谱书籍一千七百种”，为前人记录、传承篆刻所付出的艰苦努力而折服；当我读到与书法“三希堂”媲美的“至美之三堂印谱”时，即明末张灏《学山堂印谱》、清初周亮工《赖古堂印谱》、清中期汪启淑《飞鸿堂印谱》，为篆刻博大精深，不愧为中华民族国粹而肃然起敬。

一印在手，目睹印章的艺术美和自然美共俱一体，也即印章的自然属性与人文属性共聚一体，尤其是印文、印款、印钮及印画，将篆刻与雕刻融为一体，使天然的印石具备了艺术的生命力，让人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造化之美，又感受到了人文的艺术之美，鉴石又赏文，两全其美，何不乐哉！

一印在手，如同与明清篆刻名家手把手地做触觉交流，比之目视一幅书画作品之视觉冲击，比之现场亲聆一首名曲之听觉享受，比之现场品尝一道佳肴之味觉刺激，更多了另一份特殊的精神品尝，妙哉妙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