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读史之大唐(191)：外交出访，为啥派个管地图的局长？

第一篇 创始团队：最初的神明（191）

李世民抓修史的事，算提前给自己作个小结。接下来，他又开始琢磨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贞观十七年（643年）七月，房玄龄呈上新修的《实录》。九月，外交部接待了一位神色匆匆的访客。

'庚辰（九月四日），新罗遣使言百济攻取其国四十余城，复与高丽连兵，谋绝新罗入朝之路，乞兵救援。’

新罗是当时朝鲜半岛上一个国家。半岛的形势是高句丽占据北方，新罗和百济分别在东南和西南。这三家争斗不断，大概是个缩小版的三国演义。李世民从前就给他们调停过纠纷。现在新罗又派人来告状，说那两小子背着唐朝在搞事，妄图以武力改变地区现状。老大你赶紧派兵，不然我以后恐怕连报信的机会都没了！

半岛三国

其实李世民关注东北方向很久了。前面介绍过，贞观五年他就派人前往高句丽，收葬隋朝阵亡将士尸骨。贞观十五年，又派国防部测绘局局长（兵部职方郎中，掌天下地图）陈大德出使高句丽。这陈局长估计走之前领了巨额的专项经费，每到一个地方就给当地领导送上厚礼，说：“我这人没别的爱好，就喜欢游山玩水。此地有何奇绝之处，麻烦找人带我转转。”借机观察山川形势，同时摸摸当地民情。这一路还联络上当年隋炀帝征辽时，遗留当地的中国人，跟他们宣传国内形势：你们故乡亲人都很好，不用挂念。'数日后，隋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等于为唐朝培养一支第五纵队。

陈局长回国后，估计带着测绘局的同志们加班加点，绘制出一批军用地图。一比五万、十万的不一定有，五十万、一百万的应该没问题。当然，这些机密事项史书里是看不到的。但外交活动，派一个管地图的国防部局长去干什么呢？还带那么些钱，不可能都陈局长自掏腰包吧。

史书只记下陈大德不痛不痒一句话，说他向李世民报告：“我军歼灭高昌国，对高句丽震慑极大。这次我去，接待比平时明显高了个档次。”

李世民的回答就很有意思了，他说：“高句丽占据的地盘，原先就是中国土地（汉武帝曾在朝鲜半岛设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我搞几万兵拿下它不难（此处具体谈了一个水陆并进的作战方案），只不过现在中原老百姓还未恢复元气，不想让他们太辛苦而已。”

你说李世民一天到晚不知有多少大事要忙，专门抽时间接见一个司局长的机会有多少？而且还跟他讲这么一大通，又是作战计划、又是（绝密的）战略企图。要说陈局长没带着特殊任务去、没拿点象样的东西汇报，真是打死都不信。

汉四郡

恰好，这时新罗主动上门救援。李世民估计也没和底下人商量，直接拟了道诏书给高句丽：“新罗一向守规矩，你跟百济赶紧的退兵。要不听招呼，我明年可就发兵了哈！”（'新罗委质国家，朝贡不乏，尔与百济各宜戢兵。若更攻之，明年发兵击尔国矣！’）

他发这个诏书也很有意思：挑头打新罗的是百济，他不找百济找高句丽，怎么看都有点找借口的意思。

不过，出兵辽东在当时算是个禁区。隋朝灭亡，征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地方多山严寒、易守难攻，经济又不发达。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属于多它不多、少它不少。对应中原王朝的态度，是有钱有闲就打一打、没钱没闲就拉一拉。

贞观时期的唐朝，内外形势相对稳定，算有点闲吧。有钱就完全谈不上了，主要是人口太少。农耕社会，有劳动力才有产出。贞观六年，马周上报告说'现在人口才隋朝时十分之一’；李世民去世后三年，财政部给高宗李治上个报告，说全国有户三百八十万、大概两千来万人，仍然不到隋朝的一半（近九百万户、四千六百多万人）。

李世民那时候几场对外战争胜利，国家势力范围急剧扩张。西边搞到青海新疆，北边管到内外蒙古。地打赢了当场就可以占领，人口（及国力）的增长可没办法一天完成。靠这区区两千万人（劳动力人口还更少），那时候又没有机械化设备，支撑下来已是捉襟见肘。要不然，李世民为什么一听说西突厥军重返西域，就后悔派兵占领高昌？这时候再到东北开辟新的战场，搞不好就就有崩盘的危险。

其实不仅仅建国初期，整个唐代，怎么支撑东西两线作战，始终是个老大难问题。由这个问题，甚至牵扯出一系列更严重的后果。当然这是后话，起码贞观时期，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反对用兵的。李世民直接下诏书说要打，肯定没经过中央班子的统一研究。

那么，他为什么对这个事如此起劲呢？

李世民做事，一向谋定而后动。处理国家大事，也一贯善于听取群众意见。尤其隋炀帝犯下那些错，更是整天挂在嘴边，说大家要吸取教训，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最严重的问题上，铁了心要走杨广的老路？

前人对此有种种解释，有的说好大喜功，有的说为子孙安边，都有道理。但最根本的，应该和李世民性格有关。和所有伟大的领袖人物一样，李世民的性格特点是积极进取、永不满足。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根植于中国文化深处、一种开拓进取的冲动。没有这种冲动，单凭所谓的保守、中庸，是不可能造就出，一个屹立数千年文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