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鸿之父如何教子——徐达章《松荫课子图》初探

徐悲鸿的众多收藏中，有关他的父亲徐达章（1869—1913）的绘画显然极其珍贵，尤其是人物画《松荫课子图》更是其代表作。

徐达章生于江苏宜兴屺亭桥，以书画闻名乡里，其绘画题材广泛，山水画和花鸟画皆笔精墨炼、意境深远。但是，还是他的人物画成就最高，不仅在当地称绝，在人物画久已颓败的清末，放眼全国也属于佼佼者。尤其是徐达章所处的20世纪初，能画人物的画家少之又少，除了齐白石外，仅有樊虚、汪琨、钱慧安、吴昌桂、陆恢、余震、王一厅、吴昌硕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而已。徐悲鸿亦曾在《解放后之中国绘画》中说：“解放前全国能作人物者大约不超过二十人，今能写人民生活者当超过一百人。”在此背景下，自学成才的徐达章及其人物画作品，愈发显得难能可贵。

从绘画技法方面看，徐达章的人物画风格可以上追到宋画，但更多地是受到明清画家唐寅、上官周、华喦、黄慎、吴友如、任伯年等人的影响。除了吸收前人的成果，徐达章的人物画风格主要还是建立在其独立观察、思考和写生训练之上的。徐悲鸿在自述中曾说其父“独喜描写所见，如鸡、犬、牛、羊、村、树、猫、花。尤为好写人物，自由父母、姊妹（先君无兄弟），至于邻佣、乞丐，皆曲意刻画，纵其拟仿”。所以说，徐达章在人物画方面倾力最多，积淀最为深厚，作品也最具创造性。

【清】徐达章 松荫课子图

徐达章的《松荫课子图》，较前人有更深入的造型表现，画中四个人物诚然以传统的线条和晕染为主，但是同时形成了完整的新造型体系。

首先，画中人物比例结构准确。面部五官刻画细致，尤其是画面右侧徐悲鸿两个小妹的面部，一个四分之三侧和一个全侧，其五官透视变化的表现达到精准的程度。另外，父亲上下嘴唇的表现都具体到位且各有特征。更可贵的是，还表现出了颧骨、眉弓、额骨、下颌骨、颞骨、甚至颧弓，包括喉头都有精细的刻画。同时，刻画出了丰富的面部肌肉。可见，面部的刻画对徐达章来说是人物画头等重要的课题，几乎穷其一生都在为之观察、写生、思考和钻研。虽然面部是重点，徐达章对人物全身的整体观察和研究也是极其深入的。从画中可以看出，在身体其他部位的表现上，即便是透过衣服，也是结构完整、比例准确的，尤其是各个关节的重点部位都有清晰的理解和深入的刻画。比如父亲和儿子的头颈关系、颈肩关系、肩膀和上臂的关系都刻画得自然贴切，父亲和儿子各个肘部的转折以及上臂与前臂的比例也都表现妥当。整个身体的动态和谐自然，尤其是徐达章隐含着的左手腕部、腰部、甚至脚踝的部位都表现得准确无误。还有抱古琴的小妹隐含的肩颈、抚脸的左手及左臂的肘部、持琴的右手、腰部以及膝部无不比例准确、动态天然，甚至其被古琴遮挡的右臂肘部的形态都能令人想象得出。

其次，该画的人物造型，还有与传统绘画及审美有机融合的一面。徐达章将他深谙的人物比例结构的准确、人物动态的自然、甚至人物性格和精神内涵的表达，与其气韵生动的笔墨线条、典雅的随类赋彩、一定程度上的明暗变化、甚至些微的体面转折等各种因素，都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这不仅使其画中的人物更加真实可信，同时还具有典雅、清朗、淡然和高古的特征，画面也更有亲和感。在人物造型呈现出的最终面貌上具有坚实感，且富于完整性和系统性特征。

由《松荫课子图》可见，徐达章的人物画还有追述生活的通俗性以及在此基础上表现出来的朴实自然的审美观。因此，徐达章的人物画努力而精心地寻求明快的色墨配搭和清新的质地把握，使其人物形象更可观、可触、可感，更加令人信实。这与西方基于科学的色彩学不同，而是与吸收任伯年人物画特色有密切关系。然而徐达章更喜用淡雅的色系，这更多是出于色彩本能的审美，而非西方的光色概念。正是在其具有个性的色彩理性和生活通俗性的基础上，孕育了徐达章人物画整体创作上呈现朴素的现实主义品质。

作为徐达章的人物画代表之作，《松荫课子图》除了塑造了四个人物之外还绘有松树、竹子、篱笆、桌椅、书斋、笔砚、书画等，最后还要特别强调背景中两个小妹手里所持的道具：一个是剑，另一个则是古琴。如果说松树和竹子是对画家清俊高洁的君子之气的隐喻的话，那么剑和琴更是徐达章对自己的情志胆识以及任侠儒雅风范的象征性表达。剑和琴寓意“剑胆琴心”，是有其丰富传统文化内涵的，尤指刚柔相济、侠骨柔长、哀而不伤、激而不烈等人类特定的思想精神。而徐达章在《松荫课子图》中除了首重塑造人物形象外，其实剑和琴构成了画面的第二思想中心，是徐达章两袖清风、一腔热血、剑胆琴心一介书生本色的自写，只不过被人物的表达所掩盖而已。徐达章在画面题词的最后亦强调了这一点：“琴剑自娱还自砺，寸心千古永怀真。”当然，除了绘画和题词外，他还曾特创作篆刻“儿女心肠，英雄肝胆”，虽然言词不同，艺术形式各异，但精神本质却殊途同归。

在绘画之外，徐达章的从艺根基是极其深广的。其理学上对朱熹研究颇深，以至于书法上也一度醉心于斯，尤其是早期书法受朱熹的影响极大，并且还将此影响延续到了徐悲鸿早期的书法上。说到朱熹对徐达章的影响，在《松荫课子图》的画面中可见一斑，其核心意义在作品名字里就已经被强调出来了，即“课子”，也就是教儿子读书的意思。作为朱熹崇拜者的徐达章，平日里除了以朱熹言行为准则外，其教育思想和方法也都继承朱熹。朱熹对儿童教育进行了专门研究并著有《童蒙须知》，他还就教育教学作有《训学斋规》，其言：“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齐整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仔细分明。读之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仔细，心眼即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徐达章自然对朱熹的读书方法和教学要求相当清楚，由此我们看到《松荫课子图》中的“课子”主题表现可以称之为朱熹《训学斋规》的绘画版本。画中徐达章正在督导儿子读书，果然是“整顿几案”至“洁净端正”，不仅几案上的书、笔筒、砚台、小笔洗、瓷花瓶、甚至小绿植都“齐整顿放”，就连身后“淡我斋”里的摞摞线装经书和画轴的摆放都井然有序。再看小寿康的读书状态，只见他既“正身体”又“书册详缓”，我们有理由相信小寿康“看字”定会“仔细分明”，读经时亦能“字字响亮”，想必不仅儿子读经能做到“心到、眼到、口到”，作为老师的父亲指导儿子时定亦是“心到、眼到、口到”，可谓以身示范。后来徐悲鸿在自述中也曾经说他少时是在父亲“严督”之下读书的，与其对应的是父亲在画面题诗中亦不忘叮咛“切愿康儿勤学问，读书务本励躬行。”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父亲对儿子是怎样的一个要求了。结果也正是后人所看到的——作为绘画大师的徐悲鸿，同时国学极其深厚是其一大显著特征，他少时读过的经典，比如《诗经》《论语》《左传》《孟子》《中庸》《楚辞》《史记》《淮南子》等，无不成为他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书画创作的艺术源泉，甚至在题写国学经典的原文章句时信手拈来。徐悲鸿在这方面的名作不胜枚举，比如《风雨鸡鸣》《田横五百士》《徯我后》《国殇》等等。通过这些作品，也足见当年父亲的教读之谨严，以至于徐悲鸿对经典的很多内容不仅“久远不忘”更能“自晓其义”……

徐达章去世后，《松荫课子图》一直被徐悲鸿随身携带，1933年，他还曾经携带该画参加了巴黎中国美术展览会，当时它被挂在展厅的第一位置上。后来徐悲鸿受欧洲多国邀请举办画展，归国后国内多家报纸对徐悲鸿的欧洲文化之旅做了相关报道，1934年《新光（北平）》日报第20期第二页将徐达章的《松荫课子图》特别刊出，于是该画再次进入了国人的视野。

待徐悲鸿去世后，其夫人廖静文将他的绘画作品1200多幅、唐宋元明清以来的收藏1100多幅、文献资料等文物共计万余件，甚至包括自家的四合院全部捐献给国家，其中就包括《松荫课子图》在内的徐达章作品13幅。现在，作为徐达章与徐悲鸿之间父子情深见证的《松荫课子图》，依然完好地保存在徐悲鸿纪念馆内。透过《松荫课子图》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父亲无所不用其极的良苦用心，其笔下的线条、色彩、氛围、饰物、坐姿、肃穆、端庄、题词、印章……无不笔笔诸己、事事走心，充满对儿子的殷切期望和生生爱怜，以至于徐达章在该画的题款中直书“切愿康儿勤学问，读书务本励躬行”，谆谆之情，溢于言表。不仅写出了父亲对儿子当下的一时之“爱”，更是绘尽了画面背后父亲现实生活和事业的中心、甚或其生命的本质——课子。这是一代儒生抚育后代的文化使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望子成龙……这正是该画在技法之外，表现出的更高的理想和精神，是画作的真正灵魂。所以，在慈父的训导下，徐悲鸿一生亦忧民族如念父、报祖国如事亲、育生徒如抚子，慷爱悌以济天下。在艺术国度里，徐悲鸿疾首于国艺的衰微，耻痛于“四王”的裹足退行，古守唐宋，今取西法，独尊造化自然，其力逮诸己的强大内力，更显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回归和中华文化的源远流续。这一切的一切，都蕴含着徐达章那伟大的父爱。

（作者供职于徐悲鸿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