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宝麟：篆刻艺术的当代品格

篆刻艺术的当代品格/冯宝麟

篆刻艺术的当代品格是经过近二十年的不断探索逐步确立的，具体的标志是彻底走出了齐白石、邓散木、王福厂风格的范围，与明清流派印拉开了距离，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首先，是作品中透射出的艺术观念的递进。人们已不再将传统当成是追求的终极目标，而是把它当成印学史上的一个个驿站，因而走出前人的窠臼便成了当代印人的自觉追求。挣脱了旧的思想束博，为当代印人风格的完善、个性的独立，以及由此达到当代印风的多样化莫定了基础。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篆刻刻这一传统的文人艺术在当代的发展，是以对传统的文人经典的解构和对文人精神意识的反叛开始的。而有着”“印学史上第二个高峰”之称的明清文入流派刻，刚刚完成了“传薪火”的使命，便成了时代印人们超越的第一个目标。

写意印风的繁荣和发展是最引人属目的。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第一，篆刻的后发性使其在文人艺术特色的发展上明显滞后，甚至到吴昌硕时代仍未进入“大写意”的高境界，艺术自身亟须“补课”;

第二，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也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大异古人(尤其是明清文人)的艺术风格形成的培养基，这因应了“求变”“求新”的时代精神:第三，西方思想观念的涌入，在艺术复兴初期强烈地震撼了艺术家们的精神世界和情感空间，更迅速地改变着人们的欣赏习惯和审美取向，“解构”、“重建”、“个性解放”等都与艺木自身的需要不谋而合，形成了“共振”，产生的能量是不容低估的。“内因”与“外因”互相作用的结果，便是一种新的审美理想的实现:朝艺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而这一阶段的显性标志就是写意印风的走红。

篆刻的美术化、图案化趋势日渐明显。人们大量地从姊妹艺术形式中“掠夺”资源、以丰富篆刻的表现形式和手法。

在构图上，许多有创造意识的印人借鉴画理、画意和现代艺术的构成方式，有人甚至借鉴民间术士画符的形式;在刀法上，则有人广泛借鉴其他行当和艺术门类的技法特色，创造出如剪纸、版国的效果;而古文宇中美术化倾向较浓的一路，纷纷被开掘出来受到青睐，并在当代的创作中粉墨登场；

在创作上，人们对形式的重视，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这无疑是为了满足”欣赏形式美的眼睛”。

艺术创新再也没有比形式上的突破更容易取得成果的了，在当今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走此捷径”尤显重要，打破了原有的那种以文字点画的排列为导的印面秩序，重视利用点线切割、图式构成等“现代”语言营造艺术空间、具体到实际“操作”上，是作者们都颇具匠心地规划点线的分布，使文字更能被主观意识驾驭、精心地排列、组合、都让、变化:强化印面构成的诸多矛盾，如加大点画轻重的反差，增大阴阳向背线条的对峙力度、增加虚实实变化的强度等，构成对欣赏者感官的强烈刺激。

对印面形式的关注，也促使当代篆刻从篆书的风格决定刻的风格发展到了以线条的图式组合构筑审美理想的崭新阶段。

“篆”、刻＂关系的再度调整。印学史上“篆”、“刻”此长彼消，历经三次，每次都是印风巨变的标志。在当代、人们越来越重视“刻”这一相对独立于其他艺术的技术语言，并成为当代印人塑造个性风格、展示个性风采的重要手段。“篆”作为书体的意义在印中越来越淡，再次处于从属地位。做印法的盛行，是当代篆刻创作的又一特色。按照传统文人艺术的创作理念，艺术乃风雅之事，当一任天然，潇洒而为，不屑于斤斤计较、匠作雕凿。然篆刻艺术的特殊性却造成从滥觞期的文彭时代便有了“掷地地数次”或'小儿放入布袋“尽日摇之”以求浑然天成效果的“做印法”，而这一法则在当代已发展成与篆法、刀法、章法井列的又一重要创作手段。当代印人为了追求丰富的印面效果，可以说是较尽脑汁、弹精竭虑，而且已由对印文及边栏的“做”发展到对印材、印面的全方位“做”。铲、削、翻、磨、摔、硬、划不一而足，粗砂布、铁键刀都被派上了用场。手法繁缛的“做印法”，是当代印人追求丰富的印面效果，并借此达到“意与古会”、“合乎自然”的审美理想的新手段。他们力求从形与质上都与数千年前的先贤之作相一致，将风雨割蚀、岁月沧桑之“结果”，在最短的时间内求得实现。所有这一切，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构成篆刻艺术的当代品格。“质文代变，古今情理”，从发展的角度看，这是一种进步、发展，是当代人对几千年印学史的丰富，是中华民族古老艺术之树放的新花。当然，任何事物都会有其两面性，伴随刻艺术当代品格的确立，一些不容忽視的间题也相伴而来，成为当代印人不容回避和必须要深人思考并做出回答的时代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