醇正和缓，平淡至极，孟河医派名医费伯雄临证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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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说：最近在央视一套热播的电视剧《老中医》以民国时期的上海为背景，讲述了江苏常州孟河医派传人翁泉海闯荡上海滩，倾尽一生之力致力于中医药传承发展的故事。
孟河医派临证以治法灵活多样、用药轻灵巧、临床疗效明显等为特点，是我国学术传承成绩显著的中医流派之一，医家辈出。既有初创期赫赫有名的费、马、巢、丁四大家，也有现今享誉杏林的多位国医大师和中医名家。
现本号特开“孟河医派名家经验选介”栏目。第一篇特约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陈仁寿撰文展现孟河医派名家费伯雄的学术特色和临证经验。
孟河医派之名首次见于丁甘仁次子丁仲英1927年在《喉痧症治概要》跋中说：“吾乡多医家，利济之功，亘大江南北，世称孟河医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费、马、丁、巢四家。孟河医派医家、弟子源于孟河，又陆续向外发展，逐渐遍布江苏镇江、丹阳、常熟、无锡、苏州以及上海等地医界，其影响波及全国，其中一部分成为后来的中医名家及中医教育家，是中医事业继承和发展的骨干力量。
孟河费氏之始
费氏原籍江西，本官宦世家，早在宋代，费氏门中就有人官拜大将军之职。元代顺帝时迁江西铅山县，铅山费氏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科第世家”。自明代景泰四年（1453）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费氏出进士六人，举人十四人，在明朝做官的达七八十人之众。其中佼佼者当属费宏，笔者主编《江苏中医历史与流派传承》中有其生平介绍，此不赘言。
孟河费氏从医之始，可上溯至明朝末年。明末费氏一支寄居江苏镇江，因避战乱，家族散寄常州、无锡、苏州等地。其中有一位名叫费尚有，字文明，生于明隆庆六年（1572），卒于清康熙元年（1662），携妻迁至孟河，因往日兼通歧黄，遂弃儒从医，时年五十余，由此开创了孟河费氏的医人生涯，至今已三百数十年。其间代有传人，共历十一世，其中以第七世传人费伯雄医名最盛，成就最高。
费伯雄生平
费伯雄（1800—1879），字晋卿，号砚云子，为孟河医派的主要开创者和重要奠基人之一。费伯雄是费氏世家第七代医业的传人，祖父费国柞，精于医，载于方志，父费文纪亦为当地名医。
费伯雄幼时聪颖过人，四岁能诵古唐诗，六岁入塾，七岁即能属对，有神童之称。伯雄自幼禀承家学，随祖、父习医，24岁时曾受教于镇江名医王九峰。33岁中秀才后，弃举子业，专志歧黄。“究心于《灵》《素》诸书，自张长沙下迄时彦，所有着述，并皆参观”。悬壶之后，医名渐盛，每日求诊者甚众，所居之处遂成繁盛之区。
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费伯雄受知于江苏巡抚林则徐，并为林则徐治病。后经林则徐推荐，道光年间曾两度应召入宫治病。咸丰六年（1856），江南提督张国梁亲赴孟河，延请费伯雄去丹阳，为清军江南督帅向荣治咯血，费伯雄手到病除，向荣赠费伯雄“功同良相”匾额一块。自此，费伯雄名噪大江南北，远近求医、问学者络绎不绝。《清史稿》称：“清末江南诸医，以伯雄为最著。”
费伯雄博学多才，除医技精湛外，能文章，工词赋，并通天文、六壬、技击、书画等各艺，可谓难能可贵。同时代文学家俞樾称其：“诗原本性情，文得欧阳神。”故又有“名士为名医”之美誉。
费伯雄医术之精湛堪为一代宗师，医德高尚更为世之楷模。曾云：“为救人而学医则可，为谋利而学医则不可。我之父母有疾欲求医相救者何如？我之妻子儿女有疾欲求医相救者何如？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淡矣。”费伯雄少年时即事父母至孝，成名后积极参与家乡公益事业，多行善举。《武阳志余》记载费伯雄“急公好义”，曾与孟河名医马省三等共同出资管理与重建孟河接婴堂，又曾独力恢复文纪公育婴堂旧制；道光间海潮泛溢，伯雄劝洲乡筑堤防涝，并亲历各洲，赈恤五载，给予工食。又凭一己之力平息乡民刘明松聚众截粮拒捕一事，使地方得以安宁，晚年任通江乡总董。时人恽世临所做之《费晋卿先生传》，亦记载费伯雄晚年于家乡“独造桥梁、独新祠宇、独修谱牒，当务之急，靡不尽力。”伯雄曾自撰联曰：“古今多少世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人品，还是读书。”道出了他一生做人的行为与轨迹。
费伯雄年至八十而卒。据《中国历代医史》记载，其八十寿辰之日，“亲友满堂，先生连进数十觞，乃举杯谓亲友曰：'盛会难逢，秋风易逝，行将与诸君长别’。座客皆惊愕。先生曰：'存，吾顺也；殁，吾宁也，得正而毙，亦洪范五福之一也。’果于是岁七月十六日，自沐浴整冠，含笑而逝。”
费伯雄著作提要
费伯雄著述颇丰，医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以下几种。
01
《医醇賸义》四卷
为费伯雄代表著作。其原本著有《医醇》书稿共24卷，分察脉、辨证、施治、医理、治法、法外意六门，但未及刊行，因战乱而毁。晚年追忆原书内容，重新撰写成《医醇賸义》计4卷，但不及《医醇》24卷十之二三，遂于原书名续“賸义”二字，殊为憾事。书成于同治二年（1863年），刻印之后盛行于世。
本书系作者数十年治疗经验心得，以“首察脉，次辨证，次施治，此三者为大纲”。列述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之候以及虚劳内伤等诸杂证（伤寒除外）。讨论病证，随载自拟效方及成方，皆平实可依。治病讲究实效及变通化裁，自谓“就治字中，又分三层，曰理、法、意。医有医理，治有治法，化裁通变，则又须得法外意也”。语极中肯，较有参考价值。另认为升麻、柴胡、知母、黄柏、石膏、附子、肉桂七味药（特别是升、柴、知、黄四味）不可轻用，尤为可贵的临床经验见解。
现存原刻本、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耕心堂刻本、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扫叶上房藏版。
02
《医方论》四卷
本书是《医方集解》的评述本。作者自序曰：“第书籍散失，学者难于博观而约取之。乡曲之士，每以《医方集解》一书奉为枕秘，甫经临症辄检用之。殊不知，“集”中可用之方固多，而不可用者亦不少，漫无别择，草菅人命矣！”作者依原书次序，一一加以评述。评价其临床效用及，提出加减变化之法，并对原书中一些选集不当的方剂，阐述自己的见解。语简明快，多中肯綮。对于各方原书记载的主治与注释，一概不录，以归简便。本书须与《医方集解》相互参阅。
此书专为初学而设，作者另外说明，在医学上若欲求更上一层，则当博览群书，如《灵》《素》《伤寒》《金匮》以及金元四大家等，然后由博返约。
本书刊于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现存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刊本、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刊本、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重刊本、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上海扫叶上房刻本、《费氏全集》本。
03
《怪疾奇方》一卷
本书系费伯雄早年手稿，是费伯雄汇集的古今医家治疗少见或某些难治疾病的经验方，包括药物、物理、及精神方面的治疗方法。全书收载怪疾奇方148条，144症，152方。部分内容见于《本草纲目》各家札记和鲍相璈氏《验方新编》奇病各门等。其中部分内容显属荒诞不经，如吐出鸡雏、背中跳出一蛇等。
现存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刻本、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众宝室刻本。
04
《食鉴本草》一卷
本书为费伯雄为病人或虚劳者的食宜而作。先列食物，分为谷、菜、瓜、果、味、禽、兽、鳞、甲、虫共10类，计96种，主要论及食物的禁忌，较少谈其功用。后述食疗之法，分为风、寒、暑、湿、燥和气、血、痰、虚、实共10门计74条。包括粥、汤、膏、饼、酒、茶、糕、乳、煎、羹等调制之类型。现存《珍本医书集成》本。
另外，费伯雄还著有《费批医学心悟》传世，后人及弟子尚辑有《费伯雄医案》行世。
费伯雄学术思想
费伯雄主张医道以醇正、和缓正途，故为其代表著作命名为《医醇》，并对此“醇”字的重要意义做出了深入的解释和说明。费伯雄曾独具慧眼地指出，战国时秦之良医，以“和”“缓”为名，其中实寓有深意。
首先，费伯雄自释云，所谓“醇”字，不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之谓，若仅如是，浅陋而已矣，庸劣而已矣，何足以言'醇’乎！”学者不可把费氏学术之看似平淡无奇当作平庸无才，即不是“假兼备以幸中，借和平以藏拙”之漫无定见，没无鲜明的学术特色。
其次，费伯雄认为，医学沿至清代，已经衰落至大不如前。当时医界医家各执一隅之偏，抱残守缺，标新立异，崇尚所谓秘方独法，并以此为自得高明，导致各种学说芜杂已极，学派林立，且多互相攻讦。费伯雄告诫世人，“疾病常有，怪病罕逢，惟能知常，方能知变”。医家没有全面了解医学基本的理论和方法，只是纠缠于某个细枝末节，则必定陷于僵化教条，正是盲人摸象之谓。费氏主张，对于医学要做到知常达变、执简驭繁，以不变应万变，才是归于醇正之正途。
第三、费伯雄又言，所谓“醇”者，“在义理之的当，而不在药味之新奇。如仲景三承气汤颇为峻猛，而能救人于存亡危急之时，其峻也正其醇也，此吾之所谓“醇”也。”所以，“醇”代表辨证准确，用药对证，药到即效。不论平和之剂，还是峻猛之剂，只要用之合理，都是“醇”之含义范围，故“醇”之精义在理而不在药。所以费氏云：“夫疾病虽多，不越内伤外感，不足者补之以复其正，有余者去之以归于平，是即和法也，缓治也。”
最后，费伯雄之“医醇”，代表医学的一种成熟和升华，即“大法圆融”之意，笔者认为，这是“醇”字的最为深刻的本质意义。费氏振聋发聩地指出：“天下无神奇之法，只有平淡之法，平淡之极，乃为神奇。”此语禅机颇深，清代医界尚能出此宏论，实在难能可贵。医学本无正法、奇法之分，治病亦本无所谓秘方绝招。凡疾病之机，治疗之法，皆无外乎医理，只要医理精纯圆融，并运用得当，则一病自有一正对之法。若于医道未窥全貌，仅执一隅之偏者，才会有所谓秘、新、奇、巧之云云。能够做到“醇正和缓”者，一定是熟研经典，又能总揽后世各家之偏，由博返约，融会贯通，达到治病没有特长而又无不擅长的高超境界。费氏认为，医学界能够做到“不失和缓之意者，千余年来不过数人。”所以，费氏所谓“平淡至极，乃为神奇”，正是《老子》中所谓“大道至简，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音希声”之意也。举手投足，从容和缓，看似平淡无奇，而实又无处不奇，医道至此，实已臻出神入化之境界。
学术界认为，费氏擅长治疗慢性疾病，尤其善治虚劳、杂病而享誉医坛。《费氏食养三种》沙彦楷序曰：“孟河费伯雄既以医治虚劳名同、光。然不肯使病家多服药，多延医。故除病情变幻者外，其调补之剂，可以一方服数十百剂，或服之终身。”治疗虚痨，强调守方，非似急证，朝夕可效，若非辨证准确，胸有定见者，必难坚持一法。昔明代内伤大家薛己治病：“无近期，无急效，纾徐从容，不劳而病自愈。”叶天士亦云“王道无近功，多用自有益”，皆同此类。故守方之法，即和缓之意，值得后人深思。
费伯雄辨证准确，还要归功于他在脉学上的成就。《清史稿》中记载，伯雄“持脉知病，不待问。”孟河医派另一中坚人物丁甘仁在《脉学辑要》序言中评其“诊脉之神，出类拔萃，决断生死，历历不爽。”费伯雄自言《医醇賸义》一书“首察脉，次辨证，次施治，此三者为大纲”。第一卷即详论脉法，阐述自己在脉学上的独到见解，又称“晋卿脉法”。若独立成帙，实为一部脉学专著。
费伯雄的弟子和传人
费伯雄之子费应兰（1823—1896）亦通医。费应兰有三子，承祖（绳甫）、容祖（哲甫）、绍祖（惠甫），均业医，其中以承祖医名最盛。
费承祖：字绳甫（1851—1914年），费伯雄之孙，也是孟河另一名医马培之的外甥，幼承家世医业，恪遵祖训，治医“不失晋卿公医醇家学之意”，堪为费伯雄的衣钵传人，后亦成为孟河医派文化的中坚力量和发扬光大的代表之一。
费绳甫以善治虚劳内伤危、大、奇、急诸证而闻名上海。其治疗虚证，以善于养胃阴著称，治虚劳主清润平稳，养胃阴则重气味甘淡。他说：“余治虚证，人视为万无生理者，胃阴虚即养胃阴，胃阴虚胃气亦虚，即养胃阴兼益胃气，无不应手取效，转危为安。生平治虚症，别有心得者在此。”费绳甫学术上能兼取东垣、丹溪二家之长，尝谓东垣补阳，丹溪补阴，实是治病两大法则，不可偏废。另外在诊断上，他提出了“明辨见证”“深究病源”“省察气候”“考核体质”等“四要”；在治则上，强调明辨补泻寒温；对用药之道，则主张“轻病用轻药而轻不离题，重病用重药而重不愤事”，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费绳甫生平见义勇为，有乃祖之风，曾独力恢复孟河育婴堂。1912年出版刊印《费氏全集》于孟河耕心堂，著有《临证便览》和《费绳甫医话医案》等。
费绳甫育四子，保雍、保初、保纯、保铨，均随父习医。费绳甫的女婿徐相任（1881—1959）早年随岳父学医，故亦绳甫传人，1914年辑《费绳甫医案》，行医于上海，以善治霍乱及温热病而著称。
伯雄曾孙、绍祖之子费子彬（1891—1981），得世家传授，行医于上海，以治疗高血压和肠炎出名，解放前去香港，亦为当地名医。
费伯雄一生也直接带了不少名医弟子，如陈虬、丁松溪、谭良、姜崧生、屠厚之等。
费氏旁支
孟河医家中另有费氏一支，经考与江西费氏并无宗亲关系。同为医道且同为费姓，又同居孟河，亦是一奇。
此费氏最著名者为费士源（1762—1835），清乾隆至道光年间人，以内科名世，与王九峰、马省三（马培之之祖），皆为当时之名医。曾与孟河外科名医沙达周合治一巨富发背，士源据其食欲尚旺，又值长夏湿热之时，遂立定主见，虽溃而投和胃利湿清暑平淡之方百余剂而愈，非泛泛生肌托补，深为沙氏佩服。
费士源之孙费兰泉（1818—1880），亦为孟河名医。精于辨证，善用吐法治顽痰固疾，颇负时名。尝谓：“痰久则坚而难出，虽消痰化热徒然，当用吐法以倾其痰案。”曾治一狂症，以鲜桃叶捣汁和水灌之，用鸡羽探吐，吐出黏痰甚多，复进以甘凉清热、化痰潜阳二十余剂而愈。
费兰泉弟子中最著名者当属余听鸿。
余听鸿（1847—1907），名景和，宜兴人。13岁入孟河天宝堂药店当学徒，暇时攻读《医宗金鉴》，后被费兰泉收为门徒，深得费氏心传，擅长内科，又精外科、喉科。中年寓居常熟。著作有《诊余集》《余注伤寒论翼》《外证医案汇编》等。余氏善用伤寒方治杂病。他认为《伤寒论》中“汗、吐、下、温、清、补八法俱在其中，一百一十三方，方方有法……即杂病亦岂外？”“人云仲景之法能治伤寒，不能治调理者，门外汉也。”余氏得费氏治病之心法，临证善于识病、守法，《诊余集》中的许多治验都记载了他在疑难重症面前立定主见，力排众议，而挽病人于危亡之际的经过。其子余幼鸿、余继鸿，其孙余鸿孙、余鸿仁均精于医。
新媒体编辑 | 徐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