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上的文章——从周作人到汪曾祺
比如周作人就曾在女性的脚的问题上作过不少文章，总括起来，无非是赞美天足或厌恶缠脚。在周作人的作品中，对缠小脚的批评随处可见，仅举几例：1921写文章《天足》，直截了当表示：“我最喜见女人的天足……我的意思是说，我最嫌恶缠足！”1922年的《“先进国之妇女”》中说：“别位对于这事不知作何感想，我确实非常的不愉快，觉得因为有这些尖脚的姊妹们在那里走，连累我不但不能够以先进国民自豪，连后进国民的头衔也有点把握不住了。”1925年，《拜脚商兑》中不仅批评了传统男性的拜脚主义，且犀利指出穿高跟皮鞋为“缠洋足”，将此种现象称为“小脚主义”。1926年，《难民的小脚》则有这样充满讽刺而愤激的话：“我并不说难民不配保有小脚，我只不知怎的感到小脚与难民之神妙的关系，仿佛可以说小脚是难民的原因似的。”总之，在周作人眼中，国人长期以来的小脚崇拜是“痛苦的赏玩”（《雨天的书·山中杂信》四），是一种变态。与之相反，他曾数次热烈赞美“天足”。他曾在诗歌《她们》中提及自己有三位恋人，乾荣子显然是其中一位，给周作人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她的一双脚。这双美丽的脚，到晚年依然历历在目，被周作人写进了《知堂回忆录》：“我在伏见馆第一个遇见的人，是馆主人的妹子兼做下女工作的乾荣子，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最特别的是赤着脚，在屋里走来走去……”。因为此种“天足”情结，周作人喜欢张汝南的“江南好，大脚果如仙”之句，也喜欢李白的这两句诗：“履上足如霜，不著鸦头袜。”“一双金齿屐，两足白如霜。”晚年还将此意象写入自己的《纪梦诗》：“醉梦不忘金齿屐，如霜白足想当时。”唐时女性还未缠足，周作人遥想唐朝女性赤足之美与羡慕日本少女的赤足或许是一回事。想到金克木曾以笔名燕石写过一篇《周作人的思想》，其中有言，周作人欣赏日本文化的某些方面，尤其追慕古代的日本，实则是因为：“它像唐朝——中国历史上的光辉时代。”
除了周作人，废名也曾写过女性的脚。在小说《桥》里，他这样写琴子的脚：“琴子的辫子蓬得什么似的，一眼就看见。昨天上床的时候，他明明的看了她，那里是这样？除了这一个蓬松的辫子，他还看得见她一双赤脚，一直赤到膝头。”“小林站在她面前，眼睛落在她的赤脚，他简直想她去过河玩。”这里面有一种浮想联翩，说“想她去过河去玩”，完整的意思，是“想看她赤脚过河”吧。在《莫须有先生传》中，莫须有先生有这样的议论：“姑娘，不要害羞，不要以为我是城里人，这是一点也不要紧的，明天自己再做一双好鞋，只要是天足就好看了！”所以可以想象，《桥》里面琴子的赤脚，赤露的必然是一双天足。对女性天足的态度，以及觉得赤足无须害羞云云，废名或是受其老师周作人的影响。
汪曾祺小说里也多处写到过女性的脚。在发表于1946年的小说《小学校的钟声——茱萸小集之一》里，他以怅惘的笔触回忆了自己某段朦胧的感情经历，有处细节是关于一个女孩的脚：“半点钟之内，她换了袜子。一层轻绡从她的脚上褪去，和怜和爱她看看自己的脚尖，想起雨后在洁白的浅滩上印一湾苗条的痕迹，一种难以言说的温柔。怕太娇纵了自己，她赶快穿上一双。”这也不是偶然，汪曾祺日后的《大淖记事》里写过女挑夫的赤脚：“她们像男人一样的挣钱，走相、坐相也像男人。走起来一阵风，坐下来两条腿叉得很开。她们像男人一样赤脚穿草鞋（脚指甲却用凤仙花染红）。”汪曾祺在写这些质朴、强健的女挑夫时显然是欣赏的口吻，穿着草鞋的脚是劳动着的脚，但劳动并不显其粗蠢，凤仙花染红的脚指甲展现的仍是女性的美。而将女性赤足之美写到极致的还数《受戒》，小说这样写小英子的脚：“'扌歪’荸荠，这是小英子最爱干的生活……赤了脚，在凉浸浸滑溜溜的泥里踩着，——哎，一个硬疙瘩！伸手下去，一个红紫红紫的荸荠。她自己爱干这生活，还拉了明子一起去。她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这段文字很有名，小英子的脚印扰乱了小和尚的心，也深刻地映在了读者心里。鞋是脚的附属品，汪曾祺对女性的鞋子也比较留意，《兽医》一篇里写寡妇顺子妈的鞋：“她的鞋面是银灰色的，这双银灰色的鞋，使她有一种说不出的风韵。”顺子妈再婚之后，“脱了银灰色的旧鞋，换了一双绣了秋海棠的新鞋，就像换了一个人。”《水蛇腰》里写崔兰的鞋：“崔兰穿的是一件大红嵌金线乔其纱旗袍，脚下是一双麂皮软底便鞋，很显脚形——崔兰的脚很好看。”汪曾祺写女性的脚，使人感到一种自然、健康的美，与他的审美观大有关系，但也不无所指。如《珠子灯》一篇就将“放脚”与革命党、新思想联系起来：“王常生在南京读书，秘密地加入了革命党，思想很新。订婚以后，他请媒人捎话过去：请孙小姐把脚放了。孙小姐的脚当真放了，放得很好，看起来就不像裹过的。”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天足”也好，“赤足”也好，都不是理所当然存在着的审美意象。
事实上，不同时代的文化始终在影响、塑造人的身体以及看待身体的方式，每一种新的审美眼光背后始终有更为深层而系统的因素在起作用。周作人对女子赤足的赞美，就关乎他对文明与文化的思考。如他对日本少女天足的赞美，是以彼之自然与健全，对应着缠脚或崇拜小脚国民的萎弱与病态，对国民性的批评是昭然的。至少在最初一段时期，周作人与鲁迅同为新文化运动的战将，写过不少文章批判旧文化，“小脚主义”即是火力所向之一。可以想象，在日本见到了很自然地赤着脚走来走去的少女，再回过头看看本国缠了足的“一跷一拐的女人”（见《天足》），那深受刺激的心情也就可以理解。
在两性观念上，汪曾祺或是受周作人影响最大也最明显的一位，这一点已为一些研究者述及。即以上面的引文来说，可以看到在汪曾祺笔下女性赤足的自然健康之美，颇为符合周作人的理想。而从更为整体有机的视角去看，如同周作人的儿童观、两性观等都隶属于五四“人学”范畴，汪曾祺的两性观，也属于他自己所说的“抒情的人道主义”一脉支流。对女性赤足的赞美是这一观念的正向表达，与之构成互文的，是对贞操观念的打破，如《大淖记事》《兽医》《薛大娘》即在此列。尤其《大淖记事》中，巧云的被强暴，在传统叙事里是“失节”，但小说恰恰对此轻描淡写。巧云并不觉得自己是被“玷污”了，而是遗憾没能将自己的初次交给十一子。在传统两性视角里，女性一旦“失节”，整个社会都会认定女性为过错方，而小说中，无论十一子还是周遭舆论环境，对待巧云的遭遇，都充满善意的同情，绝无《祥林嫂》里那种陈腐压抑的气氛；与前面构成反向补充的，是汪曾祺对女性不幸命运的悲悯。如《关老爷》《辜家豆腐店的女儿》《小姨娘》《忧郁症》《小芳》都或多或少涉及女性的不幸处境，至于原因，既有男权对女性的操纵、伤害，也由于整个社会甚至女性自己，都深陷某些观念泥潭而无以自拔，而这些几乎全都呼应着周作人对女性贞操以及两性关系的看法。
差异也是有的，由于身处时代不同，或由于性情的差异，汪曾祺写女性的赤足美，毋宁说是褪去了最初周作人笔下那种陌生化的震慑，同时化理论的倡导为生命的抒情，以缕缕文字的清风，涤荡长久以来附着在女性身上的偏见与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