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书十大名品欣赏
毛公鼎（Duke Mao Tripod），西周晚期毛公所铸青铜器，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今宝鸡市岐山县），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毛公鼎内铭文长达四百九十七字，记载了毛公衷心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其书法乃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散氏盘
散氏盘，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有人认为作器者为夨，又称作夨人盘。传清乾隆初年于陕西凤翔出土。1935年《散氏盘》随清宫其它文物移交北平故宫博物院，抗战时曾南迁，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散氏盘，其铭文结构奇古，线条圆润而凝炼，字迹草率字形扁平，体势欹侧，显得奇古生动，已开“草篆”之端。因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故愈显朴厚。其“浇铸”感很强烈，表现了浓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虢季子白盘
虢季子白盘，商周时期盛水器，晚清时期出土于宝鸡，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镇馆之宝。
虢季子白盘被视为西周金文中的绝品。它的金文排列方式与字形处理方式显然有别于其他西周铭文，却与东周后期战国吴楚文存在着某种相近的格局。比如，它非常注意每一文字的单独性。线条讲究清丽流畅的感觉，而字形却注重疏密避让的追求，有些钱条刻意拉长，造成动荡的空间效果。造型的精练与细密，也使大家惊讶于西周金文中这样清丽秀逸的格调。
石鼓文
石鼓文，秦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发现于唐初，共十枚，高约二尺，径约三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
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石鼓文对书坛的影响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流传石鼓文最著名的拓本，有明代安国藏的《先锋》、《中权》、《后劲》等北宋拓本，现在日本。
峄山刻石
峄山刻石又称元摹峄山秦篆碑。原立于邹县城县衙大堂，民国初年移入孟庙致敬门内，1973年移入启圣殿内保存，现存于邹城市博物馆。
从《峄山石刻》可以看出，李斯的书法运笔坚劲畅达，线条圆润，结构匀称，点画粗细均匀，既具图案之美，又有飞翔灵动之势。书法造诣之高超掩灭先轨，散绝后贤，使一切写小篆的人皆难入其境，成为后世临摹学书之佳。
袁安碑
称“汉司徒袁安碑”。东汉永元四年(公元92)立。原石出土地点不详，1929年在河南偃师县城南辛家村发现，现藏河南博物院。
由于该碑发现较晚，字口锋颖如新，书法浑厚古茂，雄朴多姿，线条纤细婉转，体态遒劲流畅，飘逸圆融中尽显端庄方正，是汉代篆书的典型代表。现代书家费声骞评《袁安碑》：“此碑笔画瘦劲，纤而能厚，结体宽博，运笔圆匀，碑字清晰，可供学篆取法善本。”
天发神谶碑
《天发神谶碑》又称《吴天玺记功颂》，三国吴天玺元年(267)刻。吴的最后一位君主孙皓，因天降符瑞而立碑记功。
此碑书法若篆若隶，在节史上最为奇特。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曰：“予观其书，方折盘旋以隶笔而行篆体，戈长剑利中实乃弓燥手柔。张怀雳以沉着痛快目之，良下虚也。”
李阳冰篆书
李阳冰（生卒年不详），约生于唐玄宗开元年间。他的篆书,“劲利豪爽，风行而集，识者谓之苍颉后身。”甚至被后人称为“李斯之后的千古一人”。
在唐代篆书中，李阳冰是成就最高的。谓之“铁线描。”《三坟记碑》承李斯《峄山碑》玉筋笔法，以瘦劲取胜，结体修长，线条遒劲平整，笔画从头至尾粗细一致，光滑洁净，婉曲翩然。
邓石如篆书
邓石如（1739或1743—1805，），清代大书法家。
其篆书以《石鼓文》、《泰山刻石》、《峄山碑》、《开母石阙》为法，并融合汉碑额婉转飘动的意趣，字形方圆互用，姿态新颖，笔力深雄，婀娜多姿，体势大度，用笔灵活而富于变化，骨力坚韧，一扫当时呆板纤弱、单调雷同的积习。又篆从隶入，隶从篆出，自成一家风范。
吴昌硕篆书
吴昌硕（1844.8.1 —1927.11.29），男，原名俊，字昌硕，别号缶庐、苦铁等，汉族，浙江安吉人。我国近、现代书画艺术发展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诗、书、画、印”四绝的一代宗师，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与任伯年、赵之谦、虚谷齐名为“清末海派四大家”。
其书法尤以篆书最为“名世绝品”。他经过数十年的强抱《石鼓》，不拘成法，弃形取神，独树一帜，创出了一条全新的路子，使《石鼓文》书法走入了空前绝后的境地。提及吴昌硕的篆书，人们必然会想到《石鼓文》，而一谈到《石鼓文》，便不禁联想起吴昌硕，两者结合得如此紧密，纵观书法史，恐难找出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