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与世界的早期接触
江涛等:中国农业与世界的早期接触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也曾创造过农业上的辉煌成就，但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农业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晚清时期，饱受冲击的中国农业面临着重新振兴的重任，学习并利用西方国家先进农业知识、技术及管理经验是其中重要内容。在这一背景下，与清政府相关的国际农业会议为中国农业的振兴提供了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在学习和交流的过程中，清政府虽然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积极性，但为满足国际会议的各项要求，它仍对当时中国的农业政策和农业管理方法等方面作出了必要的调整。中国农业以国际会议为载体与世界农业的早期接触，为中国农业的近代化发展作出了贡献。
晚清时期，农业是中国受到西方冲击最为猛烈的领域之一，清政府面临着重振农业的重任，学习并利用西方先进农业知识、技术即是其中重要内容。在此期间，清政府收到了多次农业国际会议的邀请并参加了其中一些会议。这些会议为中国学习、了解西方农业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通过这个渠道，西方农业的先进生产技术、管理经验等得以传回国内。而清政府通过与这些国际会议的互动，让世界更多地了解到了中国农业的现状，并在会议的驱策之下，补充和完善了农业管理措施和方法。中国农业以国际会议为载体与世界农业的早期接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农业与国际农业的交流，促进了国内农业的发展，为我国农业近代化作出了贡献。
有关晚清时期农业领域以国际会议为载体开展的中外交流，尚较少为人注意，据笔者目力所及，仅有尹新华的一篇《晚清中国与万国农业公会》可以作为其中代表。该文集中论述了中国与这一次会议的关系，本文则拟依据相关档案材料，从整体上对晚清中国参加农业国际会议的情况进行梳理，并希望从中发现晚清时期中外农业交流的脉络。
一、受邀：从1893到1911
从1893年10月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万国溉田会开始，清政府陆续接收到大量农业会议的邀请，到1911年10月，近20年间，共有24次农业类型的国际会议与中国产生联系，清政府派员参加了其中的大多数会议。关于这些会议的参会情况，从下表中可以看出大概。
24次会议中，确知参会人员的有12次，确定未参加的会议仅有一次，即第一次给清政府发来邀请的美国洛杉矶万国溉田会，不参加会议的理由是“会期过迫，且驻扎贵国出使大臣新旧两任接替在适，随员亦有更换，派员赴会诸多不便”。其余十一次均为答允参加会议，但并不确定是否派员以及所派何员，如1910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数次会议；或者因会期未定而不知最终是否举行，如美国于1909年倡议的保存天然物产会。
这些会议有为某项议题而单独设立，列表中的大部分会议都属于此类。但也有会议因为某项事件举行而附设，如布鲁塞尔博览会举办期间即附设了数次农业国际会议，而第二次万国打猎公会的举行也与万国打猎赛会密切相关，“现在维那京城万国打猎赛会业经开幕，因此自西历九月五号至七号，即中历八月初二日至初四日，第二次万国打猎公会即设于该京会议”。
本文所称的国际会议，其参会国家在会议上都是平等的主体，但是有的会议却会通过缴纳会费来调整不同国家在会中的地位。23次会议中，明确提出须缴纳会费者有三次，但其中又有所区别。奥地利维也纳万国农务学会要求每个参会国家缴纳会费奥钱二十元，但该会并未以会费多少区分不同国家在会议上的等次；比利时布鲁塞尔万国耕圃公会则要求“凡人民、会社入会者，应纳会费五佛朗作为会员人”，同时该会提供了可选项供参会国家选择：“凡捐纳会费至一百佛朗者，作为捐助员”。由于费用的不同，会员人与捐助员的地位自然不同。罗马万国农业公会的会费缴纳模式与耕圃公会类似，但在费用要求上让耕圃公会望尘莫及：五等国作为对参会国家的最低要求，前两年每年约需缴纳银510两，以后每年850两；而头等国前两年每年约需缴纳会费8160两，此后每年更是达到13600两，这在清政府参加的所有类型的国际会议中都是数额最高的会费了。
从数量上来说，24次会议少于与清政府相关的医药卫生国际会议的五十多次，但多于其他类型国际会议的次数。从时间上看，这24次会议除了3次举行于19世纪末，其他均集中发生在20世纪初，确切地说是发生在1903年至1911年的9年间，平均下来，每年有两次农业国际会议和清政府产生关系。时间上的巧合，反映的是20世纪初年中国更加深度地融入了为西方列强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虽然这种“融入”更多地是被迫而为。
二、参会：少见专业人员参与其中
中国虽历来重视农业，但多注重耕种实践，而少有精研农业技术的专业人才，历史上以推动农业技术进步而扬名之人寥寥无几，体现在清末参加国际农业会议的人员选派上面，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即中国虽以农业国家著称于世，却派不出精通近代农业技术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奥地利维也纳万国农务学会举行之时，外务部要求驻奥大臣李经迈派人时，李经迈回以“本馆参随并无谙悉农务人员”。因此，晚清中国参加农业会议，所派之员均为职业外交官，即使不确定所派何员的会议，也基本上是由驻使就近遴派妥员，完全没有农业专业人员参与。这也是与清政府参加其他类型国际会议有明显区别的地方。晚清时期，各种类型的国际会议开始均以外交官参会为主，但到后期，专业人员逐渐成为参会的主要力量，农业国际会议则从头到尾都是外交官在唱主角。
缺少熟悉近现代农业的人才是当时中国的现实，这种情况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不过，参加会议的外交官大部分表现得认真而敬业，将会议信息向外务部汇报之余，还通过考察先进国家的农业生产情况，将相关情况向国内反馈，并提出设想和建议。还是以奥地利维也纳万国农务学会为例，最终奉派参加会议的是驻奥使馆随员李殿璋。据他呈报，“此会设于奥国议院，与会者约二千余人。该会接待甚优，当经各会长以及农务各大臣先后演说，此会宗旨意在研究树艺之要术，以求农业之进步，计五日始毕。事后复由农部派员导引至孟敦地方，观其森林植物以及制造等场厂，咸属区画井然，出产繁富，诚足以备观摩而资效法。”会议过程并无特别之处，更有意义的是李殿璋随后的考察以及他就此所产生的感想。
会议结束后，会议主办方安排与会各员参观奥地利各处农业生产情况，李殿璋“窃念自到奥后知中国历来所用洋纸多产自奥国，每年此项外溢之利颇巨，特同第八所会友往上奥省孟敦地方观其森林纸厂”。对于这次参观，李殿璋记录道：“该处城主之欢迎优待实属异常。到之夜设宴于该镇选举厅，同时有义丹两国所派会员亦在座，事之均以随员为上宾，其农部参议等司员亦照料颇周。两日间除看场酬应外，即与驻该处之森林参议讨论本处出产。……该处以山河之水磨电运机，以树作纸料，以水烧盐，均取天然之利，故用力少而成功多，洵谋富国者所亟宜效者也。”这是他经过参观后所了解的奥地利造纸业实际生产情况，对当地农业、工业生产的观察可谓细致。
参加会议并参观过奥地利农业生产后，李殿璋有感而发，又呈上一份说帖，陈述自己对发展中国农业的看法：“欲富国必重农务，农务兴而后国有出产。农务者，国之本也，虽工商各业亦为富国所必需，然无论工商之若何工制造善营运，苟农务之出产不足以为其后殿，亦惟有相顾而束手耳。夫欧洲各国工商之艺甲于天下，而其言犹若此之可见谋国者必图其本兴。……今欲兴农务必仿欧洲，仿欧洲必先兴学。查奥国全境不过中国三省之地，而有农务专门大小学堂一百九十余所，外尚有冬日学堂，专备农民于农余之暇前往就学者。学之者既众，故能智识日开，而利源日辟也。然中国疆宇如是广大，今若遍设学堂势有所不及，且学堂既设，非数年或十数年之后不易见功，尤有缓不济急之势。查奥国又有所谓游行教员者，此等教员本为农务专门家，而于一二种植之事尤试验有据，确多心得，由各省聘请发给川资艺金，择何处地土与其擅长之种植最为合宜者分派前往，广为传讲。至该处后，令各农人于务间之瞬齐集听讲，听毕即可自行试验。……至试办有效，则风气所趋不谋而合，无更张之名而收改良之实，莫此为便。夫中国以数万里丰腴之地，数百兆勤业之民，苟取法欧西，倡之自上，蓄三年求艾之心，广兴学务，仿急则治标之策，多聘教员，次第兼施，纲目并举，行见风行草堰焕然改观。农务既兴，工商继起，因不难媲美泰西富甲天下也”。
李殿璋举出了奥地利农业的先进之处，比如开办大量农务专门学堂，还设有冬日学堂供农民于农闲时前往就学，但他并不认为奥地利所有的先进之处都适合中国，而是结合中国实际，认为游行教员于中国国情更为适宜，建议试办，若试办有效，能够“无更张之名而收改良之实”。
并非只有李殿璋一人这样，参加意大利巴威亚万国谷米会的黄恩尧也是如此。他奉派入会后，在开幕之日发表了演讲，这种情况在清朝参加国际会议时比较少见。据黄恩尧记载，该会与会之人达数百位之多，日本也派员参加。各国代表就种植谷物中的各种问题，包括农民工钱、肥料使用、剔除杂草、谷米保存等展开探讨。讨论中间还穿插各种实地考察，“十二日，汇总请各会员往游该处田土。卑职体察一切，见其布置井井有条，凡属田间所用，无不以机器代人力，犁田有机器，耘草有机器，割禾有机器。而其尤要者则用机器以引水泄水，雨多则泄之使去，雨少则引之使来，以是无旱潦之虞，乃会中人员尤欲其将机器再为研究，足见其精益求精之意。”
近代以来，中国农业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在中国仍停留在传统耕作技术时，西方农业已经使用机械代替了传统的人力、畜力来进行农业生产。黄恩尧将自己的参观见闻记录下来，把奥地利的先进耕作技术向国内农业主管衙门汇报，一定程度上能够开阔国内官员的视野，促进国外农业先进观念在中国的传播。
不过，总体而言，相对于保和会、禁烟会等政治属性较强的国际会议，清政府对此类国际会议的参与热情并不高，对会议重视程度不足，多数情况下停留在收到邀请、请驻在国使臣就近派人与会的简单应对上，既缺乏会前准备，更缺乏会后的跟进，满足于被动地接受，基本没有主动作为。对于向来标榜以农立国，并且农业“甫议振兴”的清廷来说，如此轻易错过向农业先进国家学习的机会实属可惜。
三、 范例：清政府与万国农业公院的互动
在清政府参加的所有农业国际会议中，罗马万国农业公会是最重要的一个。第一次万国农业公会实际上是万国农业公院为制定其运作办法及筹集所需款项所倡设的会议，在会议之前，万国农业公院已经成立。该公院初次会议即万国农业公会，于1905年5月28日举行，有四十余个国家参加会议，此后又举行数次，清政府所派参会人员各有不同。1906年，清政府批准相关条约，正式成为该组织的一员。万国农业公院于1905年成立后，持续运作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后，该组织资产，包括图书资料，全部由新成立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接收。
（一）清政府加入万国农业公会
1905年4月6日，意大利驻华公使巴乐礼邀请清政府参加万国农业公会，清外务部收到邀请后，并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仅按照此前回复此类邀请的模式回复巴乐礼：“已阅悉，除知照驻扎贵国许大臣外，相应照复贵大臣”。1905年5月28日，万国农业公院初次会议在罗马举行，驻意大利大臣许珏根据外务部指示派使馆参赞翟青松参加了会议。据其向外务部汇报，“该公院会议分有三门，第一门论公院办事及该院款项，第二门、第三门论调查各处农产价值以及为农家理财、保险与草木鸟兽等病状。经派参赞翟青松等赴会与议，随由各国会员公同订定约章十一条作为初会议结，仍俟各国政府批定，另派专员画押交换。”
据会议通过的约章第十条规定，在会各国根据各自认领的股数来决定国家的等级及投票权，并根据股数缴纳会费，成为公院经费的来源。与保和会等会议通过的条约相同，该约章同样需要各国画押并经政府批准后才能生效。此后，清政府与意大利就是否画押、批准该项约章展开了交涉。
约章获得通过后，意大利公使即催请清政府画押批准该约，外务部对此有诸多问题还“拿不准”，因此要求驻意大臣许珏给出解释。许珏推测意大利创立此会的初衷“与和兰弭兵会用意颇同，各国竞尚战功，和兰兵力有限，故倡弭兵之议。各国务竞商利，义大利商业未盛，故创重农之议，总此不甘落后，力争面子起见。义国地居温带，全境皆沃壤，于树艺最宜，论其地力，实较他国为胜”。能够看出，许珏对此会并不甚认同，认为意大利创立此会实为“争面子起见”，基于这种认知，他认为“中国远处东方，派员来此考求殊属不易，摊分一节几同掷金虚牝。”对于在会等级的认定，许珏建议参考日本并不能落后于日本，“然既允入会，原为联络邦交起见，日本同居东亚，将来摊分多寡，似可仿照日本办理。如日本已认头等，我自不便认二等。如日本只认二等，我亦落得从同。”从许珏回复外务部的信函来看，他对万国农业公会成立的原因及今后对中国能够产生的作用都持怀疑态度，摊分费用更是浪费金钱，即使画押入会，也是观望各强国如何做法再做计较，而不是从自身需要的角度做出决定。总体而言，许珏对万国农业会的态度并不积极。
参考清政府以往参加一些重要国际会议如保和会等的经历，在有条款需要画押时，会议之先邀请各国派员，通常会要求派出具有全权的大员与会，以便完成临会画押事宜。但万国农业会在邀请清政府派员时，既未要求清政府派出大员，也未要求参会人员须具有全权，再加上清政府对该会不甚积极的态度，导致画押该会约章多出许多波折，到许珏离任驻意大利使臣之职，仍没有完成画押，而当时参加会议的四十个国家中，已有三十三个完成画押。意大利对此显然有些着急，“珏岁杪赴王宫筵宴，有外部司员密告谓中华为东方大国，义主亟盼早日派员画押以敦邦交，……珏察其意重在签押，并不在摊分，是以发电奉达。新正初二日接到均署冬电始悉，巴使在京已一再照请此事，于邦交枢纽稍有干涉，而于农学实业无关”。
意大利方面急于让清政府画押的心情表露无遗，不但通过驻华公使通过外交途径照请，还在宴会之时通过外部司员私下催促。许珏此时对万国农业公会的印象仍未有改观，认为其于农业并无实际意义，更多体现的是外交上的联系。从许珏的话语中能够感觉到，无论是他还是清政府对是否画押并没有特别在意，他们更在意的似乎是该会的摊费。商部在1906年5月致外务部的信中附有一份万国农业会的每年派款章程，将在会各国认摊股数换算为白银，以较为直观的方式呈现了入会之国每年需要交纳的会费。
从表中可以看出，清政府入会后若认头等国，仅是需要缴纳的会费每年平均都要一万多两白银。根据以往清政府遇到此种情况的做法，很大的可能会认领头等国的地位，对于被认为只是联络邦交，而于农业实务并无多大帮助的罗马万国农业会来说，实在是一笔巨大且不必要的开支。因此，涉及到摊分问题时，清政府始终不甚情愿，画押签字上的拖沓，部分原因也是来源于此。实际上，最终中国与日本都是认领的头等国地位，每年的会费按照最高标准缴纳。在晚清中国参加的所有国际组织中，万国农业公院的会费属于最高水平之列，即使清政府更为重视的保和会，其会费水平也远低于此。
由于意大利请清政府画押的态度坚决，一直不愿推进此事的清政府也承受了越来越多来自意大利的压力。商部在上述致外务部的信函中催促外务部尽快派员画押，“因查万国农业公院入会一事选经义国巴使敦请，情辞怨切，邦交所系，未便再行谢绝。至入会摊分经费，中国与日本同为东方之国，日本既经入会，似应查日本认居何等之国，按照办理。……派员画押事不宜迟，应请贵署酌核”。
1906年5月24日，外务部会同商部奏请皇帝派员办理画押万国农业公院条款事宜，“……臣部查，该款注重农务树艺畜牧事隶商部，咨由商部以中国并无专门熟习农业之员，现在农业甫议振兴，一俟农学发达后再行入会咨复。臣部据情转行照复在案，复于十二月间准该使臣来照，重请照准前往画押，又由臣部申明前情，照复亦在案。兹复准该使臣照称中义两国敦笃睦谊，本国政府嘱为切请中国政府允入该会，准派中国驻扎罗马出使大臣画押于去年所商定万国农业会之条款。现环球各国大半允准入会，其限期定于闰四月初十日为止，务请于限内入会画押等。因臣等查该会所议各条款均属切要之图，各国既多入会，该使臣又复再三敦请，邦交所关，未便坚却，拟请特派驻扎该国出使大臣黄诰入会画押，以重实业而联睦谊。如蒙俞允，即行电咨该大臣钦遵办理”。
这份奏折将清政府面对的是否加入该会的问题时的矛盾心态表露无遗。清政府起初并不愿加入，但经不住意大利使臣的“再三敦请”，最后在意大利的持续压力下允准加入，其出发点也不是对本国农业有何益处，而是因为“邦交所关，未便坚却”，显然是勉强入会。但从后续与公院合作的情况来看，对公院的要求还是采取了较为积极配合的态度，并未将其置之不理。
接替许珏担任出使意大利大臣职务的黄诰获委任为全权大臣，代表清政府赶在最后期限前在条款文本上签字画押：“……接印后调查卷宗，研究此会宗旨，一则借以联络邦交，一则借以考求实业。……将来公院落成，奴才按期前往询悉农业之立益于中国者，随时咨报外务部、商部，以期採择施行，用副圣朝振兴农务之玉意。”黄诰对万国农业公院的态度与许珏相比有明显不同。黄诰认为此会有两项宗旨：其一为联络邦交，其二则为考求实业，两者同样重要。他认为会中章程同样是为保护农人公益所设，这是各国愿意入会的原因。中国入会固为巩固邦交起见，但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将其有益于中国农业之处随时向国内报告，助力国内农业振兴。在第一点上，许珏与黄诰的认知相同，两者都认为加入公院能够敦睦邦交，但许珏却不认为该会于农业实业有任何实际意义，将万国农业公院完全当成了一个政治性的国际组织，该组织成立后的作为证明许珏的这种认识并不全面。
清政府虽然加入了公院，但在会等级并未同时认定。1907年7月8日，农工商部咨行外务部，商讨在会等级问题，“前准义巴使照送该会总册，请将批准之文解送，并应声明中国愿居何等。当经咨明并电驻义黄大臣以日本认居何等去后，兹准电复日本已认一等。……咨行查照酌核见复，以便批准该会总册，并复义使。……查罗马万国农业会日本既认一等，中国自应仿照办理，亦拟认居一等，相应咨呈贵部查照核办，并复义使暨驻义黄大臣”。7月27日，黄诰电告外务部，已完成认等工作，“农业会愿列一等，遵向义外部声明。”至于应摊分的会费，“现查农业公院尚未落成，俟落成后各国再行会议，始将认款摊缴也。”
11月2日，外务部会同农工商部奏请清廷在已经画押的万国农业公会约本上用印，全部完成入会的批准程序。至此，中国加入罗马万国农业公院之事尘埃落定，虽缺乏主动性，清政府最后还是在意大利的持续压力下签字画押，并按照会章认定了等级。虽然最初参加会议时对罗马万国农业公院可能产生的效用并不看好，但在后续的交往中该组织对中国近代农业的发展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
（二）清政府入会后的交往
1.参加万国农业公院第二次会议
1908年春，万国农业公院落成，随即开始筹备会议以议决事务，决定在11月27日举行公院落成后的首次大会。时任出使意大利大臣钱恂按照农工商部的意见，选派参赞施绍常接替翟青松担任公院常驻议员，但参会大员的选派须奏请朝廷批准，农工商部虽然从外务部手里接过了会务的管理权，但不能确定此等派人应以哪个衙门为主，为此发文询问外务部。外务部回复称：“赴会大员既经贵部电达钱大臣兼充，自应由贵部主稿，会同本部具奏”。
这是一件小事，但是从中又能看出，至少在外交方面，清政府各衙门之间的责任和权利并没有清晰地界定。实际上，不只是在农业会议方面，清政府在其他领域的会议上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在清政府自身体制尚在调整的过程中，对参与国际会议之类的国际事务并无经验，与国际社会的接轨，只能由不同部门自发调整，而无法做到有章可循。这种情况下，难免会在外交事务上遇到尴尬。
最终钱恂奉派参加了会议，这也是中国参加的第二次万国农业公会。据钱恂会后奏报：“查义国农会创始于义，赞成于各国，集各国之财力以构造公院，遂为世界研究农业之公会，亦国际上联络友邦之公谊。……义国议员谓，顾名思义应注重平时之研精专学，臣以我国自古重农，凡有可以考求艺理，裨益农政者，必表同意。……彼列强亦知农政为国本所系，非特耀武不足以国存，即向之以工商立国者，亦思崇本抑末，骎骎乎渐趋于重农之一派。古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洵治国之要道，今万国农业会公会迨符斯义”。
钱恂对万国农业会的评价很高，认为其符合中国古代明君的治国要道。有意思的是，万国农业公会自倡议设立到举行第二次会议历时四年多，期间先后经历三位驻意大利大臣，分别为许珏、黄诰、钱恂，而三人对会议的前后评价也有显著差别，从认为其徒费金钱到认可其对发展农业亦有贡献，到现在将其提升到符合先贤治国之道的高度，正好以三人任职的先后为顺序，不能说无迹可寻。三人的观点是伴随着公会各项事务的开展而发生变化的：许珏时期会议初创，各项业务均未能开展，除了初次会议通过的各项条款外，最明显的就是每年需要缴纳大笔会费，所以他才会有“掷金虚牝”之说。而且他对会议的参与并不深，初次会议只是作为一般会议派出了使馆参赞翟青松参加。由于东道主并没有要求专派大员，他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显然他并没有从意大利政府的态度中预料到会议可能产生的影响。黄诰接任后“调查卷宗，研究此会宗旨”，得出了比许珏更进一步的结论，认为此会不仅仅可借以联络邦交，同样可以考求实业。而参加了公院落成后第一次会议的钱恂，则是以驻荷兰大臣的身份，辅助陆徵祥参加完第二次保和会后奉调来到意大利。从他对针对第二次保和会连上的数道奏折可以看出，他对西方列强组织的国际会议并没有盲目的迷信，而是秉持着“可赞同而不可轻信”的态度。因此，他对万国农业公会的认同，并不能简单理解为是冠冕堂皇的套话，而是实实在在认识到了该会将会对中国农业发展的意义。
2.清政府与万国农业公会的互动
万国农业公会办理农业事务，主要依据该会约章第九条规定进行，其内容钱恂在会议情况汇报中也有提及，主要包括要求会员国将关系农政、动植出产、农产贸易及各埠行情之统计、技术、财政各项报告赶紧搜集、研究、宣布；将无论何处出现之植物新病指出受病地方、病之进步及治病良方一律报告；将广搜万国公会或其余农务公会陈明之意旨及农学专门民立农会、翰林院博士会等项之紧要报告后所设保护农夫公利、改良农夫条款之法请各政府核准等，涉及了农业生产领域的各个方面。
第二次会议后，万国农业公院即据此规定，持续向清政府索要农业领域相关报告和数据，谨举几例作为说明，若有清政府相关衙门，主要是农工商部的答复，一并附上：
（1）询问中国农业学堂办理情况
1909年初，意大利署使照会：接本国外部文称，农工商部拟修妥十九世纪以来所有全球农业学堂进化历史，尚未考订完备，所以欲知贵国自光绪二十六年以后农业学堂所办情形。等因。本署大臣应请将以上情形转达，详查见复。俾得满足本国农工商部所咨询并希速复。
农工商部答复：查义使所询中国农业学堂办理各节，现在各省办理此项学堂尚未一齐造报，一时碍难详复。
（2）征集调查各国农业统计制度等
1909年2月11日，驻意大利大臣钱恂转达公院要求：案照罗马农院行政规则，调查世界农业情形，兹广征各国关于农业上各项统计之报告。本大臣于上年九月初一日业将报告目例原文咨达嗣准，十一月十一日咨复竣各省农会成立详细调查，随省报告亦经转饬常驻员向会声明在案。该会文有义政府所编定应行调查之各项问题一种恭送各国，所以设为问题者，以便会报者之易于着手，用意甚挚。自报告目例暨此种问题发布后，各国已有陆续会报者。兹据常会员转据该会汇送到调查各国农业统计制度问题一种，又义人参考并医治植物病害报告一种，又公院公布农工统计制度一种，又西一九零六年各国报告农院统计制度等十五种，计共十八件，逐件标题呈报。
（3）征取各国农学图书
1909年2月26日，钱恂转达公院要求：罗马万国农院内设有藏书库，征取各国关于农政图籍庋藏该库并专员收掌，以繁博为主。据常驻员称，该会会长面称中国农学自古著名，稽诸载籍为各国先，请将关于农学如蚕桑、畜牧等图籍，无论官书、私著，早日惠寄多种，以备罗陈。
农工商部答复：查中国向称重农，官、私著述不乏成书。现据罗马万国农院征取图籍，自应酌送数种，俾东方庶几藏庋欧洲，亦是为文化交通之助。除俟各省解到农书再行陆续咨送外，相应将业经购办各书开单咨送贵大臣查照转饬常驻员送交该农院庋藏。
（4）催取各国农产报告
1909年5月22日，钱恂转达公院要求：义国所设农会，其宗旨在搜集列国农产之报告，编成一种专门统计，为比较世界丰欠之用，初非为考求农事学理起见，且专待列国之报告于该会，而该会无报告于列国之责。目下尚无已成之统计可以刊布，惟催取列国之报告以为材料而已。此种材料尤必由政府报告乃称征信。
（5）请开示中国农学专报或杂志名目
1909年5月22日，钱恂转达公院要求：据农会常驻员称，三月二十九日接准农会长来函，本会应备阅各国农学专报或杂志（见去年译送之农会行政规则第五条），着中国所出版关于农学实有俾用之报、志何名，请开列见示，本会当将出版物交换寄偿等语。又四月初二日，总书记来函，现有印件二纸（一为常会议决征搜材料之详目，一为义国米郎地方将开万国纺绵会，农院特别开会研究之演辞）应寄各国刊布，除义大利本国及欧洲各国农学报志业已发刊外，请将中国此项报志名目迅速开列见示，当径寄登载。
以上所列均为公院向农工商部提出要求，由其配合提供相应材料。所谓互动，即有来有往，配合公院要求之余，农工商部对公院同样有所求。早在1906年，其时驻意大利大臣黄诰曾给当时仍称为商部（同年厘定官制后改称农工商部）的农业主管衙门寄去各色意大利农作物种子，“惜新鲜种子尚未干燥，紧闭器中，道远日久，以致半数霉蠹，恐胚已受伤，或难试植，只可留作标本。”不过，商部对此却颇感兴趣，提前为自己拟办的农业试验场做打算，“闻义国农业发达最早，罗马学术驰名已久，中国天时地质不亚于彼，所惜人事未尽，故收获不丰，想彼国必有精选种子专赏之所，一俟本部试验场成立，设为需用各种植物种子，即当随时函悉，费神采办，以便试验”。
四、结语：被动之中亦有收获
综观晚清中国与农业国际会议的接触和互动，从数量上来说，在晚清各个领域的国际会议中不是最多，但也足以列入比较多的行列。但是，就现有史料而言，国内农业主管衙门并未表现出对此类国际会议有足够的重视，除了在意大利的一再促请之下较为认真地参加了万国农业公会并配合了农业公院此后的要求之外，其余大部分时候似乎满足于参加会议了事，而不在乎通过会议能获得多少裨益中国农业的收获。
从参加会议的整个过程来看，基本未见到国内农业专门人才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由驻会议举办国的出使大臣就近派出外交官参加会议。以外交官的身份而论，他们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其中一些外交官还能将自己的见闻较为完整地记录下来，有的甚至提出对农业的见解。不过，在涉及到关于农业问题的讨论时，仍然缺乏足够的专业和深度。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即使派员参加会议，更多时候也是作为会议的听众和看客，而无法就农业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国际农业会议这个平台自然无法得到更好的利用。
当时的中国农业缺少的并不仅仅是人才，在农业机构的设置及农业政策的实行上，也与西方国家有较大的差距。从万国农业公院的例子可以看出，在以农工商部为代表的国内农政衙门与国际农业会议的关系中基本处于被动地位，通常疲于应付会议提出的各种要求，而无暇或者不知该向会议提出何种要求，由其配合促进本国农业发展。这种疲于应付主要体现在中国国内无相应的农业机构或统计数据来及时满足万国农业公院提出的各种要求，而这种要求对西方国家来说却已经是常规要求。万国农业公院所提出的要求并非仅有文中所列这些，此外还有农业统计报表等。这些要求让农工商部应对起来颇为困难，原因在于公院索取的各项材料、报告等，中国的农政部门并无现成资料可以交出，大多数时候只能仓促应对。而这些临时拼凑出来的材料又有多少可信度，多大程度上能够真实反映中国农业领域的现状，值得怀疑。这也正反映出当时中国农业的现状，由于缺乏各项必要的统计数据，也就难以全面了解中国农业当时的状况，在会议之上面对其他国家的询问时，心虚在所难免。对于这种差距，清廷显然是知晓的，钱恂在汇报情况时即提到，“我中土向号农国，自从以一等国列入公约，会中仰望，恐后屡向本大臣及常驻员询问贵国政府之报告何时可以寄到，本大臣等自不便以农会未成，无可报告为答，不过以外交人员于农政向不预闻，一俟本国政府寄到，即行送会。”这是一种尴尬的场面，从钱恂的话语中不难看出他对国内农业的落后现状应是有所了解，但是面对询问他却无法如实作答，只能搪塞过关。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与国际农业会议的互动，促使国内农政衙门不得不按照近代农业的方式设立相应机构、统计农业数据、推广先进管理方法等，如设立农业试验场，引进先进农机具，改良农产品种子，出台章程引导各地成立农会等，这些都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的转变。
而且，从先后三任驻意大利使臣对万国农业公会的态度来看，他们整体上呈现出对其越来越重视的态度，这种态度的变化正与晚清政府越来越多被邀请参与国际会议的趋势相吻合。当时国内并无更多渠道可以了解国际农业的状况，而外交官作为清朝农业对外交流任务最重要的承担者，他们对国际农业会议、农业组织的态度，能够对国内农业界产生直接影响。同时，他们越来越积极的态度，折射的是国内对国际农业会议认知的逐步转变。因此，作为中国农业向近代化转变的一个方面，中国参与国际农业会议开阔了国内农业的视野，一定程度上能够看到与西方农业存在的差距，这对中国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加快农业近代化进程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