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青：作家当教授，能教出什么来？

中国的大学多，从一线城市到省会城市，从中心城市到计划单列市，多的城市有上百所，少的也有十几所；即使是地级市，往往也拥有由自己城市冠名的“某某学院”，学院下面又衍生出千奇百怪的各类“子学院”及名目繁多的研究中心。凡此种种，即使教授已如过江之鲫，但据说教职岗位依然缺口不小，这就给不少作家“写而优则教”提供了先决条件。这几年，有不少作家进入大专院校，成为教授乃至硕导、博导，位列“客座教授”的则更多了。

对这类文人，有的我只是曾闻其名却未睹真容，而有的嘛，恕我孤陋寡闻，则完全不晓得是何方神圣。当然也有几位我认识甚至还算是熟悉的，他们都是属于那种自己的书出过几本，别人的书却没读过几本的“灵感多”“悟性强”“会来事儿”的。酒桌上他们是中心，KTV里他们是“麦霸”，论讲段子、曝隐私，他们当仁不让。但去大学里授课，说实话，我实在想不出他们能给学生讲点什么。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从这些年频频爆出的与教授这一群体相关的稀奇古怪的事例来看，文人们到大学里讲什么或能讲什么，实际上也没那么重要。

按说这是件好事，至少是与国际接轨的体现，毕竟国外的许多作家都在大学里兼任教职，尤其是创意写作方面的教师，多半系文人出身，比如美国作家卡佛与契佛，爱尔兰作家威廉·特雷佛等等。中国近代史上的作家诗人，很多也都在大学里任过教职。而且倘以学历论，那些人怕是与当今的教授、“客座”们隔着不止千山万水。沈从文小学文化，被请到西南联大去做教授；鲁迅和周作人够中专吧，且在学期间也算不得品学兼优；陈寅恪虽说曾到过欧美等多国游学，却最终也没拿个正式的文凭回来……闻一多怕是当年学历最高的教授之一了，他上课时总爱叼个烟斗，第一堂课上来对学生们讲的就是《世说新语》里面的话：“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在闻一多看来，读大学的目的当然是要力争做个名士，至少要成就一番事业，而不是为了日后找工作而得到一纸文凭。闻一多在大学里讲的是唐诗，可他对东西方艺术皆了如指掌，要知道当年他在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和科罗拉多大学里学习的可是美术史、艺术史啊！

唐兰年轻时学的是商科，那时候他就爱写些文学作品投给报社。后来又去学医，再后则宅在家里博览群书。在东北大学时，唐兰代顾颉刚讲《尚书》；在北京大学时，唐兰代董作宾讲甲骨文。汪曾祺在《唐立厂先生》一文中曾回忆，唐兰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有一回教词选课的教授休假，他自告奋勇，代那位教授授课，讲的是《花间集》，连汪曾祺都感觉听着过瘾。如闻一多、唐兰者，既是文人，也是教授，而做教授，他们又可游刃于多个学系，皆为通才。

说到通才，当年的老师与如今的老师的确有很多不同。1941年的时候，重庆南开中学有一个叫谢邦敏的学生参加毕业考试，物理交了白卷，也不能说是“白卷”，人家谢同学在考卷上填了一首词——《鹧鸪天》：“晓号悠扬枕上闻，余魂迷入考场门。平时放荡几折齿，几度迷茫欲断魂。题未算，意已昏，下周再把电磁温。今朝纵是交白卷，柳耆原非理组人。”给他阅卷的是南开中学的物理老师魏荣爵，魏老师阅后不仅没生气，反而看到了谢同学的文学才华，便在卷面上写道：“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由此我也明白了，“不拘一格降人才”这句话并不是什么时候都适用。有时候这句话是被认真践行的真理，而更多时候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幌子罢了。罗家伦考北京大学时，数学零分，作文满分，胡适将他破格录取。后来罗家伦当上了北大校长，又录取了英文满分、数学十五分的钱锺书，文史和英文满分、数学六分的吴晗，国文和历史满分、英文零分的钱伟长，以及连高考都未参加，只是报送了一篇论文的华罗庚。有人说这与彼时罗家伦们的朝气有关，而朝气当然与年龄有关（比如梁漱溟24岁当教授，徐宝璜25岁，朱家骅26岁，胡适28岁），但我以为，更与掌握学生录取“生杀予夺”大权者的学养胸襟、文人情怀、责任担当有关。

三年前，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顾随先生讲学实录，全套书由叶嘉莹先生保存下来的听课笔记整理而成。顾随是中国现代历史上著名学者、作家、诗人、美学家、教育家，也是周汝昌、叶嘉莹的恩师。周汝昌先生称顾随是“一位正直的诗人，而同时又是一位深邃的学者，一位极出色的大师级的哲人巨匠”。

顾随先生与彼时诸多前辈大师一样，给学生上课时，即使预备了教案，也只是偶尔翻翻，多数时间都是“临场发挥”。当然那时也没有PPT、投影仪一说，即使有，我料他也不会选择使用。他要的就是激情四溢、全情投入，每一次授课，实际上也是自身磨炼与提升的过程。这令我想起当年吴宓先生主持西南联大外国文学系的时候，主授的是外国文学，讲课时，却时常与学生分享对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古代诗歌）的心得。有一回外面下雨，吴宓干脆不再讲课，而是给学生们背起了古诗，都是和雨相关的作品，要知道他教授的可是外国文学啊！吴宓先生曾多次提出大学应造就“博雅之士”，实际上就是要造就有思想、有学养的“通才”。

叶嘉莹先生在提到顾随先生这套讲学实录时也说：“一般学术著作大多是知识性的、理论性的、纯客观的记叙。而先生的作品大多是源于知识却超越于知识以上的一种心灵与智慧和修养的升华……我深知先生所传述的精华妙义，是我在其他书本中所绝然无法获得的一种无价之宝。古人有言'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先生所予人的乃是心灵的启迪与人格的提升。”

“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此话源出《礼记》，意思是说做传播知识的经师容易，为人师表者难以遇到。“人师”是要用自己的行为、品行、言语影响学生，有道德、有品性，一辈子给学生效法的。这样的人才配叫“人师”。对此，南怀瑾先生也曾说过：“我做过大学教授多年，从我手里毕业的硕士、博士很多。我说小兄弟啊，告诉你吧，学位一定让你通过，恭喜你，不过你尽管拿到博士学位，这个学位是骗人的，是让你拿这张文凭骗饭吃的，学问还谈不上。学问连我都还没有。”南怀瑾先生在这里所说的“学问”，其实就是“人师”所能给予受教者超越书本之上的知识，也包括授业者自身的智慧与人格，倘作为照本宣科的“经师”，南先生怕是早已绰绰有余。

顾随先生说：“一种学问，总要和人之生命、生活发生关系。”这话讲得好。学问是活的，不是死的；是带着授业者生命体温与人格魅力的，不是套用模板照本宣科的。我们如今的教授大都是考场上的常胜将军，过五关斩六将才坐到现在这个位置。但授课却不同于自己参加考试，能做到一个合格的经师已实则不易。信息网络时代，在掌握知识的道路上正变得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自己获取知识的来源，每个人都有发言权。你可以付费甚至免费即可找到这个世界上据称是最好的“专家”，但往好了说，他们也只不过是“经师”罢了，因为网络教育更需要标准化、制式化、模板化，尤其还需要适应“碎片化”。

一个朋友供职于京城某线上教育机构。他告诉我，如今的线上教育最重要的就是“抓人”，否则就不会吸引更多的用户来“买课”。而“抓人”的首要环节，则是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刷新用户被传统教育固化的“三观”，要夺人眼球，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内启动用户大脑内的多巴胺反馈机制。所以他们需要的教师往往不是学问最大、授课水平最高的，而是最能归纳、最有口才的。具体来说，就是把整块时间转向碎片化时间，简化学习难度，提炼知识点，适时加入笑点，以增加用户的学习兴趣度。我就想，这样的教育方式或许会为一些人拓宽视野，节省时间，但我们真的能指望依靠它“生产”出的知识来应付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世界吗？这种显而易见的扁平化、娱乐化、趣味化、流行化倾向，又会对它所传递的知识造成何种影响？这样的授课方式不要说比“人师”，离“经师”都还差得远啊！

顾随先生曾在给叶嘉莹先生的一封信中写道：“假使苦水（顾先生别号）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这无疑是对叶先生最高的嘉许。而叶嘉莹一直铭记着恩师的那句话：“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态过乐观之生活。”这话不仅有智慧，更有人师的博大胸怀与高尚人格。

刚刚看到某重点985高校——华中某某大学一女研究生实名举报研究生导师对她长期性骚扰的消息，学校有关部门随即公开回应，经过调查并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取消该教师研究生导师资格、调离教师岗位、停止其教师资格等决定。说实话，我对这类高等院校中的教授硕导博导对女生实施骚扰、又是如何骚扰的这种烂事儿不感兴趣，而且这些年教授骚扰、调戏、性侵女生的事例简直不要太多啊，所以才会有“教授”与“叫兽”容易混淆之说。我感兴趣的，是这个受害的女研究生所说的话。她因为面临研究生毕业论文开题和论文发表的任务，感到十分迷茫，在选了几个题目不行之后，索性跟着该导师的项目方向，开始研究起原本并不太了解的保罗·策兰的诗歌来。

保罗·策兰是谁？怕是绝大多数人都不了解。当然，对于写诗的人而言，这个名字应该并不陌生，这些年常被一些人挂在嘴边，其被重复的频次已经不输当年的艾伦·金斯伯格等等。事实上，保罗·策兰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位诗人，但我真没觉得全中国需要成千上万的人靠研究他的诗歌吃饭，还因此成为硕导博导，享受各种优厚待遇及各种耀眼光环。不是说不该有人研究保罗·策兰，而是如果我们身边有那么多人是靠研究外国某一“冷门”诗人来获取硕士博士乃至博士后与教授职位的话，这个学问在我看来就已经混同于“屠龙术”了，是拿来唬一唬圈外人的。

保罗·策兰出生于一个讲德语的犹太人家庭。他受尽了冷落，忍受着漂泊之苦，险些死于纳粹的屠刀之下。而当他的生活在外界看来终于变得安稳下来的时候，1970年4月的某一天，刚刚五十岁的保罗·策兰在巴黎跳入塞纳河自杀了。他不会想到，一生没有获得过安稳生活的他，一个在出生地罗马尼亚几乎无人研究的他，死后几十年，却在另一个东方国度里成为那么多人获取硕士博士教授位置的“手段”。

当然，也许会有人说，保罗·策兰比起如今好多教授做研究，或者给自己的研究生博士生开题的某些人算是“很有名”了。没错啊没错！比如特德·休斯，也就是那个因为家暴造成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自杀的英国诗人，据说我们的大学里研究他的人竟然比英国本土还要多。

屠龙术不仅唬人，最主要的是还可以被拿来根据个人需要而随心所欲地“发挥”。比如这次被调离教师岗位的华中某某大学的硕导，靠给自己的女学生们分析保罗·策兰诗歌里的“下雨”代表“男女云雨”，一句“在嘴巴深处”代表了性活动中的某种意味等等，来实施性骚扰……我不想对此展开分析，我只想说，研究某个外国诗人来获取利益、文凭与名望，总量是否也应该控制一下？当然，如果在“研究”的同时，还将其兼做调戏及威胁女学生的“工具”和“手段”，那已经与今天大学里到底有多少人靠研究保罗·策兰吃饭无关了。

我们当然要尊重知识，但要看是什么样的“知识”；我们当然要尊师重教，但要看这“师”教的是些什么货色；我们同样要尊重文人，但是比起当年的那些文人来，当下被请到大学里做教授的文人，除了结合自己的经验讲讲如何写小说编故事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哪怕是以“经师”的身份传授给学生的真才实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