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韧性建设的文化之思
作者：金方廷/陈云霞 日期：2021-08-16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自然灾害时有发生的当下，如何建设“韧性城市”，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实现技术与自然的平衡，是每一座城市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日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青年科研人员们，就上述问题进行了一场笔谈，希望能引发更多人对“城市韧性”问题的关注与讨论。
让一座城市的软实力与城市韧性建设有机共鸣
■金方廷
“自然”与“社会”这组经典二元关系在今天正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展开。全球气候变化使全球各地频繁遭遇极端天气：暴雨引发的洪灾曾在欧洲多国造成大量人员和财产损失；北美地区持续爆发山火；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已经严重威胁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的部分岛国……灾害使人更清楚地认识到，气候变暖影响范围已经覆盖全球，严重的灾难性极端气候以超出人们过往经验的频率，降临到地球上的各个地区。
另一方面，当今的世界是个高度城市化的世界。“全球城市的时代”的到来，既预示着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将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意味着城市将成为承担和抵御自然灾害和不确定性的主要区域。对城市而言，“全球风险”不只是来自自然世界的挑战，全球化本身也会成为风险的源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给世界各地城市带来风险，就是最为鲜明的例子之一。
这在某种程度上提示我们：全球化时代的城市不能只追求自身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也应该具备应对全球风险的能力。由此，针对现代都市不断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世界范围内围绕提升城市韧性、增强城市抵御和抗击灾害的能力，涌现了许多值得关注的实践，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围绕“韧性”这个概念可做的或许还有很多。尤其是将聚焦城市韧性的讨论放置在中国本土城市应对全球风险的语境之中，势必使“城市韧性”这个概念成为值得持续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近期在我国部分城镇发生的灾害，使得一些城镇化进程中潜伏的矛盾被暴露了出来。增强城市抵御风险的能力，在保证社会公平、经济繁荣的同时实现城市韧性发展，任重而道远。
城市韧性的质量与公平
很长一段时间内，城镇化被认为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所在，然而城镇化建设在速度与质量上的均衡的达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伴随着城镇化带来的人口吸纳、富集效应，城市可能面临的风险同样在集聚。
这一点对于中国的城市具有更显著的意义。作为人口大国，城镇化速度加快、城镇人口迅速聚拢，未必等同于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同步提升。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城市的建设和更新难以在短期内较快地跟上城镇化的速度，城市应对危机的能力也不易在短期内达到城镇规模增长之后应具备的水平。而不确定的城市风险，极易造成生命财产损失、城市功能管理短板凸显、社会秩序失衡等后果。
更不可忽视的一点在于，作为人口大国，我国的城镇化在增速迅猛的同时，形成的城镇人口规模也相当可观。据统计，我国常住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达90多个，常住人口超千万的“特大城市”也有17个。相比之下，许多世界知名的国际性大都市并没有如此巨大的人口规模。例如，美国只有纽约一座城市的人口超过千万，英国伦敦、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城市的人口均未超过千万。
城市常住人口的数量和城市吸纳力，被认为是决定城市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人口数量同时决定了城市发生灾害时可能受灾的人数范围。假如城市发展只关注规模而不注重质量，在吸纳大量新增城镇人口的同时，未能确保这群城市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么自然灾害来袭只会带来更严重的灾难性后果。
此外，城市韧性建设还是关乎城市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于是，围绕城市韧性的设计、建设更需要顾及公平问题——不仅要注重城市内部的社会公平，还要注重城市之间的公平。
近些年，都市圈一体化建设在全国各地四处开花，城市间竞争进一步过渡到都市圈之间的比拼。在都市圈内部的多个城市之间，其发展水平时常呈现出不均匀的状况，这一点在城市风险防范和城市韧性建设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相对来说，大量风险防范的重点集中于大型城市，其城市规模和城市化的程度，决定了该城市在救险时刻更受关注，也更容易占据抢险救灾的优先次序。这就使人想到，城市化建设固然有先后，但城市风险的防范和灾害的救治却不能忽视公平。这里所说的“公平”包括救灾物资和机遇上的公平。尤其需要警惕的是，位于大型、特大型城市周边的中小型城镇，也应在风险防范和救灾过程中受到充分的重视。这里面不仅涉及救灾资源的调度，更关乎救助的力度及其可能获得的关注和支持。
城市韧性与社会力量
不过，建设城市韧性不能仅以城市复原的“理想状态”作为目标，而同样应该思考：当一座城市在灾害面前暴露出“最低程度”的应对能力时，如何寻求最可靠和最有效的复原方式。
我们判断一次“灾害”是否可以被断定为灾害的一个判断标准，就是去观察城市的物理防御是否有效。但是，城市硬件设施的规划与建设，很可能只是抵御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当灾害真正降临，城市需要切实去展开救助、尝试恢复城市正常秩序时，能够作为风险抵御之牢靠基础的还是人力，并且是一种基于互助、能够快速组织到位的人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考虑到中国城市的特点，我们的城市韧性建设势必需要将社会力量的组织纳入讨论的视野。
从去年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到前不久河南抢险救灾，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已经成为维护城市秩序与安全的重要防线。
其中一个重要的趋势是，移动互联时代的信息传递，正在深度促成民众对救灾活动的广泛参与。不论是救助信息的搜集、整合、传递，还是民间形成自救自助的氛围，新型通信方式已经在应对城市灾害问题时，显露出不同寻常的传播与凝结效应。
这种共同应对灾情、旨在互帮互助的民众参与，可以视作城市内部有机、自发生长出来的宝贵实践经验。如果能将城市内这种面临灾难时形成的有机组织，与城市风险防范的宏观统筹进行一定的“接轨”，或许不失为从社会层面构建城市韧性的一种思路。而且，伴随着群众广泛自发参与信息传播，不仅使灾害及救援信息的高效传递成为可能，更有利于城市内部形成一种建立在共同参与、积极互助基础上的防灾信息传递模式和社会凝结形式。
对个体而言，表达关注的方式已经数字化了，以“转发”形式实现的传播本身就代表着对灾害和他者的关切。对城市社群来说，例如以居住共同体形式出现的社区，以工作活动贯穿的行业、企业社群，围绕灾害发生的信息传递和交流，都可以借助已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展开。这种基层互助反应迅速、行动积极，可以在短期内使此类社群组织转变为共同应对灾害的共同体。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去年春节，因为疫情不得不居家隔离时，许多社区的社交网络群组都成为积极高效的互助信息平台——当我的父母无法外出采购口罩等防疫物资时，正是小区内的社交网络群组群策群力，给予了他们最及时的援助。
城市韧性建设，是否应当吸纳有效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我想，不论答案如何，至少城市韧性建设不能仅仅围绕物理层面的城市硬件建设展开，是时候让一座城市的软实力与城市韧性建设形成有机的共鸣。
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时代里，全球范围内的城市都在承受着全球性的灾害与风险，但不同城市的应对方案，始终需以本地的发展状况和过往实践为本。中国城市在抗击风险、抵御风险并减轻灾害方面的实践，将极大丰富我们对“城市韧性”这一概念的认识与探索。“城市韧性”不应只是一个局限于规划层面的概念，我们对“城市韧性”的重视，也不能单纯落脚于恢复城市在经济、交通等方面的功能。
作为容纳了人类复杂生活样态的场所，关于“城市韧性”的想象应该从多方面展开——既有物理、经济的方面，也有社会的、文化的方面。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韧性城市需要怎样的自然观和文化动力
■陈云霞
20世纪以来，城市作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外界干扰。这些外部影响的来源既包括自然灾害，也涉及全球社会危机等。在此背景下，学者们提出“韧性城市”这一概念，以期解决城市问题。尤其是2019年底以来，全球各地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城市生活和生产遭受不同程度的影响。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逐步转入控制期，总结与反思疫情冲击下暴露出的城市脆弱性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如何使城市像有机体的免疫系统一样，在发生危机时，能够有效地消除或者减轻危机？怎样的“城市韧性”能在应对城市灾害、抵抗金融巨变等重大事件时，表现出职能维稳运行、民心安定、社会秩序稳定、强有力的随机反应能力和修复能力？显然，城市韧性问题已经超越了防灾、减灾，其内涵涉及环境、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体现在城市发展多个层面的交互作用中。
重新审视城市与自然的关系
任何时代的自然观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与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伴随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的进步，人类在更大程度上展开了对自然的影响和改造。
在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中，“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理念一以贯之。不同的是，欧洲宗教神学的发展，更多体现了他们对自然的神秘态度。这一态度在文艺复兴前后与自然观的发展激烈碰撞，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树立了新的自然观。机器、计算作为一种新的隐喻，实现了对自然、社会和人类理性的影响和改造。在此背景下，城市的发展理念也开始变化。
中国古代城市的营造注重与环境的协调统一，城市与自然的关系是传统城市设计理念的基础。城池、宫殿的建造往往因势利导。唐代的长安与洛阳、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均是基于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营建的。
但是，伴随着近代的城市化发展和建筑技术进步，城市大规模扩张，其形态、规制和产业内容都开始走向同质化和精准化。城市建设往往在更大程度上对自然条件进行改造，例如填没或改道河流、开挖新的湖泊，以改变局部居住环境，促进房地产业和城市新区、新城的繁荣。
中国城市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大规模的城区拓展，原有城市周边的天然湿地、河流、城市局部水循环在不知不觉中改变。在此背景下，自然对城市环境的调节功能被削弱。
城市人并非不需要自然。他们在推土机推倒树林、破坏湿地、盖起高楼之后，又来培育“城市绿化”。但是，伴随城市规模的扩张，城市人与自然的关系确实发生了显著变化——自然不再作为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逐渐转化为城市人休闲文化生活的一种承托。“自然”的存在方式更多地以景观的形态出现，在空间上也较多地位于城郊。城市郊野公园围墙之外很可能仍然是钢筋、水泥、城市建筑，围墙之内也不出意外地开展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活动。
事实上，城市人的自然观往往决定着其“韧性”的可持续性。一个城市的韧性应是积极的，而非仅仅被动的应对，它决定着城市发展应从更长的时间尺度去设计。
2013年，纽约市发布了《一个更强大、更具韧性的纽约》的城市可适性计划。该报告如此定义了“韧性”的内涵：一是具备能够从变化和不利影响中反弹的能力，二是在困难情境中预防、准备、响应及快速恢复的能力。
同年，联合国减灾委员会还出版了一本《如何使城市更具韧性：地方政府领导人手册》。该手册从执行层面展开具体分析：当灾难事件或疫情突发时，地方领导人需要从机构、社会、自然环境、经济等多个维度，推进城市韧性建设，使其具有抗灾能力，且保持可持续发展。
2015年，联合国第三届世界减灾大会将“韧性”作为重要主题。2016年，联合国第三次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将“包容、安全、韧性、可持续”列入城市发展核心目标。2018年的世界城市日主题以“韧性”为核心。“积极预防”“可持续性”已经成为城市韧性必备的两个特征，而一个城市对这两点是否重视，足以体现它对自然的态度。
城市韧性也需要文化动力
2013年，迈克·杜德利在《公共图书馆与韧性城市》中，强调图书馆是韧性城市的支柱，应该起到提高民众化解风险能力的“社会平衡器”作用。
2015年，联合国发布了《2015—2030年仙台减灾框架》。国际图联紧密跟进，于2018年发布《灾害风险反应：图书馆与仙台框架》，认为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有责任保护文化遗产并让公众方便获取，认为这是文化领域增强城市韧性的重要行动。
以疫情常态化后的上海为例，培育和发展城市韧性，已经成为无法忽视的问题。疫情对城市文化设施配置的观念、配置标准、文化设施布局等，都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进一步优化、调整的机会。在公共文化、社区文化领域，社区文化机构可以为社区居民提供紧急救助、网络信息获取等服务。该项工作除了可以弥补疫情带来的文化消费、供给不足，还有利于推动基层文化治理的实现。
文化对城市韧性的提升，主要体现在其社会黏合作用。文化的维系和推动作用，已经成为城市系统在复杂突发情况下保持良性运行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城市居民对灾情的认识、适应能力，面对灾害的情绪和灾后的精神恢复，都应成为城市韧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韧性发展的文化认同，来自文化在城市社会心理构建上的作用，在疫情常态化时期更是表现为社会心理疏导、重建和市民品质构建。疫情期间，互联网线上服务愈发深入人心，改变着人们接受和吸收各种文化信息的方式，甚至重新定义了城市文化。看来，城市韧性建设不能忽视与文化相关的维度——文化将在促进价值认同、提升市民归属感、增强城市修复能力等方面，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