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市古镇：我的“寺前弄2号”生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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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前弄2号”作为一个历史符号，牢牢地刻印在我的心上，记忆像羊群一样，大小呼涌，它们都会以“寺前弄2号”这一符号为站点集聚，然后出发，奔向某个角落，那些邻居及众多的事物，长期秘密会面，从来不受时间的围堵。

事实上，“寺前弄2号”是位居寺前弄南端口的第一座石库门。目前，这“寺前弄2号”变成了“寺前弄1号”，如此一变，记忆脱了轨，像一群暮归的昏鸦扑楞着翅膀，难以找到歇脚的巢了，可见门牌号是有历史文化的。

当时的“寺前弄2号”屋宅印象，似乎比现在所见的那幢老房子，要大许多。楼宇风墙也有气势。屋宅里的人总是川流不息，来了莫家，去了吴家，宅内五户人家及邻居家总有几十号人，在这个宅院里穿来往去，似店堂一样闹猛。往北的几家邻居大户，大人孩子们都会流水般地涌来，大人们谈天说地，笑侃嬉论，孩子们约伴游戏，晨暮不歇地串门打闹。“寺前弄2号”当年并不寂寞，它像话剧的幕景一样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所熟知的每个人在这种旧时代的生活场景中，认真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这些邻居的印象是那么刻骨铭心，在我风雨交加的记忆里永远活着。现实中，老人们大多已往生于另一世界，就连同辈也有很多“逝者如斯夫”，一部分同辈还顽强存活于世，他们像一棵棵刚劲的草，毫无计划地分布散行，隔空而居，不闻任何消息，生死两茫茫，虽无多思量，却自也难忘。

我家迁入“寺前弄2号”那时正处上世纪“大跨进”时代，刚开始，房管所把我家安排在楼宅南端的厢楼上，面积也最多二十多平米，这点面积需要安排七个人的住睡及大小便，还有衣橱书桌家杂类的物件存放。因为面积实在太小，我家的煮饭烧菜用餐，就只能在下面的厅堂上进行，和其他几户挤在一起，用餐完全没有私密化是不利于营养吸收的。后来，有一租户搬走了，那南厢房的楼下就成了我家的扩展，我和一位姐姐搬到楼下，厢房的前檐平屋成了我家的灶间及用餐处，而腾空的厅堂很快又搬进了一户受政治运动冲击的“不良成份分子”的家庭。

这楼宅的房东姓周，住在靠北的厢房里，面积也不满三十平米，一家五口，前面作厨房，后面便是住睡及生活杂用。做父亲的铁匠手艺，支撑着全家生活。除了正常参加一家集体化农具合作社打铁挣月工资以外，农忙时间，自己在家也搭灶打铸农具，赚一些外快以补家用。周家是房东，我们分别称他们为“好爸爸”又“好姆妈”，那位“好姆妈”的女人，从不外出的打工，就在家调理生活，管着孩子兼顾洗烧，绝对是能够勤俭持家、细水长流的聪明女人，把男人挣来的几十元工资，打理得餐餐荤蔬组合，鱼肉不绝，口味常换，穿衣着鞋也光亮，真是太不简单。平时这位“好姆妈”会做人，八面玲珑，待人处事灵活，客气礼到。周家的生活常态，与我家比较，那是有山水之隔，他们的滋润，是深入孩子心里的那种。

房东周家，也属于为人厚朴的低层平民一类，经历了这场政治风波，政府没收了他们的房产，心里也只能逆来顺受，充满无奈。平时的眼神闪动，也会让机灵的人发现他们对没收房产守护的苦心，内心耿耿于怀，期盼某一天能够物归原主，这点是应该予以理解的。所以，每次遇到楼宅内租户做个地坪，开个窗洞什么的，周家会非常关切地张望询问，虽然嘴上也不能多说，房子已归“公”，但这里的一砖一瓦，一柱一板，祖上的财产遭遇损拆，心里难免放不下，所以会走过来问个明白，弄得租房人不好意思。直到后来政府落实房管政策后，将这楼房全部归还周家，里面租房的用户陆续迁出后，这楼宅才又回到周家身边，恢复上世纪旧时代的产权属性，周家才从此得于安心。

紧挨我家楼房隔壁的小房间，住着一位孤寡老奶奶，我们称他为“杨娘娘”，这是一位慈祥和霭又神秘的老人。这杨姓究竟是她自己，还是她夫家的姓，也不得而知。按新市风俗，一般出嫁女人随夫家称姓，所以估计“杨娘娘”丈夫应该是杨姓。印象中，她装束简洁，朴素，像是一位出身大户的人。她一个人，从无三亲四眷往来，自己的住房也约仅十几平米，打扫得窗明几净，摆设利落。这位杨姓老太，日常守着一家四、五平方的眼镜店，位于新市刘王堂北面一小隅，生意清淡。说是眼镜店，主要是配老花镜与治眼疾，每天看她在店里研磨一种红红的粉，然后把它灌在一只很小的痧药水小瓶里。据说，她有治眼疾的祖传单方，十里之内也小有名气，治眼疾的人会找上门来。她就一直以治眼疾的微薄收入，维持着自己的生计。左邻右舍关系处理挺不错，大家都很尊重她。

“杨娘娘”房间和我家房间隔一层板壁，从无太大的动静，她的房间我也从未进入，感觉神秘。据新市施剑青老人透露，这位“杨娘娘”老人，是新市大名鼎鼎苏州评话“大响档”艺人杨莲青的婶婶，也就是说，杨莲青的叔叔是“杨娘娘”的丈夫，是杨莲青的长辈，按这位老奶奶的年龄推算，应该比杨莲青要大十多岁。又据新市“渚香楼”老板扬少伯先生后辈们透露，“杨娘娘”丈夫是杨少伯先生的“拜帖兄弟”，父母辈来往甚密，晚辈们也听到长辈交代过互为照顾的嘱咐。所以，杨少伯先生后辈对“杨娘娘”也时有生活关顾。

南厢房住的也是杨姓人家，绍兴人，老人一口绍兴方言，我们叫他“大伯”，省了姓就显得亲切。杨家五口人，住房也仅二十多平米。“大伯”民国时期就在新市最大的“渚香楼”茶馆做堂倌伙计，一直到退休，他的工作是“喊堂”，生意时传话，通知备桌、沏茶或离桌算帐。我亲自听过“大伯”传话时的氛围，声音又响又亮，而且有韵律与腔音，非常美妙，民国风情的生意气氛充满。当时“渚香楼”茶馆有两层，随着“大伯”的喊声传话，引客人上楼，楼上服务生很快对接，让客人在指定桌上就座，等待茶水送上。

“大伯”家属在一家旅馆上班，我们也称她为“好姆妈”。三个孩子，除了与我年龄相近的一个男孩外，大一些都已上班工作。整个家庭经济状况达到吃穿不愁的生活宽裕程度。记忆中，杨家是这个楼宅里最富有的一户，吃的穿的，都比较有型有料的阔气。杨家男孩喜欢懒睡，上午要睡到八、九点，而我则早早被父亲催起，做家务活。每当我们低首忙着做活的时候，杨家父母就会从街上回来，也许他们都已上完了早班，手里拿来油条与豆腐浆、或者茶糕、葱糕、粽子之类，一个星期的每个早晨，早餐的品种几乎都不会重复。那个年代，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们这些从来没有痛快享受过美味早餐的孩子，真让自己内心羡慕，眼珠都要蹦出来的垂涎。

至于最后迁入这楼宅的是一家叶姓，这是政治命运非常不幸的一户，经历着无数次政治风波冲击。一家四口人受社会无底线和无节制的冷眼嘲讽，他们挤在仅十多平方的破旧厅堂里生活，生活与精神上困苦就像是十八世纪欧洲异教徒一样，遭人冷目排斥，政治会让现实生活突然出现黑暗的深渊，温度骤冷骤热，令人难以抵御人情世态炎凉的伤蚀。现实残酷的目睹，会灼伤到所有良知人们的内心，直至久远也难愈合。如今已时隔数十年，细心的人还会注意到，老邻居邂逅间的片刻对语中，那些存在各自心中的时代冷漠与余悸，尚有着些微的对应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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