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魂归何方?——桃山抗战后方医院遗迹寻访记
资丘镇长安寺湾秋景(向家舟摄)
长阳西部的桃山——今资丘镇人民政府驻地,是我职业生涯的起点。参加工作伊始,我便从老同志的口中得知,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开办有后方医院,在镇政府大院及周边,当时埋葬了大批抗战伤兵。今年,我又听单位分管领导、县档案馆副馆长胡平先生讲:现在桃山还遗存有一块当年的伤兵集体墓碑。于是,寻访后方医院便成了我心心念念的计划。
前不久的一次机会,促成了我愿望的达成。2019年10月12日,星期六,天气阴有小雨。这天,我随单位8位同事,与县民政局的10余位干部职工一起,从县城抵达桃山“长阳烈士纪念馆”,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研学活动。活动中,我们瞻仰了“七十七烈士纪念碑”“革命烈士陵园”,参观了革命烈士事迹展览。活动结束后,经单位领导同意,我开始了寻访战地医院遗迹的工作。
首先要找的,是那块传说中的伤兵集体墓碑。在民政局覃宁松、田纯全以及县第二社会福利院院长刘东明先生的指引下,我在资丘宾馆下的缓坡,一个名叫“老水井”的地方找到了这方碑刻。据附近一位居民讲,这方碑原在不远处(具体位置不详),大约1975年时被人抬到这个地方,用作了水井盖子。幸运地是,有碑文的一面朝上,因而才得以重见天日。在2015年时,参与长阳烈士纪念馆建设工作的覃宁松先生在获知这一线索后,就曾前来查证,有关部门原本想将其迁移进行保护,但因种种原因未果。
水井湾处墓碑原貌(向家舟摄)
清理后的墓碑(向家舟摄)
由于用作水井盖子的年代已长,见到这方青石质的墓碑时,其上部已覆盖了大量泥土,碑左下部与其旁农田交接的缝隙处被填塞了一些“三合土”,并压上了两块石头。为了辨认和复制墓碑的文字,我找到附近的居民姜明邦老人,向他借用了一把小锄头,将现场进行清理。我怀着崇敬地心情,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清扫了碑石上的浮土,并用小锄头将石头和“三合土”移除。又用抹布,就着水井中的水,仔细地清洗了几遍。一个小时后,一块干干净净的碑石才呈现在了眼前。
拓片全貌(向家舟摄)
经测量,这块墓碑约长154厘米,宽75.5厘米,厚13厘米。碑文共16行,3段,记录了48位于后方医院医治无效而逝世的国民党军队战士的姓名。姓名中,完全可辨认者46人。据当地一位妇女讲,不可辨认处,过去长期被搁水桶,可能因为长期磨损而泯灭了字迹。为了将碑文完整记录,我决定用“清水拓”的技法将碑文拓印下来。由于碑刻覆于水井上部,北侧、东侧为田坎,西侧为花椒树,我只好找刘院长借来长胶靴,站在水里,上纸、扫纸、扑拓。虽然辛苦,但能将这些文字保留下来,也觉得值得。经过约1个半小时的努力,一张拓片终于成功产生。
拓片上部(向家舟拓并摄)
拓片中部(向家舟拓并摄)
拓片下部(向家舟拓并摄)
随后,我又在桃山老街(现名石板街)街首,一处老民居遗址处发现了用作阶沿的4块墓碑,这几块体量稍小。虽有部分被压遮挡,但从可见碑文分析,这些碑上只刻有约3至5人的姓名。虽然我不能将这些碑抽出,但还是选择其中3块碑,就已见部分文字进行了局部拓印。因为这些都是历史的见证啊!
从左至右,依次为上图1、2、3号碑拓片。(向家舟拓并摄)
那么,当时的后方医院又在桃山什么位置呢?2015年9月,在上述水井湾墓碑被发现以后,我过去的同事田学峰先生曾写了一篇题为《资丘现抗战烈士墓碑》的信息,刊发在“中国长阳网”上。信息中这样写道:
“据长期研究土家文化并了解这段历史的该镇居民覃远新介绍,1940年4月,抗日军队国军军政部十一兵站后方医院,从宜昌迁往现在的资丘集镇——“桃山”,其总部就设在现居委会田本登的老家中,而附近的20多栋民房一同被兵站征用,用作后方医院的治疗室。1943年日军占领都镇湾后,十一兵站医院迁往巴东,由四十五兵站就地接防。”
我从桃山回县城以后,查阅了成书于民国三十七年的《长阳抗战史料》。书中并未对桃山后方医院前因后果有过多的记载。不过,在第二篇《动员之部》中附录的《战时驻县各机关一览表》中,记有后方十一兵站医院及第四十五兵站医院的简要情况。后方十一兵站医院主管人为“王院长”,四十五兵站医院主管人为“史陶经”,两所医院担负任务均为“医伤患官兵”,均隶属军政部。两所医院的名称,与以上信息中引覃远新先生的讲述是一致的。不过,对于医院总部的位置,我在现场采访时听到了不同的说法。据世代居住在老街的张其信、田圣昌两位老人讲,后方医院的总部设在老街街尾的桃山田氏宗祠。对于另外征用许多居民的房屋用作治疗室,这一点是公认的。由于时间有限,我尚来不及对当时医院的情况作详细调查,而现存地方史志中又语焉不详,只得留待今后查阅到相关档案资料,并详加走访后,再逐步考证完善。但此地曾有过抗战后方医院,这一点是确定的。
桃山老街,原为石板街,台阶中有抗战烈士墓碑,现被水泥封住。(向家舟摄)
1940年后,沙市、宜昌等城市先后沦陷,包括长阳东部在内的一些地区顿成抗日前线,抗日形势吃紧。在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广大国民党官兵浴血奋战、誓死保国,许多官兵身负重伤,被源源不断地运往了桃山后方医院治疗。据许多桃山居民根据过去老人讲述称,由于当时桃山距离前线路程较远,加之伤势过重、山路颠簸、医疗条件薄弱,许多受伤官兵抵达后不久便医治无效死亡。尽管如此,当时的后方医院还是将这些官兵分期分批进行了安葬,并各树立墓碑。墓地分布,由清江边的黑岩头,一直延伸到今资丘菜市场一带坎下。建国后,特别是上个世纪70年代资丘区驻地由老资坵迁来桃山后,这一带的墓葬大多遭到破坏,大多墓碑先后被用作各单位基角石或铺设街道、台阶等。所以说,当时究竟有多少座墓,多少座碑,今天已全然不知了。随着桃山集镇建设日新月异,以及这些碑刻并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能看到的碑越来越少。知道这些事情的人,也越来越少。
桃山老街现存几栋古民居,均已破败不堪。(向家舟摄)
当年曾经用作后方医院的古建筑,随着城镇建设几乎已完全消亡,能直接证明那段历史的,可能就是这些残存的石碑。除了我所发现的这五方外,还能不能找到一些,我不得而知。热心的74岁老人张其信说,他曾经看到过另外两座碑,而前些年建资丘菜市场时已被砌在了坎角里。
通过浏览四张墓碑拓片,我仿佛回到了那个“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那三座小碑,其中一座立于民国二十九年,另一座时间不详,都记录有烈士的籍贯。而另一座,以及“水井湾”的那座,均只有番号、军衔及姓名。特别是“水井湾”碑,既无标题,亦无落款,应只是一组墓碑中的一块,上面竟然密密麻麻书写了48位烈士的姓名。这说明,随着战事吃紧,运来和死去的伤兵越来越多,近处的墓地越来越紧张,而碑文撰刻也只能从简了。碑文无言,但往事有声啊!
刘东明院长曾听知情老人讲,当年批量埋葬抗战烈士时,采用的是这种方法,即:挖一个深坑,底层铺满石灰,然后平放几位烈士遗体,然后铺一层稻草,再撒上一层石灰,如此往复,直到封土。
原桃山田氏宗祠旧址(向家舟摄)
看到了那些碑,听到了这些事,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79年前,日寇的铁蹄蹂躏鄂西,我的曾祖母刘氏为了免遭日寇侮辱,在清江汇入长江的地方跳河自尽;我的祖父和祖母,分别从家乡宜都县城和宜昌城区,逃到距离桃山不远的资坵古镇西街避难。76年前,我的外曾祖父,在高家堰被日军所雇用蒙古军队威胁充当向导,幸机智冷静而保全性命。如果当年没有这些浴血奋战、舍身往死、打败日寇的抗日将士,那么今天还有没有我,都很难说了。
如今的长阳烈士陵园,就建在距离当年埋葬这些抗日烈士不远处的黑岩头上、县第二社会福利院内。陵园内由老资坵迁建而来的“七十七烈士纪念碑”,按2010年《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志》记载,是纪念土地革命时期牺牲的红六军将士;从我所见陵园墓区内树立的碑刻来看,绝大多数都是写入《中共长阳历史》的人物。隆重缅怀纪念这些为共和国建立和建设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当然理所应当、无可厚非。不过,我总觉得在这里面少了点什么。那些在长阳及其周边为抗日战争献出生命的普通国军将士,同样是万代不朽的民族英雄,但似乎有些寂静无名。曾经,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位于今高家堰镇馒头嘴的抗战烈士纪念碑、龙舟坪镇偏岩的抗战烈士墓,以及资丘镇桃山伤兵墓及碑群等历史文物,受到了轻视,遭受了毁坏,这是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情,且难以挽回。进入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能够做的是:全面客观公正地对待和评价历史,尽一切可能纪念一切值得纪念的先辈。我们今天如何对待过去,后人今后就会如何对待我们。
张其信老人猪圈门口,据说原也有一块抗战烈士墓碑,现被封闭在水泥路面之下。(向家舟摄)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也是一名史志工作者。我觉得,我做好自身工作,传承地方的“根”和“魂”,就是基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要求。而长阳的一句俗话,叫“吃木耳不忘树桩”,说的也是关于初心的问题,我认为是值得所有长阳人铭记和践行的。我们只有明白来时的路有多长,有多曲折,才能知道我们该去何方,我们才能走的更稳更远。
面对散落荒野的抗战烈士墓碑和支离破碎的、可能为昔日后方医院组成部分的旧居,我不由得想到了记者在采访诺曼底登陆的二战老兵时,所听到的那句令人震撼的话:“我们不怕牺牲,我们怕被遗忘!”
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抗战国殇,今宵魂归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