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模式——朝贡模式
古代中国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在进行民族区分的时候是以文化而不是血缘作为划分的标准，即“诸夏用夷礼则夷之，诸夷用夏礼则夏之”。具体来说就是看是否接受中原的礼乐文明，接受就被认为是诸夏，反之就是夷狄。这当然带有“华夏中心主义”和“中原中心主义”的偏颇，但从当时的历史场景来说是最合理的解释。所以在关于界定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问题上，笔者认为在中原王朝实际控制之外的实体政权与中原王朝发生的交往关系都可以被看做是对外关系，例如汉与匈奴，唐与突厥，明与蒙古的关系都可以被看做是对外关系。
一、朝贡模式的特征
朝贡模式是辽宋以后，特别是明朝和清朝两代处理对外关系所采用的主要模式。朝贡体制是东亚区域内一种独特的国际秩序，“其总的特征就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周围夷狄各国接受册封（授与外交文书，承认其地位），后者向前者朝贡，前者牵制后者。这种关系，在渊源上是汉帝国内部皇帝与诸侯的上下关系，在汉皇帝同夷狄君主之间关系上的投影，而且来自结合儒教王道思想而设想出来的独特的国际秩序观念。因此，它虽然是若干国家的联合体制，但其中各国相互之间并不发生直接关系，而是完全由对'中华帝国’的直接关系规定的一元化上下秩序构成的。由于朝贡模式的主导思想是华夷之辨，所以总体来说朝贡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1.相对封闭性
首先是体系的相对封闭性。这是相对于天下模式来说的。从宋代开始，“天下”就开始失去其地理空间上的意义，仅仅成为能否治理好统治区域的问题。苏轼等儒者就认为王者就不能去治理夷狄之地。“论曰：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若禽兽然，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乱。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书'公会戎于潜’。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录戎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诲怀服也，彼其不悍然执兵，以与我従事于边鄙，则已幸矣，又况乎知有所谓会者，而欲行之，是岂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将深责其礼，彼将有所不堪，而发其愤怒，则其祸大矣。仲尼深忧之，故因其来而书之以'会’，曰，若是足矣。是将以不治深治之也。”在朝贡模式之下的儒家学者和统治者不再去强调天下一家、以夏变夷等思想，而更多的是强调华夷之辨、夷夏之防、外夷狄内华夏等思想。
2.相对不平等性
其次是各民族和各国之间的相对不平等性。由于在朝贡模式之下更多的是强调华夷之辨、夷夏之防，不再强调各少数民族和周边藩属可以由于在文化上接受华夏礼乐文明进而可以成为诸夏的可能性。而是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正是由于坚持这种主导思想，所以对周边少数民族和藩属更多的是采取歧视性的政策。朱元璋就认为：“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朱棣也认为：“夷狄之为中国患，其来久矣。《书》云'夷狄滑夏’，《诗》称'戎狄是膺’。历汉及唐，至于有宋，其祸甚矣。”明初二祖对待少数民族和周边藩属的态度可见一斑。尤其是明初二祖在对待民族和周边藩属问题上还是比较开明的，可见有明一代的大体情况是如何。
3.边疆的相对清晰性
在朝贡模式下中原王朝的疆域是相对清晰的，虽然不像现代民族国家之间有着清晰的边界。疆域的模糊地带往往只集中在边疆地区，随着相对实力的增减而不断进退，但大致上保持相对稳定。这种边疆的相对清晰性，其中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实力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意愿的问题。他们认为不能在夷狄地区推行中国的制度，强调华夷之间的区别。而且认为对蛮夷地区进行直接的统治也是得不偿失的。例如朱元璋就认为：“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地，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养，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图慕虚名，自弊中土。”所以坚持朝贡模式的各个中原王朝往往会采用“羁縻”政策：给其厚利，待之以礼。就如班固所言：“圣王制御蛮夷，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贡献则接之以礼，羁縻不绝而常使曲在彼。
二、朝贡模式的思想渊源
朝贡模式的主导思想是“华夷之辨”。而华夷之辨的产生也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不同的人类群体总会存在差异。只是华夏民族和夷狄的差别不是血缘和外貌，而是礼仪和服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称华。”
在远古时期，所谓的诸夏和夷狄应该是属于同一个人类群体，他们在人类学上的特征应该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所以后来诸夏在区分他们与夷狄不同的时候不是用血缘和外貌这些天然特征，而是用服饰和礼仪这些社会特征。一个或者多个人类群体由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不同而产生了分化。“生产力落后地区的社会组织日渐形成一个进化相对迟缓的原始集团，而活跃地区的社会组织则与之分离，自行成为一个快速进化的集团。
到了后来，一个就成了'蛮夷’，一个就是'中国’。”农耕地区根据自己生产方式的特点形成自己的礼仪和服饰特征，游牧地区也根据自己生产方式的特点形成自己的仪式和服饰特征。这就产生了差别。人类群体根据这种与他者的不同构建自己的民族认同，就形成了诸夏和夷狄的划分。诸夏和夷狄是一个相互创造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形成了中原和长江流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相互对峙的过程。虽然在史书上我们总是看到夷狄对中原的入侵，可是实际的情况可能是中原的华夏凭借自己优越的生产方式和较高的生产力水平不断地向外扩张而引起夷狄的反击。
华夷之辨的思想最早可能产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这一时期中原陷入分裂的状态，夷狄对中原的威胁开始加大。《左传》中就有大量的关于夷狄的论述，而且这些论述大多带有歧视的色彩，往往强调诸夏与夷狄的不同。例如“戎，禽兽也”；“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鸠毒，不可怀也。”；“戎狄无亲不贪，不如伐之”；“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等。而孔子的《春秋》之中亦有“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看法。孟子也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而自此以后，只要是中原王朝实力不是很强或是分裂时期，华夷之辨的思想就会大行其道。至于朝贡模式的形式则来自于五服体制和贡纳制度。
三、历史佐证
辽宋之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华夏和夷狄的区别已经被特别地强调。例如，朱元璋在北伐檄文中就把蒙古族在内的少数民族看做“夷狄”，认为他们必须接受汉族的统治，如不这样的话那就是“冠履倒置”。“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朱元璋进一步提出进行北伐的目标就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辽宋之后，各个民族之间相互融合的程度较之前代力度已经大为减弱。辽宋之前，胡人汉化、汉人胡化的现象非常多，有大量的少数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特点融入汉族之中。在辽宋之后，除契丹族之外，很少再有少数民族整体地消失，这种情况不得不说与中原王朝刻意强调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有着很大的关系。强调胡汉之间的绝对差异和对立使得体系变得封闭，内外的交流和变化变少。
明清两代的统治者为了减少自己的臣民与夷狄之间接触的机会，对民间贸易采取严格控制，甚至禁止的政策。将贸易纳入官方的渠道：要想进行贸易必须进行朝贡，所谓有朝贡方有贸易。明朝，尤其是清朝长期采取“海禁”政策，要求“片帆不得入海”，将私自出海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视为反抗政府的力量。甚至雍正年间在荷属巴达维亚发生荷兰大规模屠杀华人的事件之后，清政府非但不去救援，反而认为是替他们除去了一大祸患。
总结
辽宋之后，疆域的意识开始由模糊走向清晰，也就是“天下”和“国家”开始趋于统一。当然儒家的政治理想还会出现在政治宣传中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发挥作用。但更为务实和实用的国家观显然已占据上风。“明太祖从古代传统中沿袭了这样的观念：'朕观上古之君自甸侯绥服之外不治，其令土人主之’”。“早在洪武二年，占城国派使臣蒲旦麻都入贡，言及安南侵扰之事，明太祖曾明确指出：'念尔两国，自古及今，封疆有定分，不可强而为一，此天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