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风云——奇特的四铢钱,刘宋的币制改革

熟悉古钱币的朋友们肯定知道,在中国历史上,五铢钱的地位毋庸置疑,但在刘宋这边却出现了与众不同的四铢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说到这个前得说说西晋的经济交易模式和货币,事实上西晋更多是以谷帛为主,货币为辅助,在这之中绢帛成为硬通货。史书中也没有记载西晋朝廷有铸币的记载,所以两晋时期货币比较混乱,既有前朝五铢,也有诸如沈充五铢这样的,这些钱币加上以物易物的方式,倒也让两晋那段混乱时期得以渡过。

但当刘宋王朝建立之后,南方出现了少有的和平,尤其是刘义隆的长期执政,让刘宋的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好转,如此一来以物易物的方式就显得不合时宜,对货币的需求就变得比较迫切。

所以刘义隆稳固政权后,刘宋王朝开始立署造钱,恢复了朝廷铸钱的旧制。但对于流行已久的五铢钱,刘宋朝廷认为五铢钱过重,铜又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战乱年代能省则省。所以刘宋朝廷决定改铸轻小一些的钱币,就出现了铭文“四铢”、法重四铢的铜钱。

在一开始,四铢钱,还是重量十足,铸造无利可图,所以百姓也不冒险去盗铸。但随着刘宋的经济快速发展,对铜钱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还是考虑到铜的数量,刘宋王朝开始采用铜钱减重的政策。铜钱逐渐减重,这让成本一下子降低不少,这样一来私自铸造利益就立刻凸显。民间一下子就乱了,很多人开始利用古钱更铸四铢钱,刘宋的经济开始受到波及。

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元嘉二十四年(公元447年,北魏太平真君八年),焦急的刘义隆找来了朝中重臣,商讨对策。大家把目光都放在了当时的首辅江夏王刘义恭身上。这刘义恭又是什么人呢?刘义恭,刘裕第五子,母为袁美人,初封江夏王。刘义康被外放后,刘义恭奉命入朝辅政,授为侍中、司徒、录尚书事,领太子太傅。刘义恭吸取刘义康失败的教训,平日小心谨慎,从不揽权,所有政务均交由刘义隆决断,自己只负责签署文书。兄弟两人之间因而相安,毫无嫌忌。

刘义恭平日谨慎,这次却不得不提出自己的看法方案。他也提出了一个方案,大钱一当两,即将一枚大钱兑换两枚小钱。刘义康的理由很简单,一来民间百姓就不会再去用前朝的五铢钱去更铸四铢钱,因为会亏本。其次朝廷也不需要用宝贵的铜矿去铸更多钱。刘义恭的这个方案似乎很有道理,朝中大臣们纷纷表示赞同。

似乎就要达成一致时,尚书右仆射何尚之却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何尚之,字彦德,东晋散骑侍郎何准曾孙、南康太守何恢之孙、金紫光禄大夫何叔度之子。刘裕北伐后秦时,立有功勋功勋,被赐爵都乡侯。

何尚之认为,钱币是以估量货物的价值为标准的,其价值会因为买卖交易变化而变化,不能凭借多铸钱币来影响经济,钱币数量少钱币价值就高,钱币数量多货物价值就高,何尚之因此认定钱币的数量多少虽然不一样,但它们的使用功能却没有什么不同。

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大钱当作二个小钱,只是增加了表面价值,实际并没有太多意义。不仅如此,这样做副作用还特别大,富人的财物自然会成倍增加,贫苦百姓则会更加贫困起来,不利于使社会达到贫富均衡的目的。

另外大钱小钱一并使用,钱币种类就会增多,而且大钱与小钱定义不清楚,容易发生混淆,在实际使用过程会有问题。如果只是为了防止私自铸造的问题,直接下令逮捕盗铸者即可,没必要按照刘义恭的方法做。

何尚之这番话顿时让朝堂炸开了锅,这下可好,原本趋于一致的意见开始分裂,何尚之的主意得到了吏部尚书庾炳之、侍中太子左卫率萧思话、中护军赵伯符、御史中丞何承天、太常郗敬叔等人的支持。

两派意见不相上下之时,中领军沈演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沈演之认为江南原本是很少使用铜钱的地区,因此铜钱流通量较少,导致钱贵物贱,大钱当两正是扩大铜钱使用范围的好机会。一来国家不用耗费铜材,就能够扩大铜钱流通总量。二来铜钱流通总量扩大了,盗铸的事情也就灭绝了。沈演之的一番观点基本就是支持刘义恭的。

两派都有理,刘义隆又犯难了,但他最后还是更相信自己的弟弟,于是采纳了刘义恭的建议。但是,正如何尚之所说,大钱当两的方法实行起来问题果然不少,朝廷和个人都认为太不方便,于是元嘉二十五年(公元448年,北魏太平真君九年)五月己卯日,刘义隆下令废除了这一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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