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中：《挪》之续
汪建中
我上次发了篇丑文，题目叫《挪》，是说自己调动的事，受到不少朋友鼓励。于是我又想接着说说后来的故事。
故事一、厚脸说话虽败犹荣
调来东流转眼已一年半。单位“广电服务部”只红火了大半年，到九三年末，收入已大不如前。电视机在小幅涨价，不好卖。虽然广播站从源头控制了各录像放映厅的片源，但是上面一般一个月只发行十盘左右的新片，新带子太少。几个月下来，我们几乎转租完了安庆音像办所有的正版带。接下来只好天天“炒现饭”，租出的带子越来越少。
服务部不赚钱，就没了补助，同志们开始请假，不想上班了。启动服务部本是我家庭独资，我说过风险独担，赚了归公，亏了留账，同志们可作鸟兽散，我们夫妇跑不了。
房东家临街的三开大门是我让打开的，房租不让减，想跑也不成。这老虎背骑上去每月要二百三十块钱，相当于我们夫妇俩当时一个月的工资。
当年，镇里将文化、广播、电影等单位拢在一起，成立了一个机构，叫“文化中心”，我是管理成员之一。
为了坚持，我买来一台录放机，一台单放机(倒带、备份用)，用我家的彩电，向镇里借来原长安小乡的会议室长椅，经过审批，以文化中心的名义，和弟兄们也放起了录像。我的目的很简单，单位要有收入才能保住在响的喇叭;要让弟兄们有活干，上班能补助块把钱。我管不了别人如何说，心底无私天地宽。
这一招开始还行。可是后来不知何故，被批准开业的录像厅越来越多，小小东流竟发展到七、八家。因生意不好，有放映厅开始明着暗着放走私带，更有那刚刚开张的回本心切，竞在深夜放起了毛片。一时间滿街的乌烟瘴气。
我听过举报，多次到镇里，局里汇报，也有查过，但是没有结果。
正常录像没人看了，我们一天下来放不出片租钱。
同志们真不来上班了。这摊子成了我的“私家摊”，摆不成，也收不了，我不知如何是好。经局里协调，弟兄们暂不来服务部上班，由我单独经营到房租协议期滿。还得亏下去。
这世间事物，往往充满戏剧性。那天深夜，纺织厂旁边那几家刚开的录像厅里，正放着那男女武打片。没有任何征兆，录像厅突然被大批警察包围。民警们不由分说，拆下窗帘裹了现场的磁带、录像机、电视机，由业主自己抬上警车，连人带物全被装走。几位业主被剃了光头关了一个星期。
后来听说，此次行动是纺织厂有人在工会渠道向省里做了汇报，引起重视后打了个措手不及。
如此，放录像的又只剩下放正版带子的文化、电影、广播三家，我用“三盘老片循环放，五毛入场看一天”的法子尽力支撑。房租协议到期后，我赶快收拾家伙，还的还，卖的卖，退了楼下的店面。
九三年底，服务部不得不彻底关了门。
一年的折腾，服务部垮了，但是我们靠自己的收入，维护和恢复的的喇叭，还在正常播音。一年里，我最大的收获是取得了同志们的信任，建立了感情，融洽了关系。说不上已打开局面，但是我可以厚着脸皮说虽败犹荣，因为我在努力。
故事二、转折
九四年早春，乍暖还寒。因为没有经验，镇里新办的一些乡镇企业不是被骗得胎死腹中，就是开业后亏本下马，统统交了学费，镇里的财政非常困难。也可能是因此吧，镇里停付了七里湖分站的电费，电源线屡次被电力部门剪断，广播被迫停了。百姓在骂，我求助无门。
这天，县委宣传部长黄秀生同志来东流镇时，被我“拦轿喊冤”。我说了镇里不付电费的事，我还憋着气说，这广播真的不要了?黄部长当天就批评了镇里的做法，从此再没拖欠电费。算我赢了。
又过了两个月。省广电厅副厅长吕奚才同志到东至调研，县局分管农网的刘副局长陪着吕厅长到东流“看看”。在老气但整洁的机房里，我当着镇一把手的面如实汇报了全镇的广播现状。吕厅长听后对镇领导说：“我知道，这东流镇原是老东流县城，是知名大镇。昨天，我在你们县里得知，东流镇的各项工作都很不错。穿镇而过的二O六国道正大幅拓宽;城区道路、电力、程控电话建设在大力推进，电话座机已走进平常百姓家，这在全省都是靠前的。但是东流的广播电视工作现状，却与东流镇的发展形势很不相称。我省乡镇正在推广发展无线调频广播，乡镇有线电视正在起步，势头也很不错。我建议东流镇尽快启动调频广播和有线电视。党的宣传工作离不开广播电视。到时候我来为你们剪彩!”吕厅长又说了：“有线电视实行微利下的有偿服务，是具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你们不妨一试。”
吕厅长的话让我热血沸腾，我感觉到，如能落实，那单位发展的春天就真的到了。
吕厅长走后的第三天，镇里召开广播电视工作会，并邀请县局派人参加。调频设备以及天线和铁塔，预算经费约一万五千元。会议当即为此拍板，镇里拿一万，县里配五千(省扶持调频项目经费)，先开调频，再上有线电视，并发了会议纪要。
两年前，为购买广播维修材料，我打两百元钱的申请报告都石沉大海。办服务部一年，累得猴哼广播站也没赚几个小钱。工作十几年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一笔事业经费。领导一重视，就水到渠成，我感觉像做梦。
钱下来了，我租了一辆“仪征”车，和局里的同志一道，先在马鞍山买下一百只调频喇叭。然后再东进四百公里，到江苏泰兴拉回一台五十瓦调频广播发射机，以及天线。回程经过合肥时已近深夜，我们只好住下。为看护设备，我抱下宾馆的被子在车上“曲”了一晚。
在江苏仪征附近我平生第一次，坐车经过祖国的一段高速公路，(并不收费)那个兴奋，那个爽，至今记忆尤新。
回到家，我们做铁塔，腾机房，厂家很快就来人安装调试;我骑着我那辆“鬼子摩托”，和好战友小周师傅一起，到各村送调频喇叭，忙得不亦乐乎，好不开心。
那调频喇叭挂在墙上接上电，就能收听地方广播节目，那时候我觉得这东西很妙，从此省去了爬杆护线之苦。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到九四年，农村中收音机、黑白电视机的入户率已接近100%。彩色电视机也在“疾步”走进普通百姓家。也是从那时起，高投入难管理的农村有线广播，已逐步被地方化、小型化的调频广播替代，行将完成历史使命，“寿终正寝”。这是历史的必然。农民群众获取信息的主渠道，已从广播转为电视是不争的事实。我将这一年视为农村广播工作的转折点。
故事三、又启程
上调频时，县城的有线电视正在迅猛发展，可谓如火如荼。群众面对频道多多，画面清晰，伴音优美的有线电视，给它的评价是，“这东西真好”。东流的百姓见了我就问：“县里人看上了好电视，东流有线电视么会搞?”早日开通有线电视，是东流百姓们的期盼。来东流已闷了两年，我本能地把它当成了自已的梦想和责任，成天想着这件事。
我给镇领导汇报了广播站办有线电视的想法，请求支持。一把手江书记听了一分钟，回了我四句话，令我终生不忘。他说：“你办有线(电视)我支持;你找我要钱我没有;你办成了我收税;你办垮了我不管!” 我说不上他是否官僚，他也有他的无奈。但是，他的这番话对于我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一记闷棍，半瓢凉水。
有人说，想做事就别轻易言败。我有点倔，要继续我的梦。
我还是拉上上海佬小周师傅一道，我们去广电局了解信息，搞初步预算;上物价局批收费标准;去武汉“天线研究所”商洽购买设备;此番折腾，所有日常开支都由我一次两千三千的借给单位。我豁出去了。
经估算，起步必须的机房设备和几条主线，以及两百戸的入户材料，需投资三十万元。
钱从哪来是最大的问题。三十万，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夫妇就算是个“有钱的”，所有积蓄才三万块钱，弄成个倾家荡产也是杯水车薪。我天天想着钱的事，害了钱病。
我想到了集资，没人响应;我找人借钱听说是为公家办事，觉得我离谱;有人愿意拿钱，但条件是借平台私人投资，我没权也不敢;于是我想到了贷款，可是我没那资质，银行要求有相应存款的储户担保。但是，财政不准担保;有钱的单位不愿担保;“敢”担保的没钱。我真的好无奈。
于是，我又想到了预收初装费。我起草、打印了两百份《告有线电视用户书》在各单位发送，并在四处张贴。向群众宣传，凡在期限内预交初装费的，每户优惠八十元，鼓励用户预缴款。我们在当年最热闹地段镇电影院门口，让老周同志摆了张桌子开始收费。我又买来十几件老头衫，前后印上大大的“CATV”(有线电视)字样，让男同志每天穿上它，在街上煞有介事地测量线路。有人问我“CATⅤ”啥意思，我就借机宣传一番。这时，常有熟人取笑我说：“你这叫空手捉八哥，骗老百姓交钱。”，我每每也只得咧着嘴点着头大声地说：“是!谢谢理解!希望大家'上当受骗'。”
这东流百姓真给面子，一个月内我们真的收了五万六千元预付款，加上我家的几块钱，我们离梦想又近了一步。
接下来，我每天跑银行,说“你看，百姓都不怕我，这是个阳光产业。我愿把在临江的买房协议、私人存折、和在武汉签订的购买有线电视设备的合同作抵押，办砸了可拍卖设备，扣个人财产。你能解决二十万就可以启动了，我们还可以边收费边还贷。老百姓早看有线电视就靠你们了。你们无论如何要拉广播站一把，信号通了百姓感激你们。”
也许是看到了有线电视的前途，也许是被我的真情打动，银行真的批了我二十万元贷款。
后来我们四上武汉，买来设备，仪器，外线材料。县局热情帮忙，为我们从南昌赊来两口四米五的“大锅”(卫星天线);接下来我们又到安庆买来电钻、脚扣，升降楼梯等全套外线工具。县局鲍局长带来有线台的同志帮忙安装调试，让我们这帮在技术上一窍不通的蛮人，架通街道主干线，于七月九日开通了东流镇第一家有线电视。
汪建中，一九五三年六月生，怀宁县小市街人，东至县广电系统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