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城争当科技中心 屡被甩掉的西安这次能否借硬科技翻身?

在转型升级调结构和创新驱动的经济背景下,近几年但凡有点儿可能的城市都在试图把自己打造为科技中心,其中的逻辑不外乎:科技意味着创新、创新意味着机会、机会意味着发展、发展意味着业绩。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当前全球正在酝酿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以及世界对中国科技崛起的广泛关注,而对于各城正在竞相努力的目标,更准确完整描述应该是:科技创新中心。

与硅谷是公认的世界科技创新中心一样,通常情况下,当谈到中国的科技创新中心时,首先想到的城市往往是北上广深。这些城市的创新优势非常明显:都是中国一线大城市,在创业社群和经济发展领域资源领先,而且在这些城市,创业者更容易找到投资人,创业环境也更成熟,这些都有利于科技创新。

今年这四个一线科技城市也频频引发海外的关注。比如近期,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周刊——创建于1869年的《自然》杂志(Nature)就精选了十座城市,对其科研发展进行详细介绍,这十个城市为:纽约、伦敦、巴塞罗那、马德里、亚洲地区除了韩国的首尔和大田之外就是中国的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同时该周刊在出版的增刊“2017自然指数—科研城市”中分析全球500个城市的指数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前十大科研城市贡献了全部科研产出的17%,这十大城市依次为:北京、巴黎、剑桥(美国马萨诸塞州)、纽约、上海、东京、波士顿、伦敦、圣迭哥、剑桥(英国)。并指出北京和上海是目前中国科研产出最多的城市,也是中国科研合作程度最高的一组城市。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则称:“全世界的城市都在试图复制硅谷,但到目前为止,只有一座城市成为了硅谷真正的竞争对手,这就是北京”。商业分析公司Expert Market也在发布的报告“2017年度世界顶级科技城市”中认为,“北京中关村首次超越旧金山硅谷,成为世界第一大科技城市”。

2017年4月,权威期刊《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一盘题为《欢迎来到硅三角》的长篇特别报道,就深圳为何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和发明的“皇冠上的明珠”、如何改写世界创新规则、怎样培育高科技创新型企业集群进行系统而生动的分析,并给深圳冠以一个比肩硅的别称——“硅三角”(Silicon Delta也有译为硅洲)。这篇报道与此前马化腾作为人大代表以美国的湾区为例,提出“打造粤港澳世界级科技湾区”的建议不仅遥相呼应,也是认可背书。

就在这种不同寻常的世界关注下,国内一、二线城市阵营竞相提出并推进着打造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战略,比如北京市提出的“十三五”时期要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

更显得硝烟弥漫的是一大波欲做科技中心的二线城市的涌现:杭州、天津、成都、武汉、苏州、重庆、南京、长沙、青岛、宁波、无锡、厦门、大连、沈阳、贵阳等都加入了这场竞跑。比如过去以贫困著称的贵阳现在已成为中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苹果公司今年宣布将投资10亿美元在贵阳建设数据中心。美国芯片业巨头高通公司也于2016年联手贵州省政府创办合资企业,目前高通已向合资企业投资20亿元人民币。

成都则在发布的“产业新政50条”中宣布,将支持高校院所建设产业发展急需的中试基地和共性技术研发平台。鼓励高校院所、龙头企业、投资机构等共同建立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给予最高2亿元支持。支持企业与高校院所共建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给予最高50万元补贴。并不断展示其科技产业快速发展的势头:戴尔、IBM等国际企业早已落户程度,华为也在成都设立研发中心,并拥有中国最成功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区之一,区内的天府软件园有超过200家初创型科技企业。

2017年4月,长沙市政府办公厅印发《长沙市加快发展大数据产业(2017-2020年)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行业规模达到500亿元,开启大数据产业“掘金”时代。到2020年,培育和引进龙头企业20家以上,大数据相关企业300家以上。

武汉也在发布广泛的激励措施,不仅有减税和办公租金返还政策,还提供研发资金、投融资以及面向工程师、编程人员和其他高端人才的奖励计划。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官网显示,该开发区每年都拨出人民币100亿元预算来吸引企业和人才,以对高层次人才的迁移、租房以及住房成本提供补贴,并帮助解决子女就学。2017年2月,武汉发布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新建企业研发中心100家,引进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企业研发机构30家。而早在2013年,湖北省每年都会认定一批校企共建研发中心名单,至今已经确定了304个共建研发中心,其中武汉拥有的数量达到63个。面对这些优惠和激励政策,已经有几十家公司在武汉开设分部,包括智能手机生产商小米和ofo共享单车。武汉还与小米宣布了120亿元人民币的联合投资基金,旨在吸引硬件初创企业以及培育当地科技公司。

一直坚持工业立市的合肥也在实施工业强基行动、工业技改三年倍增计划的同时开始在打造科技创新中心方面放出大招:今年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正式获批,接下来还有“产业创新中心”;在彩虹、普天落户之后,合肥又有京东方的大手笔投入,以及中国中车、中科院热物理、中外运等聚集。底气减强的合肥称将在“十三五”期间建设世界一流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超导核聚变中心等七大平台,率先建成创新型城市。

在一众二线城市里,外界更倾向于认为杭州将超越北京和上海,成为中国下一个科技中心。就在阿里巴巴上市的2014上半年,杭州新增初创公司的数量激增了107%,而同一时期,北京和上海两地新增初创公司的增长率分别为 64% 和 53%。2015年上半年,杭州依然保持了不错的创业势头,本地初创公司增长率为 38%,而北京和上海的同一指标数据分别为 9%和8%。从 2013 年开始,杭州初创公司的融资金额增长率达到了 160%,据全国之首,超过 580 亿人民币的投资资金流入到杭州。相比之下,北京初创公司的融资金额增长率为 121%、上海为119%、深圳为143%。这些数据都表明杭州的科技创业环境正趋于多样化和成熟化。

最近,西安也带着一个名叫“硬科技”的游泳圈一头跳入了这轮你争我赶的热潮。据相关报道,硬科技”一词最早是2010年由中科院西安光机所米磊博士提出,不知是否是受到陕西人常说的“硬菜”或货币领域里“硬通货”概念的启发;此后被西咸新区管委会一个副主任相中引进,今年又得到西安新书记的力推,并在调研时提出了“硬科技八路军”的概念,指代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光电芯片、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八个科技领域。

对于硬科技的涵义,米磊曾解释称“硬科技就是国内只有一两家公司才能做的技术,需要5到10年的长期积累和投入,具有非常高的技术门槛”。按照西安的标准定义,硬科技是“以自主研发为主,需要长期研发投入、持续积累形成的高精尖原创技术,具有较高技术门槛和技术壁垒,被复制和模仿的难度较大,有明确的应用产品和产业基础,对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动力和源泉”。

西安称硬科技是本土原创理念(其实看含义也就是过去常说的尖端科技的意思),欲将西安打造成硬科技之都,为此还在举办全球硬科技大会,现在西安只要开会动不动就是“全球”:前不久刚开完世界西商大会,这马上就是全球硬科技大会,其发展欲望之急迫溢于言表。

二线城市里,西安其实是科技资源最为丰富的城市,但与此形成反差的是,西安也是科技产业发展的极为不咋地的城市。如果把科技拆开来看,可以有四个维度:科教,西安不用说数一数二;科研,同上;开发或曰成果转化,西安普遍一般但近年来光机所异军突起;第四个也是真正实现科技落地“打粮食”的维度:科技产业化,西安就显得极为尴尬了。

事实上,在科技领域,多年来西安一直在扮演着一个类似果农的角色:有肥沃的土地(科教),有高超的技术(科研),也会整理加工(开发),但最终好果子都被精通市场善于经营的人拿去变了钱,自己只分的一点“地头价”,并逐渐演变为典型地“墙内种果,墙外收获”式的恶性循环。

对于这种循环的印证,西安曾有过最深痛的经历。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轮以互联网、通信为核心的全球科技化浪潮中,西安曾有过5、6年辉煌,但之后便因当地社会环境等因素导致几乎所有的“果子”都陆续离去,西安在最为关键的一轮科技发展大潮中上演了一次惨痛的因产业理念跟不上趟而被“扔下车”悲剧。

从1996年到2000年5年间,西安一直是中国互联网业最重要的聚集地和产业高地之一。当时陕西已建成了8条向外辐射的光缆通信网,西安成为全国互联网四大骨干节点之一,个人拥有的计算机数量、网民普及率等均位居全国前列。在此基础上,许多重量级网站在西安诞生,例如当时影响力远超天涯、猫扑的西陆社区、中国最早的互联网软件资源共享下载网站嬴政天下、国内十大旅游网站之一的中华行知网、中国鲜花速递网站老大莎啦啦鲜花网、中国最早的电子商务网站IT价格查询网、外贸电商鼻祖虎酷网等,当时西安的许多网站和互联网企业都处于国内相关领域的领军、领跑地位。

西安电信运营的古城热线当时是全球优秀百佳中文站点,58同城和赶集网尚未诞生的时候,古城热线的二手市场频道已经开通并交易火爆。据互联网资深从业者回忆,1998年刚刚创建不久的新浪网找到了古城热线,希望能在当时全球排名百位的古城热线上加一个友情链接,以此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点击量,但被古城热线直接拒绝了,因为当时的新浪网与古城热线根本不在一个层级,像这类找上门来的合作太多了,古城热线想都不想就直接拒绝。

但是好景不长。在2001年前后宽带网取代拨号上网的过程中,在种种原因促使下,当时西安大批国内标杆互联网企业或者陆续出走,或者日渐凋零衰落甚至关闭,到2003年左右,西安互联网的辉煌已是风光不在,此后十年一直不温不火。

现在,西安不得不面对“电子商务业的整体规模仍较小,配套政策措施力度不是很大,同时部门和区县对发展电子商务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的残酷现实。2015年,西安也曾发布计划要在未来几年支持培育2—3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性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培育交易额超过1000亿元的本土电商服务企业2—3家,超过100亿元的电子商务企业10家,超过亿元的电子商务企业100家,如今已过去三年,这些目标应该还是没影儿吧。

回望当年从辉煌到沉寂的起伏,西安的确令人扼腕。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科技产业化浪潮明显又是山雨欲来,西安此番祭出“硬科技”神器能否奏效,关键还是看产业化落地情况。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深圳从制造业山寨之城演变为科技创新之都的成功过程其实非常值得西安借鉴,最后附上《经济学人》在2017年4月初的分析报道,预祝西安的硬科技能坐稳扶好、一路走好、别放空炮。——《调查清样》

附文:欢迎来到硅三角—山寨商走了,创新者来了

最近的一个周末,数百位学者和律师齐聚深圳一家酒店的宴会厅,参加由北京大学、牛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法学院联合举办的“创新、包容与秩序”讨论。法律会议,特别是中国的法律会议,往往让人昏昏欲睡。不出所料,一位来自北京的学者声称“在市场中秩序很重要”,为会议定下了基调。不过,深圳当地的一位发言人为颠覆式创新做出了非常强有力的辩护,令现场气氛活跃了起来。深圳市政协副主席徐友军表示,深圳的成功不是因为政府或GCD,而是它的政策让人们得以“超越计划经济”。

深圳市对于自由流动的限制很少(虽然只有少数人具有正式户口),对就业合同较为宽松,也不歧视外地人。“人是我们增长的最大源泉。”徐友军总结道。来自北京的学究和当地官员的观点大相径庭,这有助于解释颠覆性创业者如何让深圳跻身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城市之列。

从1980年到2016年间,深圳的实际GDP以年均22%的速度增长,如今已达2万亿元人民币。该市南山区有约125家上市公司,合计市值约4000亿美元,该区人均收入超过香港。和拥有很多顶级学府的北京不同,深圳只有几家乏善可陈的高等院校,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高校毕业生蜂拥而至,占人口的比例甚至比北京更高。

深圳花费在研发上的开支超过GDP的4%,是内陆平均水平的两倍;而在南山区这一比例超过了6%。大部分资金来自私人公司。深圳公司提交的国际专利数量(与很多中国国内专利不同,这些大多是高质量专利)比法国和英国都要多。

官方说法将深圳的成功归功于勇敢的D的领导人和有远见的政策。邓XP因解放了该地区的经济而备受称赞。后来的Z治领导人则因投资于基础设施,促成高速增长而受到好评。而这一版本的历史并不完整。

由玛丽·安·奥多奈尔(Mary Ann O’Donnel)、黄韵然(Winnie Wong)和乔纳森·巴赫(JonathanBach)合编的新书《向深圳学习》(Learning fromShenzhen)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这座城市自1980年设立特区以来的诸多发展都是从底层颠覆性地发生。例如,非内陆企业的投资协议尚未获批,早期的改革者就推进项目,之后才开发出保护外国公司所需的法律框架。草根创新者一次又一次发现了更好的做事方法,即便严格来说它们是不被允许的。当他们的冒险取得成功之后,GCD领导人通常会归功于自己。因此,要研究深圳创新的最好办法,就是以创业企业的视角去观察它。

认为中国没有创新能力的普遍看法需要重新审视。根据几年前发表的一份被广泛引用的研究,中国内陆为苹果公司的iPod播放器(几乎全部在内陆组装)增加的价值不到其总价值的5%,这强化了中国厂家是低端血汗工厂的刻板印象。然而,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和欧盟其他大学最近做的一项研究称iPod的例子“远不具有代表性”。这些研究人员计算出,中国对其出口品的平均附加值达到了76%(欧盟为87%)。世界银行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为中国创新贡献巨大的珠三角企业已经在向价值链的上游迈进。本地企业以前完全依赖进口专业知识和零件,但现在已开始研究自己的发明和方法。外企来到珠三角一度是冲着这里的体力,如今也开始利用其脑力。今天,深圳吸引了许多热衷于开发新生产方法的创业者。创新者们正将整个珠三角变成一个先进制造集群。许多跨国公司都在深圳设有“情报站”以跟上最新的趋势。

制造,做更好

台湾合同制造商富士康在内陆雇用了超过100万名工人,它有时会被描绘成低技术含量的血汗工厂。事实上,它拥有的国际专利涵盖了从电气机械到计算再到音频视频技术等领域。它正在扩建位于深圳的工厂,用以支持苹果公司新的深圳研发中心进行快速原型设计。它与日本夏普的合资企业正在广州投资88亿美元制造先进的液晶显示器。它还在深圳开发工业机器人。

原名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的华大基因迁至深圳以摆脱北方的官僚。七年前,它购买了大量基因测序机器,最终拥有的机器数量占全世界总数的一半以上,被科学杂志《自然》称为“DNA超级强权”。该公司将于近期上市。

拥有10亿美元全球销售额的设备厂商迈瑞(Mindray)正在开发用于呼吸机、数字化手术室和外科手术机器人的新技术。该公司管理美国和中国研究人员的经验引人深思。它在硅谷的研究人员不只是在指导深圳的同行,事实证明,他们也在向深圳学习。公司总裁程明和发现,西方人能够做出高质量的研究但需要的时间更长,而本地人则更善于迅速开发新的组件。

华为在研发上的投入比苹果还多。这家私人所有的深圳公司过去作为电信设备供应商而扬名,但如今在智能手机和云计算方面也实力雄厚。其2016年收入估计达5200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2%。它将营收的15%以及18万名员工中的8.2万人投入研发,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

华为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创新。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re)的迪特·埃恩斯特(DieterErnst)称赞该公司建立了只有西方跨国公司曾经有过的“全球创新网络”,在全球拥有20多家研发中心,并和领先的跨国公司和大学建立了若干合作枢纽。

这已经带来了回报。华为是世界上最多产的优质国际专利来源之一。它与瑞典的爱立信一起站在5G的最前沿,而这即将取代目前移动电话的4G网络。其窄带物联网协议——一种廉价而低能耗地将机器连接到云端的方式——最近被批准为国际标准。

深圳改变规则的另一种方式是拥抱开放式创新。在西方,企业创新一般都是遮遮掩掩、自上而下的活动。深圳的许多工厂靠巧妙地模仿西方商品起家,这导致外国人将当地人仅仅视为山寨商。这是一个错误。深圳开放创新实验室的李大维认为,山寨商已经演变成了由善于合作、快速学习的供应商和工厂构成的强大生态系统。他说,“任何人都可以带着一个想法来到深圳,制作原型、进行测试、制造产品,并以合理的价格投放市场。”他认为,硅谷痴迷于解决富裕世界的问题,但中国的开放创新者致力于为大众提供他们负担得起的解决方案,涵盖从医疗保健到污染治理再到银行业务的方方面面。

李大维说,中国已然狂热的创新步伐还在进一步加快。谈生意以前要吃很久的宴席并灌下大量白酒,现在只要在微信(一个拥有八亿用户的杰出的讯息和支付应用)上划划手指就可以引荐某人。一旦形成微信群,就不再需要电话或会议了。发明了微信的互联网和在线游戏巨头腾讯也把总部设在深圳。它市值约2500亿美元,是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它位于南山区的时髦绿色新总部俯视着附近由初创企业、孵化器和时尚咖啡馆构成的现代社区。

深圳最大胆的创业公司之一柔宇(Royole)正在扩大生产一款卓越的产品——全球最薄的折叠式全彩触摸屏。刘自鸿是中国内陆人,在斯坦福大学获电气工程博士学位,在那里他梦想着机器和人类互动的颠覆性新途径。他说,创办柔宇时,他知道必须立足于深圳。从早期研究到制成品,这需要大量他称之为“集成创新”的东西。“材料、工艺、设备设计、电路设计,一切都需要创新……如果你改了一个材料,你就得改工艺。”为了生产屏幕,他的团队必须开发全新的材料和包括定制机器人在内的工厂工具,并在此过程中积累了600多项专利。他坚持认为,这即使在硅谷也不可能完成,因为深圳的“制造者”生态系统是加州无法比拟的。

柔宇手握2.8亿美元的风险资本投资,估值达30亿美元。它正在投资18亿美元来建设一个高度自动化的工厂和集成研发园区,这预计会推动销售额超越30亿美元。但刘自鸿的雄心还不止于此。他认为他的屏幕可以应用在更广泛的地方,比如杯子、衣服、桌子甚至墙壁。“去年,显示行业价值1500亿美元,”他说,“但柔性屏会让它再翻一番。”

破解未来

深圳已成为硬件创业者的全球中心。内维·科恩(NaviCohen)是开发经济型定制耳机的加拿大创业公司Revols的联合创始人。他的公司在众筹网站Kickstarter上募集了一笔钱,但在蒙特利尔尝试开发产品时,他发现那里又慢又贵。于是他把公司搬到了深圳,这里原料便宜,工厂也能迅速做出原型。目前产品已经投产。

另一家搬到深圳的创业公司——美国公司Wazer也很有前途。工厂中的传统金属切削机售价在10万美元或更高。深圳的技术帮助Wazer完善了一种用高压水来精确切割任何材料的方式。其台式切割机售价约5000美元,今年晚些时候推出市场时将颠覆整个行业。

在几十家通过了Hax设立的制造业训练营的创业公司中,Revols和Wazer只是其中的两家。Hax是一家硬件“加速器”,总部设在深圳的华强北——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和耗材市场。Hax的合伙人本杰明·乔夫(BenjaminJoffe)估计硅谷的硬件经验已经“过时了六七年”。从美国医疗保健公司强生到法国轮胎制造商米其林,大企业也与Hax建立合作关系以接近这些耀眼的火花。

深圳近期最成功的创业公司是制造经济型商用无人机的大疆创新,据报道其价值超过80亿美元。创始人汪滔和他多达1500人的研发团队必须发明飞行机器人摄像机的关键技术。这家私营企业牢牢抓住了全球超过一半的小型民用无人机市场,且据称正在计划于近期上市。现在它提供的产品愈发多元化。大疆企业解决方案负责人徐华滨说,公司正在瞄准从农业和能源到公共安全领域的企业客户。它也在考虑让用户租借飞行时间的服务业务模式。

为了破除已经过时的“山寨中国”的论调,深圳做得比中国内陆任何地方都多,并成为了硬件和制造的全球创新中心。其创业者正在打造全新的产业。这里一直推动着是产业升级,应该能帮助珠三角抵抗竞争。但对于香港这个几十年来珠三角投资和增长的催化剂而言,深圳的崛起又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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