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父亲节，没有父亲可以怀念，只能想一棵树

树还在，人却走了

每次回老家，看到那棵树，都会想起父亲。

树是柏树。就在我家房后屋檐边。据母亲说，是我出生时，父亲亲手栽的。后来问过父亲，说是为我植的“生命树”。这说法我信，也理解。父亲的父亲是独子。父亲也是。父亲快30岁才有了我，对我这“香炉钵钵”格外珍视，疼惜，是自然的。关于那棵树的由来，父亲说，在田野里劳作，无意中发现了它，不过尺余高矮，香棍粗细。但枝叶柔嫩，树杆挺直，满逗人喜爱。便连根带土刨起，小心翼翼带回来了。

柏树生长慢，我是知道的。但只要存活，有雨淋，有露濡，它总会长。就像孩子。老家人说：有儿不愁长。树也这样。先是比我矮些，但渐渐地，就齐我胸了，齐我肩了，齐我耳了，齐我额了，与我一样高了。我也在长，但它到底比我长得快。它很快超过了我，并继续超着。体态越发匀称，秀颀。直挺挺上去，一点旁逸斜出的枝杈也没有。“真是一棵好树。”父亲满心欢喜地说，“让它好好长着，到我老了，就用它做棺材。”

父亲说这话时，刚36岁。父亲还年轻，身板结实。个头不高，身体不强壮，但也不单薄，孱弱。父亲那时，还有力气，能下田犁地，上山砍柴。还能带着我走村串户，唱戏理发。但他从说那话后，就对树格外用心照拂，一如对我。

在乡村里，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是古训，也是现实。家里兄妹四人，我是老大，也是独子，香火接续者，血脉传承者，父母对我，自然倾注了更多寄托和期望。我上学后，母亲常说：“老大，好好读书哦，二天（方言，“以后”之意）我们老了，还指望你呢。”母亲的话很轻，随意，漫不经心。但母亲眼里，满含慈爱和期望。这让我在以后的成长岁月里，一直觉着责任和压力。村里人都说我懂事，其实是因为，我知道该如何“为人子”。

但父亲不这样说。父亲在我面前，时常沉默，就像一棵树。但我能感觉到，父亲沉默的枝叶里，满是对我的希望和信任。记得，送我进学校的第一天，下了很久的雨，从家里到乡场上的路，格外泥泞，滑溜。父亲一路背着我，又爬了校门口那69级青石台阶。父亲牵着我的手走进校门时，气还没喘匀，就说了一句话：“娃呢，你要好好读书。只要你能，不管上到哪一级，砸锅卖铁，拆房卖瓦，我都供你。”父亲一脸庄肃，话语坚决，如同赌咒发誓。

那年我7岁。这句话，和父亲说话时的神情，我一直记着。记在心里，也记在血里，记在骨里，肉里。就像记着他说的：“让它好好长着，到我老了，就用它做棺材。”

再回家时，看着那棵树，就觉得它和我一样，也有了责任和压力。

树和我一同长着。它以它的年轮，我以我的年级。我小学毕业，它超过了我家的房梁。我初中毕业，它有了茶碗粗的胸径。我上高三时，双手的拇指和食指合在一起，也拤不住它了。那时候，面临高考，我时常觉得苦闷、迷茫。每月放假回家，总要到树下走走，看看。偶尔靠着它的树杆，望着天空和苍莽的大地，发呆。它沉默着，在我身边，背后。感觉里，它更像我的兄长。

那年头，农村的孩子，走出农门是唯一的愿望。那时，读师范还不太热，国家还会给予一些鼓励，提供一些补助。在我们那样的家境里，这是最好的选择，也似乎是唯一的选择。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就那样决定了自己的命运。情非得已，就像那棵树——在被父亲移植到我家贫穷的屋檐边后，它就只能在命定的地方，静静默默地生长。

1991年，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那棵树到我家，24年。如我一样，它也正值最好的年华。健壮的杆，茂盛的枝，葱郁的叶，似乎都在说：这是多么年轻的树。但父亲正渐渐老去。父亲五十有四。风吹歪了他的腰背，雨冲刷着他的精气。多年的艰辛劳作，父亲的身体，如经年的土墙一样，班驳，脱落。岁月在他身上积存的伤残和病痛，也开始渐渐显露。支气管炎是多年的老病。久拖未治，又连带上了肺心病、肺气肿。父亲已不能干重活，稍强或稍久的劳作，就张着嘴喘粗气，就咳嗽不已，昼夜气紧，浓痰粘连。

父亲是一直指望着我能有出息的。虽然很少表达，但从他眼神里，我能看得出那指望的热切。就像当年，他看着那棵树的情形。但是我终于发觉，我所谓的出息，也不过如此。作为穷教师，刚工作那两年，所有收入加一起，也不过就是一两百块。除糊口外，每月下来，并不能有多少结余。而且很快地，又是结婚成家，又是生养儿子，又是买房置屋。拮据和窘困，可想而知。能给父母的，可想而知。有好几回，甚至连春节也没能回老家去过。父亲对我，是有过指望的，但在儿子的窘迫和困境面前，他并没有说什么，似乎，也无法说什么。

父亲日复一日地瘦了，更瘦了。父亲的病，也日复一日地重了，更重了。他泥墙一样的身体，仿佛经受了连绵的风雨，正加速朽蚀着，垮塌着。偶尔回家，父亲总要和我到那树下去走走，看看，仰头望着那如云的冠盖，重复着说：“到我老了，就用它做棺材。”父亲说完，喘着粗气，抚着胸腔。父亲话里，已没有“让它好好长着”的字眼。父亲眼中，有一些隐忍的泪花，浑浊而沉重。现在想，父亲心里，其实是明白自己身体的。但那时我并未注意到。或者是不愿意注意到。那时我总以为，父亲年纪并不大，一切，也许还早着呢。

那棵树，或许也这样以为。它一如既往地长着。沉默。镇定。从容。虽然慢，但它的胸径，也有两尺多了。它的树冠，像一柄巨大的伞，能在我家房后，撑持住一片巨大的天空，托举出浓重的阴翳了。

工作九年后，我终于改变了工作状况。从那个贫穷荒远的小城，到了繁华的市里。虽仍是教书，但情况，正一天天好转。对于未来，也渐渐有了更多想法。但父亲的病，却越发加重了。到我觉得有能力带他去作彻底的检查和治疗时，却被告知已是肺癌。而且是晚期。

“带他回去吧。”医生说，“能吃什么，就让着他吃吧。”医生说这话时，眼里有种悲天悯人的意味。那一刻，我的悲凉，我的伤痛，我的愧悔，我的懊恼，真是难以言说。

那是2004年春节前夕。那个春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强装笑脸，对父亲瞒住病情。我将他和母亲接到城里，与我们一起过春节。我知道父亲怕冷，遇冷就咳喘得厉害。我买了空调，让客厅一直温暖。我和妻儿一直陪着，让家里显得欢快、祥和。大年三十，我甚至专门开了一瓶茅台酒，要父亲也尝尝，哪怕只是闻闻酒气。在父亲的生命里，那也许是最难得的暖冬，最幸福的春节。但在我感觉中，回忆里，却只有悲哀和伤痛。

那是父亲一生里，最后的冬天，最后的春节。

正月十五没到，父亲就执意要回去。回去后没几天，他就再一次住了院。然后，是隔三岔五地出院，又隔三岔五进去。农村人都说，破罐子经得摔。我也侥幸地以为，父亲应该还有一段时间。但到农历二月初，父亲也许是预感到自己不行了，就让我通知在外打工的三个妹妹。兄妹四人聚齐在病房后，父亲咳喘着浓痰和粗气，作出了最后的决定：出院、回家。父亲只说了四个字，但他脸已憋得发青，胸腔惊人地起伏着，仿佛被一盘石磨压着。父亲每吐出一个字，都吃力得像搬动了一块沉重的石头。

回家后第二天，父亲的身体和生命，便彻底沦陷在沉睡和死神的阴影里，再没有走出来。那是2004年农历二月初十日上午。

父亲走了。父亲走时，66岁。我36。正是父亲当年对着那棵柏树，安排他后事的年龄。“让它好好长着，到我老了，就用它做棺材。”望着那棵柏树，父亲的话，隔了30年的时空，邈邈传来，一字一句，砸在心里，让我生生地痛。

其实，父亲走前一两年，就曾跟我和母亲谈及他的后事，并一再提及棺材。柏树生长慢，老得也慢，砍下后，得置于阴凉处，一两年后才能晾干定性，这我知道。按农村的习俗，老人老了，是该早有准备的，这，我也知道。但我们一直觉得，父亲年龄不大，应该还有时间。一直觉得，父亲的多次提及，不过是过于多虑后的唠叨。再看那树，生长得正好，便也总忍不下心将它砍倒。

没想到父亲会突然撒手，那么匆忙，迅疾，让我们措手不及。因此最终，父亲的愿望，父亲期待了整整一生的微薄愿望，终于没能实现。就像父亲当年对我的期望一样。岁月的风雨，将它从父亲手里、心里，一点点吹刮干净了。

这是我最大、最痛的遗憾。或许，也是父亲的。

安葬父亲时，按照习俗，我和三个妹妹，在他坟周，每人为他栽了一棵柏树。既有松柏长青的意思，也有让那些柏树，代替我们陪伴他的想法。

而那棵树，那棵父亲为我种的“生命树”，那棵父亲期望着为他作棺材的树，至今还在我家屋后，一如既往地生长着。如我一样，如我沉默的兄长一样。给父亲“烧七”的时候，“烧百日”的时候，清明的时候，逢年过节的时候，每次回去，总自觉不自觉地要到树下去，走走，看看。偶尔的风声里，想着父亲的一生，想着父亲一生卑微的念想，想着自己的愧悔和懊恼，脑子里总不禁浮现出那行悲哀的句子——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再望着那高大的树，一行热泪，就禁不住落下来，冰凉凉地，扑落到地上。

2005年10月3日鸽子湾

有刀哥，但不只有刀哥

看教育，但不只看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