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从一本书的旅行看中国
读【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周有光先生说，要从世界来看中国。此话何谓？即在充分了解本国传统的基础上，广泛了解西方文明，然后再回观本国文明是也，这方面身体力行者前有严复、梁启超，后有周德伟、殷海光、林毓生、张灏等是也。
而站在中国看世界又当怎样呢？如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也。近来甚至流弊为如《西方伪史轰动京城：法、英、德语都源于欧洲方言和汉语雅言的结合》（作者：秦汉月，刊“大同思想网”），为反驳“西方中心论”，诸玄识提出“现代西方是中国的‘子文明’”（著有《虚构的西方文明史》）；董并生认为“法语通用语是汉语雅言的变体”（著有《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就由此前的“我们老祖宗早就有了”的迂腐不堪之论调，一变升华为“我们的祖宗其实是你们的祖先”，这便是典型的站在中国看世界，世界文明都是由吾华夏文明演变而来的，我们才是天下之中！
以上是闲话。今天我们就试着站在世界来看一回中国。依据便是【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步》一书。
他1936年出生于昆明，1941年离开中国，1953年进入剑桥大学求学，1958年赴康乃尔大学，投身乔治·卡欣门下，专攻印尼史。1983年，出版民族主义研究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该书可能是三十年来有关民族主义的研究中——也是全部社会科学理论中——被征引和讨论最多的文本之一”（汪晖《民族主义研究中的老问题和新困惑》）。他的观点是，“民族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一个被想象的、有限的、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同前）。
在此，我不介绍该书的内容，而是想探讨一下，如此重要的一本关于民族主义研究的著作，自其出版三十多年以来，它在世界各地“旅行”之情况。
从它旅行的路线，来看中国属于第几站，又据什么位置？而依据便是作者所撰、附在书后的《旅行与交通：论〈想象的共同体〉的地理传记》。作者在此文中详细介绍了该书自出版之日起，至2007年年底为止，在33个国家和地区之中，以29种语言的版本流布之情况。
顺便说一下，我所读版本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1日第1版，译稿是经台 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独家授权的，译者吴叡人，而台 北是在1999年出版该书的。大陆出版该书比台北晚了整整12年，距该书首版已经过去了28年！
“第一本外语版的《想象的共同体》于1987年以《想象の共同体》的日文书名出现在东京。译者是我过去两位颇有才华的学生白石隆和白石沙耶。他们相信这本书将有助于在教育领域中对日本的孤立倾向，以及那种认定日本的历史与文化是如此独特，以至于任何与他国的比较都是不可能或者不相干的民间保守信念所进行的持久斗争”（同前，下同）。出版社是Libroport，20世纪90年代宣告破产倒闭。
在33个国家和地区中，日本居然是第一个翻译此书者！由此我不由想到，抗战时期朱生豪先生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也是因为“那时，中国没有中文版的莎士比亚译作，被日本人讥笑为文化落后”，其子朱尚刚说，“父亲把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当成了一次‘民族英雄’的事业”（《靠着两本英文词典，朱生豪用生命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刊《杭州日报》2014年7月16日）。然而你看，抗战胜利这么多年了，在如此重要之学术著作翻译上，我们依然落后于日本24年！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随后4年间，“出现了德文、葡萄牙文以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的译本”。德文译本在成立于1975年的独立出版社坎普斯出版社出版。葡萄牙文译本由圣保罗的阿提卡出版社出版的（该出版社是1956年由一群进步知识分子和学者发起成立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译本由国营的学校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在南斯拉夫瓦解后被民营化。
育 智 摄
1992年，韩国的那南出版社推出了一个盗版的译本。该出版社由赵相浩在1979年成立。
1993年墨西哥版译本与土耳其语译本出版。后者由伊斯坦布尔的私立的梅第斯出版社出版。
同年，瑞典文译本由成立于1982年的独立左翼出版社戴达洛斯出版。
1995年，荷兰文译本由独立出版商杨·梅茨出版。
1996年，挪威文译本则由成立于1989年的小公司斯巴达卡斯出版社出版。同年，意大利文译本由罗马的宣言报文库出版。法文译本由独立左翼出版社发现出版社出版。
1997年，波兰文译本由记号社会出版学院出版。同年，希腊文译本由奈弗利出版社出版。
1998年，斯拉维尼亚文译本由人文研究所出版。马其顿文版由文化出版社出版。塞尔维亚文版由柏拉图知识文库出版。保加利亚文版由批评与人文主义出版社（1991年在索菲亚创办的独立公司）出版。罗马尼亚文版由综合出版社出版，俄文版由经典出版社出版。乌克兰文版由白色平原出版社出版，
1999年，由吴叡人翻译的中文繁体版在台北的时报出版公司出版。同年，希伯来文译本由以色列开放大学赞助出版。阿拉伯文译本由“阿拉伯世界”出版。
2001年，丹麦文版由罗斯基尔德大学出版社出版。同年，印尼文译本由INSIST出版。
2003年，捷成克文译本由普隆“社会学”出版社出版。
2005年，加泰罗尼亚文译本由艾弗斯出版社和瓦伦西亚大学合作出版。
2007年，芬兰文译本由独立的知识型出版社法斯塔派诺出版了。
作者总结道：
首先，只有一家出版社（墨西哥的文化经济基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绝大多数都成立于过去30年间——或者应该说，成立于让整个世界陷入骚动不安的“漫长的20世纪60年代”刚结束之后。其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出版社多数是中小规模，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独立性格。这种独立性必须从三个角度来观察。只有在墨西哥、南斯拉夫、埃及和中国大陆的个案中是国营出版社……
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始，假如从世界来看中国的话，以此书之翻译传播为例，如此重要的社会科学著作，我们不但晚于日本24年才出版，而且要晚于上述国家与地区，此为一。
其二，诚如作者所总结的那样，只有四个国家的出版社是国营的（今日是只剩三个了，因为南斯拉夫已经不存在了）。究竟是国营的出版社更能促进文化的繁荣，还是私营的，不在本文讨论的范畴之内。总之，以本书为例，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中国，至少能够得出以上两个耐人寻味的结论来。
所以，我们就还是不要急着去论证什么“现代西方是华夏派生的‘子文明’”之类宏大之主题，而要先来看看领先当今世界的学术著作，又有几本是中国人创作的？自己写不出来倒也罢了，就是在翻译绍介这些优秀学术著作上，我们不是领先，而是远远落后于上述国家与地区。
欲证明某种文明之伟大，不是去千方百计地寻找它的祖宗当年如何了得，而是要用其子孙现在之努力与繁荣昌来证明。你说玛雅文明当年如何了得，可它现在都已经灭绝了，又有何意义呢？故欲证明中华文明的伟大，还是要从眼下之工作做起，看我们这些炎黄子孙，到底能够给人类文明，贡献出多少好东西来。假如你仅仅满足于舒舒服服地享受着其他民族的发明创造，而一无贡献的话，则你的文明之悠久与伟大，又从何体现呢？
二O一九年三月十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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