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隆福寺藻井及其背后的“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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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展出的北京隆福寺正觉殿内最华丽的一组藻井，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隆福寺藻井上下共分六层，每层圆形主框架上均细雕云纹图案。最下面两层悬吊于菩萨像所占用的那间天花板之下，而在一、二、三、五层上布置有琼楼玉宇的天上宫阙，天宫下为彩绘的二十八星宿神像（即第四层与第二层壁板、天花）,宫阙里有仙人天女，藻井的最上方是一幅星象图，存星1400颗。据传，此图是参照唐代一幅星象图绘制而成的。而这幅沥粉贴金的彩绘天文图盖板，曾经收藏于北京天文馆。后来修复时将其归于原位，而丢失的第六层框架未再雕刻云纹，做成素面了。
隆福寺正觉殿藻井中心绘制的天文图，以北天极为中心圈出六个半径不等的同心圆。最内一圈表示盖天图中之内规，第二圈为天球赤道，第三圈为盖天图之外规，第三、四圈之间有二十八宿文字，四、五圈之间为宫次分野，第六圈为外轮廓线。画面上另有二十八条赤经线，穿过二十八宿距星而联接内外规，为观测者所在纬度见到的全天星象。
在藻井外围，与室内天花板及藻井一、二层相平的为一正方形井材，其上彩云缭绕中立着一个个神像，而此间天花下（即藻井第三层四角）又有木雕四大天王支撑。
隆福寺藻井是我国现存明代藻井实物中的精品，堪称明清建筑孤例。整个藻井的结构，为方形内含园井，园井内含方井。算程枋组成藻井的方形外框，置于殿内承重构架的柱或枋上，上施五彩偷心造斗栱。园井实物第一层主框架内外施五彩如意斗栱环绕，每面80朵。框架上置圆形及方形楼阁32座，楼阁间由一间廊贯通。第二层主框平面呈高低错落及宽窄不等状，使其上连接于楼阁（16座）的五件爬廊与现实生活中的山廊形制相仿。第一、二层的悬挂使整组藻井更加层次分明。从第三层以上的框架及小木作建筑模型看，外圈成隐蔽形式置于天花内。第三层框架上的建筑模型形制多变，有前置抱厦楼阁八座，十字歇山顶方亭八座，楼亭间用廊相通，背后壁板绘制彩云，色彩光亮。园井到第五层成方型，四角用拱形木块与下层圆形框架结构连接，其上楼阁高大，每边仅有一座，由转角围廊相连。第六层园井中小木作设计制作独具匠心。仅屋面形式就有重檐歇山、重檐十字歇山、重檐圆攒尖、四角攒尖等。每一座建筑均由廊贯通，或平廊，或爬山廊，而各廊制作手法又有不同，如爬山廊大斗直接坐在柱头上，不用普柏枋，应属早期木构规制。建筑的排列组合方式为下层密集，越往上层数量越少，而规模庞大，在各建筑及廊内置放神像，从下仰望，整体是一副壮观的空中楼阁的神仙境界。
隆福寺藻井怎么跑到先农坛来了呢？
1976年隆福寺被拆，隆福寺这些藻井构建木材和装饰等等的老部件都放在大筐里，因为数量很多，最后决定先放到西黄寺，后来又转到了先农坛，原因是那时候的先农坛被学校和工厂占着，因为太岁殿太大又都是木结构，冬天不方便取暖，反而没人愿意用，成了堆放杂物的仓库，于是隆福寺藻井在太岁殿找到了落脚之地。
由于多次拆散迁移，藻井已是支离破碎，成了一些东倒西歪的木头。这些木头引起了北京市文物局李俊阁的兴趣，在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后，1994年李俊阁与同事们一起开始了对隆福寺藻井的修复。在清华大学梁思成的营造学社的帮助下，他们根据隆福寺藻井照片对照实物，然后一点点比对，最终将其拼合起来，基本上恢复了它的原始面貌。遗憾的是，尽管隆福寺藻井的修复达到了一种较为理想的效果，但由于当时藻井拆迁时，有些构件散失，也留下了许多残缺。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还保留了另外三组隆福寺的藻井。
“藻井”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
“藻井”一词中的“藻”，本意为水草，也有装饰华丽之意。我们所见到的五代之前的藻井绘画和雕刻中，使用最多的图案是莲花和忍冬纹，都不是水草，因而藻井之“藻”，并非水草，而是取装饰华丽之意。所以在古代文献中，它也被称为“绮井”，不过，虽然没有直接雕绘水草，但“藻”字的双关含义，再加上莲花亦是水生，使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中说“藻井”的取名有厌火之意了。而“井”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从“井”的字型上去解释，即方格形，类似于汉代“井田制”中的井字意；另外一种解释为“井”字所代表的物质形象（井）的深凹状。早期的藻井曾含有这两种特征。
据东汉应劭撰《风俗通》记载：“今殿作天井，井者，东井之像也。菱，水中之物。皆所以压火也。”关于东井，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天官书》中注有：“东井八星，主水衡也。“东井即井宿，星官名，二十八宿中之一宿，有星八颗，古人认为是主水的。《宋书》中也说：“殿屋之为员渊方井兼植荷华者，以压火祥也。”在堂殿、阁最高处作井，同时装饰以荷、菱、藕等藻类水生植物，都是希望能借以压伏火灾的作祟。
到了宋朝，藻井又有了新的叫法。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藻井，又谓之覆海。”“覆海”，是倾翻过来的大海。
宋代《营造法式》将藻井进行了明确的规范，出现了“斗八藻井”和“小斗八”藻井。斗八藻井多用于室内天花的中央部位或者重点部位，做法是分为上中下三段：下段方形、中段八角形、上段圆顶八瓣称为八斗。小斗八藻井多用于室内不重要的地方分为两段，下段为八角井，上段为斗八。
明清时期的藻井样式，在宋代的斗八藻井基础上变得更加复杂细致，最明显的变化是藻井顶心的明镜范围扩大，有的竟占去八角的一半之多。圆井内多施以龙纹雕刻，故到了清代称藻井为“龙井”。
藻井木工构件的制作要求在砍斫、墨线、开榫、钻孔每个环节都精益求精，木纹的方向、开榫的位置和孔径大小都要求不能有毫厘误差。中国古建筑木构造通常以四柱二梁二枋构成一个称为间的基本框架，间可以左右相连，也可以前后相接，又可以上下相叠，还可以错落组合。藻井普遍使用若干方形的小斗和若干弓形拱层纵横穿插装配的组合构建，藻井中的斗拱兼有装饰功能，也是区别建筑等级的标示，一般来说，越是隆重、高贵的建筑，其结构也就越是繁杂。
隆福寺位于北京城的什么位置呢？
隆福寺位于“东四牌楼大市街之西，马市北，其街以寺得名。”（《宸恒识略》）今东四十字路口一带，明朝时叫大市街，东西南北各有一座三间四柱三楼冲天式木牌楼，时称“东四牌楼”，此名称一直延续至解放初期牌楼拆除之前。
旧时北京的街道，以居民住户为主的叫胡同，以买卖商家为主的叫街。大市街便是商贾云集之地，明朝时在此设有马市，直至清朝凡蒙古大王公等进贡的马匹挑剩下的，均在此处出卖。其位置在今东四西大街西段，靠近美术馆东街一带，美术馆东街过去曾叫“马市大街”，而“以寺得名”的街无疑是隆福寺街。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和清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都记有“四牌楼西北隆福寺街”。
隆福寺于明朝景泰三年修建，景泰皇帝曾说：朕承祖宗大统以来，夙夜惓惓，惟以敬天法祖，保安宗社，国家为心，修德弘仁，利济亿兆，民物为务。然念一人之力有限，万方之愿无穷。以有限之力副无穷之愿，自非仰庇佛慈，安能俯遂凡欲？此非朕之私智。自我祖宗列圣相传，以至于今，莫能外也。盖佛之道等慈能仁，导善化恶，救灾恤患，召福致祥。其神通之妙用，有非闻见所得而及，言语所得而尽者也。至于崇之则左，远之则散，则又理之必然。此有天下国家欲遂其无穷之愿者。所以不能不崇奖欤。京城有大慈恩及大兴隆诸寺，所以崇奖佛之教者旧矣。然皆居乎西北，而东未有。无以称朕祇崇之志尔。工部其相地于大内之左，为朕建大隆福寺。将以上隆祖宗在天之福，下集国家天下生民幽显无穷之庆。凡有材用，悉取于宫之见有者。军夫工匠，悉倩于官之应役者，一毫一力不许有干于民。所司择日兴工，绘图以闻。尔其钦承朕命，毋怠毋急，故谕。景泰三年六月十八日。
明《帝京景物略》对隆福寺形制规模有较详细的描述：“大隆福寺，恭仁康定景皇帝立也。三世佛、三大士，处殿二层三层。左殿藏经，右殿转轮，中经毗卢殿，至第五层，乃大法堂。白石台栏，周围殿堂，上下阶陛，旋绕窗栊，践不藉地，曙不因天，盖取用南内翔凤等殿石栏干也。”
佛寺的大门称为“山门”。山门一般有三个门，象征“三解脱门”，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隆福寺的山门便有三个，正中门上有巨幅汉白玉横匾，上镌刻“敕建大隆福寺”，寺前本有座“天下第一丛林”的牌坊，后拆除。
跨进山门，第一进是供奉弥勒佛和护法天神的天王殿，殿内主尊是弥勒佛，面对山门，其后是韦驮护法天神，面对释迦殿。天王殿前有钟楼和鼓楼拱立两侧。
第二进为释迦殿，是隆福寺的中心建筑，供奉释迦三世佛，因其建在汉白玉石栏杆围成的三层台基之上，时人皆称之为“栏杆殿”，其巍峨雍容，比之官殿亦不逊色。
第三进是万善正觉殿，供奉观音、文殊、普贤三尊菩萨。该殿左侧为藏经殿，右侧为转轮殿。隆福寺为藏传佛教的寺院，当年藏经殿曾藏有108部藏经。前面介绍的隆福寺漂亮的藻井，原修建于此。
第四进是毗卢殿、供奉毗卢遮那佛一尊。毗卢遮那是梵文Vairocana的音译，意为“大日如来”，被认为是体现了佛法的佛本身，即法身佛。佛像下的莲花宝座上，每一瓣莲花上均刻有一佛，谓之“万佛绕毗卢”。
最后一进是大法殿，乃演说佛法皈戒集会之地，亦称法堂，属寺中仅次于栏杆殿的主要建筑。
法堂中在高台之上设法座，供演说佛法之用。法座前置讲台，台上供小型佛坐像，以象征听法诸佛。下设香案，两侧列置听法席。一般只有大寺方有专用于演说佛法的法堂。
除中路正殿之外，隆福寺尚有东、西两路配殿及廊房共72间，与正殿浑然一体。其恢弘建制，令人叹为观止。
隆福寺的殿堂多为黑色琉璃瓦绿剪边歇山顶或房殿顶式建筑，为典型的明代建筑风格。黑色疏璃瓦覆顶，是明代敷建寺院的一大特征。我国在明朝中叶前，已能烧制琉璃瓦，然实际应用极有限，尤其黑色琉璃瓦，其时只有官窑能烧。隆福寺如此大量地使用黑琉璃瓦，足见建造者权势之大。
但是这么宏伟壮丽的寺庙建成后就命运多舛。
《明典汇》：景泰四年三月，新建隆福寺成，车驾择日临幸，有司已夙驾除道。太学生济宁杨浩上疏：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学，海内之士，闻风快覩。今又弃儒术而崇佛，岂可垂范后世耶？仪制郎中章纶亦言：以万乘之君，临非圣之地，史官书之，传之万世，实累圣德。上览疏，即日罢行。时又有太学生西安姚顯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隆兴寺，车驾不时临幸。请自今凡内臣修盖寺院，悉行拆毁，以备仓厫之用。时不能用。自正统至天顺，京城内外建寺二百余区，大臣谏官不言，而二生言之，一时名震中外。
《帝京景物略》：“景泰四年，寺成，皇帝择日临幸，已夙驾除道，国子监监生杨浩疏言，不可事夷狄之鬼。礼部仪制司郎中章纶疏言，不可临非圣之地。皇帝览疏，即日罢幸，敕都民观。缁素集次。”
由于这一谏言事件，隆福寺一开始便成为市民和佛教僧人共享的特殊空间，既为皇寺又可民观，僧俗香火在隆福寺内渐有往来。
隆福寺因其所处东四牌楼一带，民居稠密，商贾云集，每有佛事、紫烟缭绕、经声不绝，香火甚为兴旺。来此烧香的除了佛教信徒之外，还有附近的居民、进京的游客和生意人等大量俗众。人多且杂，免不了会生出些事端。史料记载，景泰七年五月，隆福寺举办佛事活动，“有回回速发蛮狂，持斧入寺，破众僧头，一僧死，遂上佛殿放火烧毁佛经，并坏门窗等物，捕获斩之”。究其原因，“盖回回以佛座下皆伊国人像，故狂怠也”（《天府广记》）。原来，他看见转轮殿佛座下刻有几个缠头人像，其外貌特征似本教中人，“嗟同类苦辛，恨僧匠讥诮，因仇杀之”（《帝京景物略》）。
景泰七年（1456年）明英宗复位，也就是隆福寺建成三年后，明英宗对前朝旧臣遣责问罪，代宗被废为郕王，不久郁闷而死，隆福寺随之备受冷落，失去昔日辉煌。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居第吉凶》：“地理吉凶，时亦有验……景帝建大隆福寺，壮丽甲京师，有言其地不吉者，帝命拆去前门牌坊，所谓天下第一丛林者，并禁钟鼓不鸣及天顺废毁兴隆、永昌诸寺，此寺虽幸存，而香火寂寞，廓院萧条，至今不振，”
至清朝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皇帝偶经此寺，见这座古刹残破不堪，“有感于怀”，乃“弘施资财，庀材召匠，再造山门，重起宝坊”。整修后的隆福寺“前后五殿，东西两庑，咸葺旧为新，饰以彩绘。寺宇增辉之观，佛像复庄严之相”（《世宗皇帝御制隆福寺碑文》，）。其后，雍正皇帝“御书真如殿匾曰'慈天广覆’”，赐隆福寺；“乾隆十一年，皇上御书匾二，曰'法镜心宗’'常乐我净””：《大清一统志》）,悬于寺中。隆福寺终又享受到皇室垂顾，恢复了作为朝廷香火院的辉煌。
因隆福寺地处东城，时人皆称其为东庙，与西庙护国寺对称。《日下旧闻考》记载，隆福寺在“本朝雍正元年，每月九、十有庙市，百货驳闻，为诸市之冠”。《燕京岁时记》也有“九、十开东庙”的记载。“九、十”系指每月中包含九、十的日数，如九、十九、二十九；十、二十、三十，可见实际开庙次数为每月六天。民国以来，隆福寺庙会又增加含一、二的日数，平均每月开庙十二天左右，是京城开庙次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庙会。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天王殿突遭火灾。据说是当值的喇嘛打瞌睡碰倒了佛前油灯，烧着了帐幔，引起大火。天王殿及钟、鼓楼皆被焚毁。幸扑灭及时，尚未列及其余殿堂。被烧毁的殿堂无力修复，平整之后，辟为庙会上曲艺杂耍的表演场地。
到了民国年间，政局动荡，战乱不止，民不聊生。隆福寺庙会由盛而衰，难以为继。寺庙的喇嘛为维持生计，将大部分庙产出租。到1949年前，寺内尚有主庙的喇嘛，仅能勉强为京城人的“白事”出经。隆福寺近乎名存实亡。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进行旧城改造。人民政府于50年代初在隆福寺庙会的基础上，兴建了一座木架构、洋铁皮顶的售货大棚，即摊贩市场，将时称“东大地”以及鼓楼、德胜门等地的各种摊贩11300余户集中迁于此处，按行业划区，分给柜台各自独立经营。经过公私合营运动，市场进一步发展，原有的售货大棚翻建成砖墙瓦顶的正式商场，并逐年扩大面积。至6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之后，便成为完全国营的“东四人民市场”，为当时北京四大著名商场之一。在建东四人民市场时，便开始逐步拆除隆福寺，至文化大革命爆发，隆福寺已然无存，唯有那“因寺得名”的隆福寺大街还能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清修《顺天府志》中记载了一件事情：“明景泰中所建也。在崇文门北、大市街之西北，今其地称隆福寺街。明景泰三年，太监兴安用事，佞佛甚于王振，请帝于大兴县东大市街之西北建大隆福寺，费数十万，以太监尚義、陈祥、陈谨，工部左侍郎赵荣董之。四年三月工成。寺之严壮与兴隆并。”
原来主张修建该寺的是景泰年间最得宠的宦官兴安，他曾在土木之变英宗被俘后力主抗敌，“侍读徐埕倡议南迁，安叱之，令扶埕出，大言曰：'敢言迁者斩！”，并且力护于谦，参与易储之谋。
景泰三年，礼部尚书胡濙等文武群臣廷议此事，兴安随侍左右，群臣“迟疑者久之”，司礼监太监兴安厉声曰“此事今不可已，不肯者不用签名，尚何迟疑之有？”此时，“无一人敢违者，其议遂定。”兴安因此事得代宗信任倚为心腹。
“大隆福寺，明景泰三年建，役夫万人，撤英宗南内木石助之。”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与蒙古瓦刺部在土木堡一战中被俘。不久皇太后和朝中大臣扶持英宗同父异母的弟弟登上皇帝宝座，改年号景泰，是为代宗。景泰元年（1450年）英宗被释回京，代宗尊其为太上皇，将他安置于内城的南宫供养，实际上是将其软禁起来，防止复辟。为了打击英宗，代宗听信宦官之言，建造隆福寺，并且拆掉英宗幽居的南宫砖石木料供建寺之用。而且以南宫树多招怪为由，将南宫内外大树肆意砍伐，充作建寺之材。虽然拆宫建寺有悖于常理，但英宗向以敬佛著称，只能忍气吞声。后来明英宗复辟，随即重修当年南宫各殿。
英宗复辟后，清算支持易储的相关人士。天顺元年正月，言官弹劾“司礼监太监兴安窃弄威权，紊乱朝政，锁南内之门，易东宫之位。”同年四月，“劾司礼监太监陈鼎、阮简。”
《明实录》中记载：
天顺三年(1459年）三月壬辰，景泰间建龙（按：龙为隆之误）福寺，命内官监拆南城翔凤等殿石栏杆用之，至是上察知其故，系太监陈謹等四十五人，下锦衣卫鞠之。既而锁项，令修补完备，各降其职。
天顺改元，司礼监太监兴安、陈鼎、阮简皆被弹劾助代宗易储，建隆福寺的主力太监尚義、陈祥、陈谨、阮仁得等人也遭到不同的惩罚。
兴安是来自安南的太监。
陈谨也是“世出交南陈氏之宗室，自永乐五年归附天朝”景泰纪元“特升太监。”陈谨不仅是兴安的安南同乡，亦是同年，并同时发迹于景泰年，兴安任司礼太监，陈谨为内官监太监，二人私下还共修位于北京白纸坊的真空寺,陈祥的个人资料历史上很少记载，但景泰二年，陈祥位居司礼太监且与安南大太监王瑾为“知友”,王谨去世后陈祥将其在南京的住宅改建为承恩寺，足见二人的密切关系。
明代正史中开始出现的阮姓宦官，凡能找到线索的皆为安南人，阮简、阮仁得应该也都是安南人。
那么这些安南人，怎么就进到明朝皇宫当了太监呢？
明朝时，在今日越南的版图上，并存着北方的安南和南方的占城两个国家，它们都与明朝保持藩属关系。永乐时期将军张辅于永乐五年得胜而归，“取安南火者三千”充实明朝宫廷，数目虽未必确切，但明代历史上大部分安南宦官都应该由此时入明朝皇宫的。
《明史》记载：“范弘，交阯人，初名安。永乐中，英国公张辅以交童之美秀者还，选为奄，弘及王瑾、阮安、阮浪等与焉。”
范弘“占对娴雅，成祖爱之，教令读书，涉经史，善笔礼，侍仁宗东宫”。
王瑾在宣宗为皇太孙时即“朝夕给事”，被赐“心迹双清”等银印。
而在兴安之前，接替王振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是金英，同样是来自安南的太监，在宣德7年“赐（金）英及范弘免死诏，辞极褒美。英宗立，与兴安并贵幸。及王振擅权，英不敢与抗。”明英宗正统年间，宦官中王振排第一位，金英排第二位，兴安排第三位。
历史上宦官被冠以各种各样的名称，如：寺人、阉人、腐人、中官、貂珰、太监，宦寺、阉寺、貂寺、妇寺、中貂、内貂、阉宦、宦奄、内使、宫监。
明朝洪武十七年太祖朱元璋铸铁牌。文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宫门中。又敕诸司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
但是到了成祖朱棣时期，任用宦官，委以大权。因为在夺取皇位的“靖难之役”中，他靠联络建文帝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在围攻南京时，又与宫内的宦官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宝座。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儿等，在“靖难之役”中表现得非常勇猛，率军与南兵作战，为朱棣在战场上立了大功。
为了搞赏宦官，朱棣先后派李兴使暹罗（今泰国）,郑和下西洋，侯显使西域，王安等督军营，马靖巡视甘肃。永乐十八年（1420年）,又增设东厂，委任宦官主持，专门侦察刺探臣子民众情形。这样，宦官可以出使、专征、监军、分镇以及刺探臣民隐情，大权在握，为后来的专权提供了条件。
到了明宣宗朱瞻基时期，宣德皇帝在紫禁城设立内书堂，挑选可靠能干的宦官入堂读书，内书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正式的宦官学校，其成立标志着明代宦官教育走向规范化、制度化，而用具有高级官员身份且学识渊博的上层知识分子（翰林官）,如徐显卿、王弘诲、成宪等，向小宦官们系统传授文化知识，并沿为定制，这在中国的封建王朝的历史上实属首次，在宦官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内书堂培养的众多“知识化”宦官，为宣德以后宦官的全面参政乃至专权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明朝形成了完备成熟的宦官制度。
明初，内廷宦官机构开始设立。明太祖统治期间，宦官机构及有关职官设置变动频繁，宦官数量不断增加，相关机构逐步膨胀。到洪武年间，明代宦官机构及职官设置已基本形成定制。明代的宦官机构，以“二十四衙门”为基本主体。二十四衙门包括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宦官除在内廷任职之外，还能出任各种外差使职。按照原来的规定，这二十四衙门主要只是在皇帝周围服役、为其生活服务的部门。但事实上，明代的宦官已经发展成为极其重要的政治势力，不但掌管了宫廷内有关饮食起居的一般事务，还控制了全国的军政要务。
司礼监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首席，也是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地位最高者，司礼监“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明代第一个擅政的宦官王振，就是司礼监太监。
司礼监设立于明太祖时期，最初在二十四衙门中地位并不高。按照明代体制，内阁大臣只有“票拟”权力，就是内阁大学士代皇帝拟出对大臣章表的批复意见，然后皇帝参照内阁大学士的意见，用朱笔批出最终决定，叫“批红”。宣德年间，司礼监首领太监获得了“批红”权力，事实上成为了皇权的代言人，他们通过“批红”大权，可以暗中扩展势力，对抗内阁，进而对抗整个官僚阶层。
由于司礼监拥有代皇帝批红和传旨谕旨的权力，因而它的内部机构也逐渐完备起来。司礼监的最高长官是掌印太监，只有一人。下设秉笔太监几人，专管批红。秉笔太监中有一名负责管理东厂，称“提督太监”，位居其他秉笔太监之上，称为次辅。司礼监下设文书房，由掌房十员组成，协助掌印、秉笔太监处理通政司所进章奏、内阁票拟、皇帝的圣旨等，地位也十分重要。
司礼监里的太监多则九人少则五六人。
本文前面提到的兴安、陈鼎、阮简、陈祥四人皆为司礼监太监，兴安、阮简为安南人，陈祥与王瑾是挚友，陈鼎亦在正统时便与另一安南大太监阮安同僚共事，也就是说，景泰年间司礼监中有一半以上太监为安南人或者是与安南大太监有密切联系的，他们同时也是代宗的心腹。由此可以看出，景泰年间，以兴安为首的安南宦官在司礼监中占据半壁江山，是宦官中最得势的一群人。
从“土木堡之变”事后，金英能继掌司礼监，与兴安当廷叱责欲南迁的朝臣，并非安南宦官势力的突然崛起，他们自宣宗时本已处于宦官政治舞台的中心。正统年间王振因陪侍英宗于东宫而越过金英掌司礼监印，但安南宦官势力仍树大根深，所以才有王振“媢嫉”安南太监阮安一说。英宗被俘，王振死于土木堡，郕王继位重新重用其父亲宣宗信用的旧阉，安南宦官作用突显。直至英宗复位的天顺年间，以兴安为首的代宗的安南宦官亲信们被清算。
《明史》中记载：“英宗复辟，顾念振不置。用太监刘恒言，赐振祭，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赐祠曰精忠。而振门下曹吉祥复以夺门功，有宠颛政。”英宗复辟后，仍对王振怀念不已。给王振赐祭，将他招魂下葬，供在智化寺祭祀，赐祠堂名“精忠”。而王振的门下曹吉祥又因夺门之功，受到宠爱。
永乐五年入宫后曾经得势的安南宦官们至此时已经死的死或老的老，逐渐退出了宦官政治舞台的核心。这一段安南籍和国内籍太监的暗战从此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