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问题-主义，近代中国的转型困境

百余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起点，它又激发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对那段历史与观念逻辑的梳理，对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转型困境非常重要。本文转载自拙著《枢纽》第七章。

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人对于新的国际秩序有着过高的期待，也就收获了过大的失望，这激发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可以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起点。1911年的辛亥革命迅速被立宪派的政治活动所吸收，并未带来国民动员，但是五四运动带来了深度的国民动员效应，中国大城市的一般民众在运动中被动员起来，民族主义从此真正地进入到中国的政治舞台。

图 | 五四运动中的学生们

在五四运动中，被组织和动员起来的民众，即便他们对想要追求的新秩序未必有明晰的意识和主张，还说不清究竟自己想要什么，但都对当下秩序表示了拒绝，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关于“中国”的精神自觉在这个时候开始浮现——精神自觉的起点不是“我是谁”，而是“我不是谁”。梁启超先生在20年代初期曾说道，“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实为政治进化的总根源。这五十年来中国具体的政治，诚然可以说只有退化并无进化，但从国民自觉的方面来看，那意识确是一日比一日鲜明，而且一日比一日扩大、自觉。觉些什么呢？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

五四运动很快又激发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1919年7月20日，胡适先生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掀起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很重要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批评过度关注“主义”的人，他们认为只要寻获了一种主义，就算是找到了包治百病的妙方，却无视了现实所面临的真正的问题。

图 | 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左翼力量的代表李大钊先生则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的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

暂且把这场争论当中双方的政治话语放在一边，从争论中却可以看到中国现代转型历程的一个关键奥秘，即，倘若不能完成一种社会的普遍动员，则任何具体的努力都只能产生非常局部性的效果，终将被庞大而又沉滞的中国社会所吞没湮灭，而无法真正促动中国的政治与历史进展。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后果，其原因需要归结到中国的超大规模上去。

图 | 李大钊在演讲

对中小规模国家来说，局部性的改变，相对于其整体而言，占比可能已然不小，从而能外溢出全局性的效果；对中国来说，任何局部性的改变，相对于整体而言都太过微小，会被吞没掉。倘若不能完成一种普遍性的动员，则对于具体“问题”的解决，其结果很可能是外在于中国社会与中国历史的，甚至局部的解决反倒加剧国家整体的撕裂性，并引发更大的问题；而对于内在差异如此之大的国家，要实现整体性的动员，则几乎不可避免地要通过“主义”来对社会进行全新的解释与动员，赋予全新的意义，才能生成内在于中国历史的运动。但这就进一步涉及究竟是通过何种“主义”来达此效果，以及“主义”的非预期后果了——“主义”的政治社会学后果与其最初诉求，经常是差别很大的。

在这种视野下来看“问题与主义之争”，可以说，胡适先生的说法指出了对真实问题的发现的重要性，却忽略了中国的最大的真实问题正是其超大规模；李大钊先生意识到了进行社会的普遍动员的必要性，却易于陷入理念之争。

然而，从另一角度来说，超大规模国家的转型之难，使得它几乎无法找到两全的办法，只能在历史的试炼当中艰难前行，任何事先的规划，也一定会在超大规模国家的现实运动中被演变得远离初衷。自由主义本身也是个“主义”，但由于其对“主义”的拒斥，而走上了“全无主义的主义”（a doctrine of no doctrine at all）的道路，反倒让自己陷于进退两难，终外在于中国政治与社会、历史；左翼则基于其对“主义”的理解，而走上了对政治与社会的直接参与之途。自由主义者在1920年提倡了“多研究些问题”之后，他们很少有人加入社会调查工作或劳工运动；反倒是很多社会主义者及其同路人开始走入工人和农民群中去研究他们的生活状况。

中国若欲实现普遍动员的现实需求，要受到近代中国的沿海-内陆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约束，以及要受到农村人口及城市底层人口占据人口绝大多数这样一种现实条件的约束，因此必须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能够整合起社会底层的理念；这样的理念必定会具有左派色彩，因为自由派的方案不以普遍动员为其诉求，更不认为社会动员是解决底层问题的好办法。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则提供了一种左派的理念及组织技术。这两种需求之间刚好形成共振关系，所以苏联便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种特殊催化剂，在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历史，始终有苏联的各种影响作为其背景。

图 |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而自由派对其理念有亲近感的英美两国，主要基于贸易考虑而制定其对华政策，反倒有可能会进一步强化中国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使得沿海口岸地区与世界的联系越发紧密，而与内陆的差别越来越大，恶化已有的社会撕裂；这也是自由主义虽然在20世纪前半段的中国精英界获得不少人的青睐，却难以对这段中国历史产生内在的深刻影响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