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底，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

1948年8月底，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来济南视察防务，他提醒王耀武说:“吴化文这个人反复无常，表面服从而内心诡诈，我看靠不住，要注意他。”

王耀武不以为然，解释说:“国防部、徐州剿总和我们绥靖区都没有发现吴化文的情况，没有理由撤换他的职务。从他平日说话所流露的对共党的仇恨情绪来看，他本人不至于会有什么问题。”

以后，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也曾向王耀武查询吴化文的表现，王说:“我迄今没有接到吴化文的情报。他在抗战时当过伪军，抗战胜利后，又带着八十四师与共军打得很厉害，结下的仇恨很深，我看他不会有什么问题。”

王耀武被蒙在鼓里，说明了我敌工干部斗争艺术高超，也说明了吴化文的老于世故。

9月初的济南，吴化文的第二位夫人赵华珍从南京飞到济南。原来，这是吴化文怕率部起义后，赵华珍和他们的两个儿子会遭到国民党迫害，特地打电话叫他们母子来济南。不料，赵氏今天只带了大儿子同来。

吴化文把赵氏安顿到一个豪华宾馆里，一头躲进赵氏房内，连续4天闭门不出，拒绝会客。连我党地下工作人员也见不着他。

济南市委作了分析，认为赵氏在南京和军统关系密切，此次可能是衔命而来，向吴化文吹了冷风。

针对吴化文的思想情况，我地下工作人员对吴的其他亲属做了大量工作。加上赵华珍所谈南京情况，也是空空洞洞。特别是看到解放军大军压境，济南岌岌可危，新的形势迫使吴化文不得不再次向我方靠拢。

15日，吴化文的父母在我地下工作人员和三夫人林世英的周密安排下，由徐州飞抵济南。见父母和妻儿转移到安全地方，素有“孝子”之称的吴化文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9月16日这一天，王耀武从各种迹象判断，我军即将发起攻城战斗。他先后八次打电话给吴化文，可是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吴军长到前方视察去了。”

王耀武叫吴化文到绥靖区来开会，他只派副师长杨团一前来敷衍。王耀武放心不下，又带上名酒、水果、点心，亲自到张家花园看望。可是人去楼空，这使王耀武疑窦丛生。

吴化文此时在哪里?

这天上午，吴化文来到一五五旅旅部找旅长杨友柏。杨友柏是吴化文的妹夫，字剑秋，安徽涡阳人，38岁，地主出身，小聪明，战术诡诈，命令严格，完不成往往杀头，处事任性别扭，因此绰号“杨别子”。他自小参加西北军，从士兵一直升到团长、师长、副军长，但一直惟吴化文之命是从。

吴化文开门见山，对杨友柏说:“咱们是亲戚，交往甚深，有话想跟你说……”

杨友柏打断吴的话头:“不用说啦，我知道!另找门路。”

吴化文说:“他们叫我们当炮灰，如果我们拥护冯玉祥先生的号召，站在反内战的立场上，带领弟兄们起义，不仅立下汗马功劳，人民也会欢迎我们。这个账你算了吗?”

杨友柏斩钉截铁地表态说:“跟着军座，要干，就立个大功。”

9月16日午夜12时，解放济南的战役正式打响。

按照事先约定，我军对吴化文部驻守的阵地未以兵卒相加，等待他们主动撤出阵地。不料在这个节骨眼上，吴化文却按兵不动。这是为什么?

原来，17日下午，吴化文接到南京(赵华珍携大儿子已于10日返南京)的一份电报，大意是:“(一)我们研究的事已告国防部次长。(二)国防部已决定不久即将派兵援济。”这个最新动向，又使吴化文产生了对蒋介石的一丝幻想。

看来，不狠狠地教训一下吴化文，他可能还会犹豫徘徊。

18日夜11时，华野三纵向吴部驻守的簸箕山一带阵地发起猛烈进攻。仅20分钟，即全歼其1个营。吴化文接到报告后，恼羞成怒，怒吼道:“打!只有打，才有饭吃!”随即命今其所有榴弹炮向我阵地射击。

有的反动家伙乘机挑唆吴化文，叫他杀掉我地下工作人员，形势异常危急。

在这千钓一发之际，我方代表黄志平义正严辞地告诫吴化文，不要错过时机，一误再误。吴化文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嗫嚅地说:“兄弟愿意遵守协议，希望贵军停止进攻。”

19日晚9时许，吴化文在孔庄九十六军司令部召开团长、处长以上军官会议。大家纷纷表示服从命令，跟随军长起义。

会后，吴化文打电话给独立旅旅长何志斌说:“我决定今晚退出内战，参加和平。”

何志斌曾于1946年1月起义，被任命为山东民主建国军第一师师长，但后来部队被少数人裹胁拉回到国民党。何志斌身不由己，给陈毅写了一封信:“首长:西集九天，多蒙厚待。以后有机，当图后报。”今天起义他早已求之不得，当即表示绝对服从吴的命令。

在战役的关键时刻和关键地区，吴化文率3个旅共2万余人起义，使我军解放济南的时间从预定的20天缩短到8天。

吴化文部起义后，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及步兵第一0三师、一0四师、一0五师。军长吴化文，杨友柏、赵广兴、何志斌分任师长。最后，解放南京总统府的就是一0五师。

吴化文起义时，林世英和四夫人宁宜文均来到了解放区，但在南京的赵华珍却被特务监视，儿子还被逮捕。在我地下组织的营救下，南京解放时，吴化文和安然无恙的赵华珍母子喜获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