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震云 | 生活停止的地方，文学出现了
刘震云坐在采访室的沙发中间，从自己的蓝色保温杯里，倒出一瓶盖热茶，一边喝茶，一边接受采访，有一种有条不紊的节奏，这种节奏仿佛不会被任何事情扰乱。
他的普通话夹杂着一些河南口音和北京口音，说话语速很慢，好像每一句话都要经过非常深刻的思考。他还喜欢在一些连接词后面加上“的话”，'然后的话''本来的话'，在某些字的发音上，又会突然提高音量，抑扬顿挫地，像在和你说一个有趣的故事。
你不会觉得刘震云“端着”，和他交谈，仿佛自己面对的不是茅盾文学奖得主，而是街边偶然遇到的热心大叔。
但是，这位大叔的采访难度很大，因为他的一言一行都饱含幽默、甚至是智慧，正是因为这些幽默和智慧，和他说话，很容易产生一种戏谑和调侃的氛围。问不幽默的问题，会显得特别无趣；而问很深刻的问题，他却选择用冰山一角，来把你“绕”的晕头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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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无小事
抵达重庆的当天，刘震云吃了趟重庆火锅，本来一件平常不过的事，刘震云却从中看到了不一般的东西。
“本来火锅的汤是辣的，然后搁的点儿辣牛肉，本来油就大，沾的是香油，把一个事情往极致上再推一下，这个事情的性质自然就会发现变化，所以我说，悲剧就是把喜剧的时间再延长一些，喜剧就是把悲剧的时间再延长一些，昨天我们是都延长了。”刘震云话音刚落，采访间的几个工作人员早已笑成一片。
后来我们聊到创作与生活的关系，他用《一地鸡毛》举例：
“大家都觉得《一地鸡毛》是生活的原生态，这种形容我觉得都有点傻。一地鸡毛的生活是成为不了《一地鸡毛》的，让一地鸡毛成为《一地鸡毛》的，是作者的思考和书中人物的思考，这些思考和现实非常非常不一样。我为什么要写《一地鸡毛》呢，是因为小林的认识，和99.9％的普通人是不一样的，他认为八国首脑会议是太扯淡的事情了，那什么事情重要呢，他家一块豆腐馊了特别重要。”
在《一地鸡毛》里，小林曾经是一个有理想的上进青年，没想到走上社会几年后，也变得跟芸芸众生一样，淹没在黑鸦鸦的千篇一律的人群之中，每天的生活无非是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洗衣服、老婆孩子热炕头，到了晚上一页书也不想翻，宏图大志和事业理想都变成了狗屁。
小林和大部分困于现实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小林对这种生活心满意足：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在小林看来，老婆孩子热炕头不是农民意识，而是件大事。
在日复一日的权势和物质的高压下，小林也开始假公济私，为了利益逐渐放下面子，曾经看重的事儿也变得无足轻重。当小林悟懂了事物的发展规律——“其实世界上的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弄明白一个道理，按道理办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下去，也蛮舒服”，他的精神空间也不知不觉地被繁琐庸俗的现实生活彻底挤占了。
于是，早上辛辛苦苦排队买的一斤豆腐变馊了，便成了一件大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切还是从馊豆腐开始吧。”
如果你看的再深一些，会发现《一地鸡毛》已经触及到了生活的本质。生活看起来有声有色，充满意义，但其实，生活不就这么回事儿吗，正是豆腐馊了这样不起眼的小事，填满了普通人的日日夜夜。
刘震云有一句名言，叫做“凡人无小事”。他对家长里短的认知，对这些认识背后的道理，以及道理中微妙东西的洞悉，已经深入了到一种境界，所以，在刘震云笔下，凡人小事都成了大人大事。
“你的见识是大多数人和常人的见识，你一定说不出大多数人的肺腑之言，比如，如果你把小林真写成一个小市民，大多数人也不看，这是多数和少数的辩证。”这也是刘震云作为作家的厉害之处。
说到这里，他调侃了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写的比他们好的根本原因，哈哈哈。”
“生活停止的地方，文学出现了。”文学并不是生活的反映，从生活到文学，中间需要一个思考的过程，必须要有足够的洞察，才能找到思考这座迷宫的入口；必须要有足够的想象和创造力，才能把百姓的肺腑之言传神表达出来，而刘震云对这些信手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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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底色是哲学
刘震云总是会给人一些细节上的感动，他兴致勃勃地观察着各种人群，迅速地扑捉到每个人脸上的微妙情绪，让所有人和他的相处都变得轻松惬意。
采访间隙，他会特意问“你是哪儿人？”“湖南人特别能吃辣吧”“你这个相机是什么相机？”“你叫什么名字”之类的问题，正是这样简单的一些话，你立马就能感受到他这种为人处事上的成熟与练达。
采访中，刘震云很喜欢提及哲学这个词，大概是因为哲学里充满了思索的乐趣，他的每一本小说，追根溯源，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哲学道理。
在《我不是潘金莲》里，走投无路的李雪莲准备在果园上吊时，一个人一下把她腿给抱住了，说“大姐，你不能害我呀”。李雪莲说“我死我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人说“关系太大了，果园的是我承包的，你要在我这上吊了。大家知道这有吊死鬼，谁还到这来采摘呢，你要真想死，能不能临时帮我一忙，去对面山上，因为对面山上那个桃树林是老曹承包的，这个老曹跟我是对头，你要死在他那，我这桃就好卖了。”
正是摸透了“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的哲学道理，刘震云才能写出这样让人哭笑不得的结尾。
“文学的底色也应该是哲学，哲学停止的地方，文学的哲学出现了，因为哲学就是极力要把世界说明白，但是也都没说明白，文学是世界上说不明白的事，它开始说。文学的底色是哲学，并不是说哲学能成为文学，是哲学停止的地方，出现了文学的哲学。”
刘震云大概知道自己说话“绕”，所以每说完一段很深奥的话，他都会特意举一个例子，让你更好的理解。
“老说看电影要带足纸巾，这就是特别低劣的一种营销手段，真正的高级是，上边没哭，下边哭了，上面没笑，下面笑了。为什么这个就高级呢，因为他知道'喜剧的底色是悲剧，悲剧的底色是喜剧’这个哲学道理。”
往往就是这样思考的力量、哲学的力量、思想的力量，促使刘震云开始动笔写一本小说。“你只是会写一个动人的故事，催人泪下，让人发笑，我觉得都不是一个特别有含量的标志。有时候一本书出来，总有人问我，写这个小说花了多少时间，真正的写作并不在写作的时候，是在写作之前思考的时候，到底思考了多长时间。”
在刘震云看来，“世界上只有两本书，一本越读越薄，一本越读越厚”。显然，刘震云的书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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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幽默化铁为冰
采访是和拍摄同时进行的，因为刘震云坐的位置靠窗，为了找到有光的拍摄角度，摄影师拍着拍着便在沙发和茶几间的小夹缝中躺下了。刘震云正好在回答问题，一下子懵了，像是遇到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诶诶诶，你没事吧？”
摄影师说，“没事，我已经拍好了我要的照片了，你们继续聊”，刘震云突然就开起了玩笑，让人猝不及防，“我以为你要碰瓷呢，你们说是不是，这兄弟躺这不动了，有时候出门小心点没坏处，我在重庆也举目无亲呐！”这时，整个采访间的人早已被他逗地笑岔气了。
刘震云就是这样的幽默风趣，他总是一本正经地说着说着，就突然蹦出一句让你意想不到的笑话，用这种开玩笑的方式，来表明他和你之间的关系，包括自己对事情的态度。
比起刘震云本人的幽默，他作品的幽默更加意味深长，这种幽默不只是语言的幽默，而是故事的结构，人物的结构，事情背后的道理，形成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幽默。
在《我叫刘跃进》里，农民工刘跃进丢了个包，为了找回这包，他又捡到了一个包，丢了这包的人又开始找刘跃进，刘跃进为了拿回自己的包，不得不拿着别人的包逃命。整个故事形成了一个闭环结构，从这种结构中溢出了一种荒诞感。
而在《一日三秋》里，延津人必须要说笑话，否则就有性命之灾，有的人说不出笑话便死了，有的人因为被看笑话远走他乡，还有找笑话的人本身也是个笑话。通篇笑话背后，是“人间多少事，两三笑话中”的深刻思考。
刘震云的幽默根源于他的故乡河南，河南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区，历史上是几朝首都而多战乱，地理上背靠黄河而多自然灾害，在严酷环境下生活的河南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幽默感。
刘震云这样解释这种幽默感：“如果你用严酷的态度来对待严酷，就像拿鸡蛋撞铁一样，如果你用幽默来对待严酷，幽默就变成了大海，严酷就变成了一块冰，冰掉在幽默的大海里就融化了。”
接着，他又举了一个例子。“在逃荒路上，老张要饿死了，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我是一个纳税人，为什么要把我饿死，为什么政府不发挥赈灾的作用’，他首先想到的是老李，'老李三天前就饿死了，我比老李多活了三天’。河南人的幽默里有很多自嘲的东西，对于无奈和灾难的化解。有时候讨论特别重要的事，是用开玩笑的方式，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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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深入，再浅出
采访中，刘震云绘声绘色地分享了一个他生活中遇到的小故事。
“前几年我去伦敦书展，我去卖书去，是在大英博物馆，出后门，往右拐，第二个胡同，再往里走，一看，老杨烩面馆，嘿，汉字儿！”
“我进去一看，他把我认出来了，说'你咋到伦敦来了’（河南话），我说'这不是伦敦书展吗’（河南话）。他说'搁这吃顿饭’，我说'行’，他说'我是来探亲的，我儿子在这留学，工作不好找，留完学在这开了一饭馆，找了一个英国女朋友，今天刘老师来，我亲自下厨，炒两个菜，喝酒吗？’”
“喝啊，喝什么？”
“喝茅台！”
他炒了两菜，做了一碗羊肉烩面。吃完饭，一个英国女人出来了，我结完账，一出门，老杨跟出来了，他说我脸特别发烧，我说'为什么’，他说'请你吃饭，又让你结账，我是来探亲的，我做不了这个主。’”
把这个故事原封不动地放在刘震云的任何小说里，似乎都不会显得违和，简单，幽默，说的是家长里短，但背后的道理却要让人琢磨很久。
当一个作品被赋予了思想和哲学的力量，往往会变得非常的晦涩，也往往会不好看。但刘震云是为数不多的，既能写得深刻，又能写得好看的作家。
他的作品充满了对民族性的反思，对人性的解剖，包括探究权力对人的异化，但在阅读体验上，却非常的质朴、荒诞和接地气。
就像一些外国评论家说的，刘震云有一种非常厉害的能力，“他用最幽默的方式写出了最深邃的思想，用最简约的方式写出了最复杂的事物，用最质朴的语言搭建出了最巧妙的艺术结构。”
“你只会深入，一定不是个好的哲学家，深入是容易的，浅出并不是特别容易。我老举一个例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你真读他们的《理想国》，都是对话，特别平常的话。比如柏拉图有一个麦穗理论。博士生考试，不是课堂出题，他把一帮人带到麦田上，比谁摘的麦穗是最大的，五十多个学生哗地一下扑到麦地里，五六个小时过后，走到麦地边，大家手都是空的，为什么都没摘到呢？学生们说'也许下一个会更大呢’，柏拉图说'握在自己手里的才是最大的’，孔子也是一样的，深入容易，浅出挺难的。”
这种“深入浅出”，刘震云做到了——“这个这个，你总该有人做到嘛，哈哈哈”，刘震云停顿了一下，突然蹦出这样幽默的回答。
刘震云有一双敏锐的眼睛，随时随地洞察着生活，从中打捞写作的养料，用智慧和思考，把日常的凡人小事上升到哲学高度，再用幽默这一粘合剂，把哲学和文学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最后，一切又都回归到了生活的“一地鸡毛”，聚焦在了明亮、杨百顺、李雪莲和刘跃进这些底层百姓身上。
刘震云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当一个人还在把事儿往深刻里说的时候，就证明他还没有达到深刻的阶段，真正达到深刻境界的人，就开始把话往家常里短说了。就好像一个人从来没有登过这个山顶，他肯定老说这个山顶无比美妙，什么什么特别好看。但是真正登过山顶，站在山顶的人，他开始说山下的鸡鸣和炊烟了。”
而通过这次采访，我们更加确定，刘震云正是那个站在山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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