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猛龙碑》艺术特点及成因
《张猛龙碑》是魏碑中名垂千古的佳作，其用笔之方峻、结构之奇绝、变化之丰富的艺术风格，呈现出魏碑显著的书法风貌，在书体演变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其书法风格和艺术特点被历朝历代的书家学习和推崇。分析形成其艺术特点的原因主要有《张猛龙碑》处于字体演变阶段，仍保留有隶书方俊一类的作品中 用笔和点画的痕迹，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魏晋时期，这种风格面貌已基本形成，以及免不了当时刻工和书写者的刻意所为。魏碑所处的时期上承汉晋，下启唐宋，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十分特殊。《张猛龙碑》刻于北魏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处于北魏刻碑立石之风最兴盛的时期，被誉为“魏碑第一”，是北魏后期成熟楷书的典型代表，可谓是魏碑中一颗最为璀璨的珍宝，被历代书家所推崇。原石现藏于山东曲阜孔庙汉碑刻陈列馆中。魏碑的粗狂雄强、朴拙浑厚的风格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
《张猛龙碑》的书法艺术特点分析如下。魏碑是处于隶书向楷书过渡时出现的一种书风，而《张猛龙碑》又属于北魏后期成熟的魏碑楷书，故此碑中出现的隶书笔法相对较少，相对早期的魏碑，用笔上更加的刚健挺劲，。碑中多以方笔为主，以刚健的力量感示人。时而夹杂圆笔，起笔角度多变，横画多向右上倾斜，遇多个横画重叠时姿态多样，也无雷同。如碑中的“曜”、“護”中虽出现了多个横画，但是每个横画的起笔都发生了不同的变化。用笔几乎全部使用中锋，并在行笔时折锋方笔与中锋圆笔相互转换，完全打破了汉隶和钟王平正的用笔习惯。转折处见棱见角，多用切笔，形成切锋刻画棱角。如碑中的：“宗”、“初”、“能”等字，转折处都是以方见长，呈现出刚正的用笔特点。
《张猛龙碑》在结构上很少讲究对称，笔画的主次笔表现分明，解缙在《春雨杂述》中言：“一字之中，虽欲皆善，而必有一点、画、钩、剔、披、拂主之，如美石之韫良玉，使人玩绎，不可名言。”该碑中的字完美诠释了这句话的含义。放的开，收的住是张猛龙碑结字的一大特点。在看似错综复杂的笔画排序中，其结构规律亦能有迹可循。即采取“斜画紧结”之势态，内收外放，上紧下松，重心偏下，且主笔处多出现异常舒展之势，与收紧其他部分笔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参差错落，体势欹侧。故使整体结构风格上呈现出险绝之美。这也正是魏碑独特的艺术风格之一。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到：“作书最忌者位置等均，且如一字中，便有收有放，有精神相挽处。”《张猛龙碑》在结体不守陈规，推陈出新，展现了与其他楷书不一样的面貌，使其艺术风格散发出了不一样的独特气味，一反南朝糜弱、妍美的书风特点。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评其曰：“结体经纶，变化无端，为正体变态之宗。”张猛龙碑中字错落变化有致打破了正常的结字特点，如碑中的“深”、“葵”、“復”等字处理时就出现了明显的错落分布，产生了欹侧灵动的视觉效果。正是具有这些独特的艺术风格特点，才使《张猛龙碑》获此众多殊荣，备受历代书家喜爱。
线条的质感和形态呈现出多样性，粗细、方圆、刚柔、收放、相映成趣，既具备造像记中刀斧凿刻的痕迹，但又没有其刻意露锋横切的做作之意。又有如《崔敬邕墓志》碑中用笔清爽、起收笔圆融的特点，但又不具备其线条过于细劲之势。故《张猛龙碑》在线条上表现更为自然洒脱，朴拙端庄。如碑中的“从”、“德”、“渊”等字，方中带圆，笔画分布险绝中求和谐，遒劲中呈方峻。运笔笔毫尽力铺开，以扎实稳健的线条为特点。启功先生的诗句中曾提到：“如今只爱张神冏，一剂强心健骨方。”
《张猛龙碑》书法风格特点形成的原因，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看。我们从历代流行的书体与书风中可以看出，一种书体的繁盛是与当朝皇帝的喜好息息相关的。从社会基础方面来看，在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北朝时期，孝文帝迁都洛阳，是为魏碑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迁都后又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一方面，入驻中原后鲜卑族遭到了中原地区人们的反抗和抵制，推行汉化，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奠定了思想根基；另一方面迁都洛阳，实际上也遭到了自己民族的反抗，在鲜卑族内部出现反汉化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的之下，孝文帝下令：“迁都洛阳之人，不能返乡，死后葬在河南。”这样一来，就断送了鲜卑族告老还乡的退路，既然无法返乡，那就只能刊石纪事，传世来生，这样无形之中也为魏碑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客观原因。从思想基础来看，反观原中原地区，由于战乱不断，出现了大批门阀氏族南迁的现象，但也有部分氏族留居在中原，这些留居在中原的知识分子们成为了推动魏碑发展的重要动力，但留居在中原的知识分子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思想意识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即使在鲜卑族统治下实行的汉化政策，也使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沮丧和无奈，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就出现了一反南朝奢靡的书风，开创出魏碑方硬、桀骜不驯的书法面貌。就魏碑本身来言，它是属于隶书向楷书发展演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独特的书法面貌，隶书中的特点在魏碑中也有所参杂，在王镛先生所编写的《中国书法简史》中提到：“这一时期出现的碑刻书法略带隶意，但并不刻意强调，与楷法融合无间，同时字形也不似唐楷般规范匀整。”这也说明，魏碑中仍有许多沿用隶书笔意的地方，并且这些掺有隶意的用笔是随着时间逐渐演进而来的。如《张猛龙碑》的点画中就出现了《张迁碑》的方峻，及行笔上的朴拙与刚健以及早期魏碑《中岳嵩高灵庙碑》行笔上的特点与《张猛龙碑》中的许多地方也有所相近。如图所示，笔者分别找了立于公元181年的《张迁碑》、立于公元289年的《齐太公吕望表》及公元456年的《中岳嵩高灵庙碑》的“阳”字与《张猛龙碑》中的“阳”進行比对可以看出，除《中岳嵩高灵庙碑》和《张猛龙碑》中已无蚕头眼尾的特点外，在用笔及结构中仍然留有之前隶书的影子，作为晚于《中岳嵩高灵庙碑》出现的《张猛龙碑》，楷书风格成熟的更加彻底，同时这也说明了《张猛龙》是隶书向楷书进化的过程中一个典型范例。
如图四个“其”字，可以看出，四个“其”在笔势和结构中相似度极高，且《张猛龙碑》表现出与同时期作品中更加成熟，更加完美的艺术效果，可见当时的碑刻书风已基本形成了这样一种面貌。
以《张猛龙碑》为首的北魏刻石在中国书法史及中国字体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面貌独特的魏碑刻石出现在中国书法史从汉隶到唐楷的演变过程中，使书坛加入新鲜的血液，诸多的历史原因、社会原因造就了这一现象的发生，使书法史开始由单纯的文字传意向多姿多彩的艺术行列迈进，而我们就是这一现象的最终受益者，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变化万千的艺术形式存在，才使我们集百家之所长，最终形成我们自己的艺术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