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体薄貌瘦,给人一副病弱之相。虽然在政府机关工作已八、九年,且蒙组织厚爱有幸晋升一小级别职务,但是,估计我天生缺少“当官的”气场,少有人称呼我“官职”,多数人见面仍以“老师”冠之。盖教师者,乃全为瘦弱之貌,抑长有一张“教师之脸”?然据我所见,教师,胖瘦皆有之,且教学实绩与此并无相干。我工作20多年,多半时间的确都在当教师。“文革”后期,十八九岁即在老家任民办教师,高考恢复后考上了学,毕业后分到滕州二中,先教初中后教高中。想当年,我还是老家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呢,拿到入学通知书时,着实在村子里引起了小小的轰动。为此,母亲禁不住乡邻奉承,激动得流下眼泪;父亲倾其所有,筹办了好几桌酒席,宴请大队干部、我的老师、同事和家族长辈及邻居,看阵势如同“范进中举”。但当分配到学校当了老师以后,回老家有长辈见了面问我:“到哪里上班啦?”我如实回答,长辈脸上立刻显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教学?……”单从语气上判断,我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已经大打了折扣,我理解长辈、乡邻们朴素而传统的思想意识,他们是期望我大学毕业后当个干部,都跟着“沾个光”。其实,当年的教师也是干部身份,只是这个职业与机关干部比起来,“含金量”没有可比性。这也难怪,那时候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与现在相比差了许多。在二中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因为管束调皮学生严了点,一个小官太太身份的家长“护驹子”,跑到学校办公室大吵大闹,口出狂言:“恁这些小老师、臭知识分子,有什么了不起?!”结果招致了老师们的众怒,异口同声反驳痛斥,最后那“贵妇人”灰头土脸走掉。然而,父母对我当了教师还是很满意的,认为儿子吃上了“国家饭”。而且,我也给妹妹弟弟做出了榜样——自我考出来之后,她(他)们也十分刻苦,都陆续考入大专或中专学校就读,并且各自有了一份比较称心的工作。虽然不能与那些考上名牌大学的人家相比,但确实印证了“知识改变命运”此言不虚。从我参加工作至今这二十多年中,有十几年光阴是在三尺讲台上度过:小学4年(民办教师),初中1年,高中8年。教过的学生以每届平均130人计算,也有一千好几百人了吧。虽然教师工作比较劳累、清苦,我却乐此不疲,因为打小我的理想就是当一位教书育人的老师。当我在讲台上忘情地讲述“蓬莱文章建安骨”的时候,我为当教师自豪;当我在夜阑人静之时批改完高高一摞学生作文的时候,我为当教师自豪;当我躺在单身宿舍的简易木床上,望着年久失修的屋顶透进的一线阳光,脑中反复构思着新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时候,我仍然为当教师自豪。那时节,身在教师之位,常怀育人之心。虽加班加点,额外奉献,亦无怨言。
1991年,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调入了市直机关做文秘工作,调离了教师岗位,成为一名真正意义的机关干部。虽然新单位是个清水衙门,但工作有忙有闲,环境比较安逸,出发有小汽车代步,而当老师的时候,到农村高中参加教研活动则要蹬几十里路的自行车;隔三差五还有个社会应酬,学校无法与之相比了。到了新单位,周围都是新面孔,比之不分钟点终日忙碌的学校,乍一清闲,多少有些不适应。而且,首先传达室给了个“下马威”:第一天骑车去上班,看到政府大院巍峨大门内的木牌子,白底红字写着“出入下车”,便诚惶诚恐,出入下车,如是几天,瞅着一众上班者并非都是“出入下车”,牌子形同虚设,就大起了胆子,骑车长驱直入,但刚进大门,就被看门大爷拦住了,要我下车,并指着让我看看那块白牌子。当教师的时候都是我批评教训学生,而看门大爷不一视同仁,当着许多人的面叫我下不来台,太伤自尊,便跟大爷吵了起来。事情传到领导那里,自然是我受到了批评。后来和看门大爷熟识了,才解除了误会,原来他老人家当时不认识我,看我瘦吧拉几的样子,把我当成了上访的,才拦着我让我下车。相比学校教师工作的相对独立性,机关则讲究团队精神,且等级分明,凡事要求“按程序办”,科员对科长负责,科长对副局长负责,副局长对局长负责,一般不越级汇报工作,而局长也不可能直接向科员布置工作任务。而在学校当教师时,有意见建议可以直接找到主任或校长反映,很少有清规戒律的束缚。在机关另一个不适应,就是经常参加各种会议。有时候领导忙,非专业会议往往需要我们这些“大头兵”去“冒名顶替”,熬会的感觉实在难受,还不敢提前离场,因为遇到较真的市领导,会议结束的时候要抽查参会的单位,早退的要通报批评,一旦犯自由主义早退被抽查到,领导怪罪下来,吃不了兜着走。
我从事的是文字材料起草工作,刚开始踌躇满志,心想我也算个资深高中语文老师了,干这个,还不是小菜一碟?做起来之后才知道,机关起草公文,与教语文改作文、写教研论文基本不搭界。第一篇调研报告写好了,交给领导审阅,退回来以后,才发现稿子已经被领导密密麻麻改动了许多。时任市体改办主任刘延让先生,老资格县委秘书出身,文字水平很高,以材料的逻辑严密闻名全市机关单位,曾给几任县委书记、副书记当过文字秘书,担任过公社党委书记,工作作风严谨,对于公文材料,要求极为严格。曾经有一次,召开全市企业改制工作会议,我起草的市长讲话,经层层把关,市长审阅,再经我和同事仔细校对,确认万无一失了,在市印刷所铅印装订成册。谁知就在临开会之前九十分钟,刘主任看出来材料里错了一个字,“金融部门”的“金”字没有校对出来,成为“全”了!好在改动比较容易,只需用碳素笔在“全”里加两“点”,一般人看不出来,挽回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失误。刘主任虽然水平很高,但很有涵养和包容心,对于我起草的文字材料,即使不符合自己意图和口味,仍然认真给予批改,并告诫我为什么要这样改。在刘主任的悉心指导下,加之本人还有点“悟性”,我逐渐熟悉了公文写作程序,慢慢成为让领导放心的文字秘书,基本可以独挡一面工作了。只是,在阅读别的部门和基层单位报送的文字材料的时候,难改我当教师的“职业病”,喜欢首先“挑”人家材料里的毛病,然后再看经验总结的内容,难免惹人不快。从改行到现在,我也算是个“老机关”了,不知为何,离开学校时间愈长,就愈是怀念当教师那简约的环境,纯朴的真情,充实的工作。现在,公务虽时常缠身,我依然不改一颗教师痴心,有时候还梦到自己在讲台上激情澎湃,大放厥词,这也使我经常在内心反思当年离开学校的对与错、得与失。当然,我也知道,随着教育改革不断深入,现在教师也不是那么好当的了,像律师、医生那样,要考教师资格证书,持证上岗。正因为如此,我虽人在机关,余暇从未间断对于语文教学和高考、中考的关注,我设想,将来的某一天,我从机关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只要身体许可,也许会重返讲台,再圆教师梦的。
(发表于2000年1月1日《滕州日报》,有修改)
【作者简介】
段修桂,山东滕州人,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先后在滕州二中、市体改办、政府办公室、教育局工作。现为滕州市善国文化研究会顾问,济宁市孔子文化传播促进会理事,滕州市华夏文化促进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