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卜:伪解药的逆袭

　　萧春雷

　　喜欢吃的蔬菜很多，但我最喜欢的，可能是萝卜。母亲来厦住过一段时间，有次贪图便宜，多买了几斤萝卜，就切成萝卜条摊在砧板和锅盖上，拿去阳台暴晒。没想到这些萝卜干盐腌了两天后，滋味极好，嚼起来生脆。我称赞说:“做萝卜干这么简单啊。萝卜真是天下最好的菜，清炒、炖汤、生腌，没有不好吃的。”母亲知道我的品位如此之低，十分欣慰，后来常腌萝卜干给我。我呢，百吃不厌。

　　白萝卜不宜生吃。我网购过一箱山东潍县绿萝卜，当成水果吃。绿萝卜有一层厚皮，辛辣；萝卜心也是绿的，脆而甜。我用水龙头冲洗一下，连皮带心咬进嘴里，于是甘甜之中带点热辣。记起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句:“雪白芦菔非芦菔，吃来自是辣底玉；花叶蔓菁非蔓菁，吃来自是甜底冰。”芦菔，即萝卜。蔓菁，即芜菁。宋代的蔬菜，与我们今天的不同，当时恐怕还没出现红皮萝卜、绿皮萝卜呢。

　　我有点惊奇，萝卜如此美味，为什么上古的文献里罕见提及？便去了解它的底细。原来，我国早就有萝卜了，只是早期记载较少，它又频频改名换姓。在《尔雅》注疏里，萝卜的曾用名就有葖、雹葖、芦萉、芦菔、莱菔、温菘、紫花菘等等，非专业人士，难免眼花缭乱。

　　农业考古学家说，我爱吃的这种大白萝卜名叫中国萝卜，虽然埃及、地中海沿岸更早出现萝卜，但是中国萝卜并非引进，而是起源于我国本土。《诗经》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其中“葑”指芜菁（又称蔓菁），“菲”就是萝卜。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芦，芦菔也。”清代学者段玉裁注:“今之萝卜也。”

　　汉唐时期，萝卜最常用的名字是芦菔。很不幸，有史以来，芦菔就笼罩在芜菁的阴影下。芜菁也是根类菜，有扁圆的肉质根，形态与口感都与萝卜相似，二者可以相互替代。既生瑜，何生亮？唐代以前，芜菁无疑是最重要的根类菜，萝卜可有可无。北魏农书《齐民要术》在隆重介绍蔓菁（芜菁）的栽培方法之后，简单提了一句:“种菘、芦菔法，与蔓菁同。”可见今日人们喜爱的白菜、萝卜，当年都是微不足道的配角。

　　宋代萝卜时来运转，在我国南北地区广泛种植，喜欢吃萝卜的名人很多。南宋晋江（今石狮市蚶江镇）进士林洪写过一本《山家清供》，介绍家常食品，就多处谈到萝卜。他说永嘉学派大师叶适酷嗜萝卜，“每饮，适必索萝菔，与皮生啖，乃快所欲”；诗人叶绍翁爱吃萝卜不亚于叶适，“然靖逸（叶绍翁）未老而发已皤，岂地黄之过欤?”他怀疑吃多了萝卜，让叶绍翁未老白头。

　　我们要知道，早期医家对萝卜有一些误解。唐孙思邈曾经告诫说:“（芦菔）生不可与地黄同食，令人发白。”宋代笔记《国老谈苑》记载，宋太宗想重用寇准，无奈寇准年纪太轻，难以服众；寇准知道后，“遽服地黄兼饵芦菔以反之，未几，髭发皓白”。须发皆白、貌似老成持重的寇准，如愿以偿，33岁就登上了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的宝座。这个故事强化了孙思邈的观点，元代吴瑞《日用本草》还说:“白萝卜，久食之，发白。”

　　萝卜如此大的缺陷，为什么还能取代芜菁，成为首屈一指的根类菜？这是一个历史之谜。我思考了很久，才恍然大悟，这可能与当时流行的另一个奇异观念——萝卜能解面毒有关。苏颂《本草图经》明确指出:“莱菔，功同芜菁……尤能制面毒。”该书还说了一个小故事:昔有婆罗门僧来到中土，看到人们吃麦面，大惊:“此大热，何以食之？”接着他看到面食中有萝卜，才放下心来，说全靠此物解毒，“自此相传，食面必啖芦菔”。我们看到如今的兰州拉面里，还要加点萝卜片，就是这种观念的遗留。

　　麦面为什么有毒？更早的时候人们吃麦面靠什么解毒？这样，我们就要简单说说小麦的故事。小麦原产中东地区，约四千年前传入我国北方，但中国人早期只知道粒食，做成麦饭，口感远逊小米；汉代发明石磨后，才把小麦磨成面粉，制作可口的馒头、面条，大约在唐代成为北方主食。麻烦的是，唐代医药学观念比较落后，陈藏器等人还主张，小麦受四时之气，兼有寒温，“面热麸冷”；粒食没问题，一旦去除麸皮面食，就是伤身的大热之物，称为面毒。这成了小麦普及的最大问题。

　　面毒之说，其实是一个假问题；萝卜不妨充当一种伪解药。因为《本草图经》等宋代本草著作均宣称找到了面毒的解方，小麦摆脱“毒”名，堂而皇之成为北方主要粮食作物，萝卜如影随形，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会。元代农学家王祯评论说:芜菁与萝卜都是优秀的蔬菜作物，芜菁多产于北方，萝卜则南北均获其利，何况萝卜“尤宜生啖，能解面毒”。芜菁与萝卜的两千多年竞争史落幕，萝卜胜出，芜菁黯然退场。

　　我在新疆吃过芜菁，已经沦为一种地方食物，当地称恰玛古。细细比较，我还是更喜欢富含水分、鲜嫩生脆的萝卜。我想，萝卜取代芜菁，当初可能是一种误解，经过无数代农艺师的辛勤培育，最终被改良成完美的根菜，适合人类口味。历史的奇妙在于，即使一个错误选择，有时也能产生良好结果。

来源： 厦门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