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古诗词“怀才不遇“主题深思考
136.古诗词“怀才不遇“主题深思考
作者：gkgushiwen
“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报国无门）是古代诗文中常见的主题，选入中学教材的很多。略微回想一下自己学过的课文，就能列出一大串名单，其中不乏屈原、李白、苏轼等诗文名家。面对如此庞大的“怀才不遇”群体，我们不禁要问：他们诗文中所流露出的“才”究竟是什么？他们若真的有“才”，为何不为当世所用？个人的“才”如何和社会的“需”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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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才不遇”多与“壮志难酬”“仕途失意”联系在一起，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指引下，加上古代科举选拔制度的有力促动，读书人 “学而优则仕”， “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一直把做官从政作为正途。视“济苍生，安黎元，佐明君，强国家”为己任，是怀着极大的政治抱负步入仕途的。
然而，“宦海浮沉莫测”，官场自有一套规则。做一个正直的人尚且不易，何况是要面对官场的黑暗与残酷：同僚相妒，朋党倾轧，小人得势……，当理想照进现实，不由的让人失落和消极。好在还可以遁入道家，“穷则独善其身”，超脱世外以作逍遥之游。但明知有路却不能走，内心不平之气终难消除，自恃才高却无法得到任用，或得到任用却无法尽情施展，“物不平则鸣”，于是用生花妙笔将这仕途蹭蹬化作文字，以浇胸中块垒，这才有了我们读到的千古吟咏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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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些自感“怀才不遇”的作者所说的“才”，指的是政治才能，而不是文学才能。在政治才能受到压抑或打击，变得失落痛苦时，无奈的他们只能借文字排遣内心苦闷。文学更多是一种工具，一种附庸，一种消遣，一种点缀。《左传》中早就说过，“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著书立说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事。如果我们将“怀才不遇”中的“才”理解为文学才能，那是错误的，因为这些“怀才不遇”者，以诗文而论，当之无愧。
“怀才不遇”的古代知识分子的确让人感到惋惜，从侧面来说，正是他们的存在反映了君主的昏聩和政治的黑暗。如果说他们能达观面对仕途的挫折，积极乐观，自信顽强的生活，坚定自己的操守，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如果只是牢骚埋怨，一味怪罪外在环境，甚至恶意攻击和诽谤他人和社会，看不到自己的一点问题和缺点，那就是错误的。实际上，“怀才不遇”任何时代都有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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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在古代由于专制制度盛行，缺乏民主，真正的有识之士会更难施展自己的才华。简言之，“怀才不遇”是很正常的事，并不是一个人受了多大的冤屈，周围的人都是小人，社会完全坏掉了。在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社会中，应该是“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但这只是一种理想而已。社会也不可能让每一个读书人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怀才不遇”只是作者的一面之词，我们还得联系具体的人和事来分析这个问题。
既然“怀才不遇”是指施政治国方面的才能，不指诗文方面的才能，治国就不同于作文。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说起来简单——只是一句话，做起来可难。这些文采横溢的读书人素以耿直自居，恃才傲物，只要自己受了委屈，就埋怨奸人当道，朝政晦暗。把不能施展政治抱负归结为政治环境的险恶。在这里不禁要问，假若他们有政治方面的才能，就会处理好从政过程中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灵活而不死板，变通而不守旧，因为如果要实现政治抱负，改变不合理的现状，首先就要学会适应这个环境，进而在特定的时机在改变不合理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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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标榜不肯与小人同流合污，清高自守，那何必要来官场，早去做个隐士岂不省心？重要的是，怎样做到外圆内方，既能处理好与自己政见不合者的关系，又能将大多数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团结在自己周围，同时他能坚持操守，遵守原则和底线，坚定不移的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只可惜，这也是个理想而已，我只是说，要尽量做到而已。所以“怀才不遇”，从这个角度来说，正反映出了其政治才能的蹩脚和低劣。
文人治国，很可能误国，治国更多需要的是理性和谋略，写文章更多的需要感情和辞藻，一个是治国安邦，一个是满纸华章，根本就是两码事嘛。臣子且不论，就说文人皇帝，国家治理的如何？
那写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词采驰名的南唐后主李煜被俘，终于国破身死。还有书画兼通的宋徽宗不也在靖康之难中被金人掳走？治国不同于作文还在于文章可以删改重写，而国家一旦出现施政方面的失误则难以挽回巨大的损失。
你说你能富国强兵，服众安民，要执政者对自己委以重任，可一旦出现了失误谁来负这个责任？同时，对于同一个问题的处理，张三李四王五都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到底采用谁的意见，执政者需要一个综合斟酌考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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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想一想，发牢骚的大多是政治不成功的文人，成语不是有“江郎才尽”吗？一旦从政，并且做到了高级别的官位，哪有用笔杆子发无聊牢骚的时间，正是江淹政治才能得到施展，他的文学成就就失落了，不能把牢骚写的更形象更生动了，也不能成为美文而流传后世了。不错，政治家中的文学家是有几个，但不多，诸如韩愈，王安石等，不足以代表这个整体。
得不到赏识和任用，上至煊赫的当朝宰相，下至卑微的小吏都会有这种感受，都会发出“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的感慨。只不过这些话从那些高官厚爵者嘴里说出来总有一种酸溜溜的味道。让人不太相信。
毋庸讳言，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有才华的人。一个人的“遇”与“不遇”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经世致用”，学了知识，有了才华，就要学以致用，将才能验证于社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是读了两句子曰诗云就自以为会治国，或者是学了屠龙之技就想雄霸天下，那就错了。
才华不是用来炫耀的，有没有才社会有一个衡量的标准，不是个人能随便改变的。若一个人生前郁郁不得志，即使他死后有什么超前的思想，杰出的成就，乃至为后人所敬仰，从当时的社会来说，他无疑就是个失败者。虽然有所谓的才华，但他没有成就感，没有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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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并不否认哪些在人类历史上有深邃思想的大家，他们在世时没有得到世人的认可，去世后却被人们奉为大家和哲人，诸如：孔子、梵高、卡夫卡。但对大多具有一定才能却在社会上找不到立足之地的人而言，只能是说明他们自己出了问题，他们的才华可能根本不是什么才华，那只是自我欣赏的幻影而已。
如果社会不能接受和认可自己，退不能养家糊口，进不能尽一己之责，这种才不要也罢。儒家传统教育给了他们圣君贤臣、国泰民安的理想，却没有教给他们在现实中如何实现，他们摸索着、哭喊着、牢骚着……
说白了，读书人凭着自己的文采耍两下笔杆子，怨妇哭诉，远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也不必太认真。不妨姑妄听之，不要动不动替他们打抱不平。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中学语文课本中大量此类篇目，我们不禁要问：编者是要藉此抨击古代社会的黑暗？抑或赞赏孤高自赏的傲世人格？广而言之，人人都会遇到就业问题，如果在就业时过多强调 “怀才不遇”的自我感受，不顾社会需求，是否是不合时宜的？有识者鉴之。
【后记】
其实，过去的有识之士早已认识到“文人治国”的弊病，并试图加以矫正。自唐宋以诗赋取士以来，国家日趋衰弱，特备是宋代，其文官队伍庞大为历代之首。虽然经济发达，但却不能抵御外侮，终至灭亡。神宗时王安石变法，很重要的是就是取消诗文取士的制度，就是因为他看到了文人治国的弊端。
顾炎武《日知录》，其中有文人之多一节，讲得很有意思。试引述其中几段话。宋刘挚训导子孙说：“士当认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黄鲁直说：“数十年来，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奖后生，故华而不实。”《宋史》记载欧阳修与学者谈论，从来不提文章如何。只谈政事，并且说“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可以看出，顾炎武反对华而不实的文章之学，提倡学问是用来经世济民的，特别是沦为卖弄辞藻，夸夸其谈的文人，尤为可鄙！今天看来仍有积极的意义。总而言之，写文章（尤指诗文）与治国是两码事，文章当中是一个英雄的，现实当中没准是个狗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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