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逃离俗世和宪政（下）
至高的清贫
文｜阿甘本
译｜蓝江
第三章 逃离俗世和宪政（下）
3.3 实际上，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规则是否或多或少具有法律性，对于最早的规则来说，根本没有这样的问题，而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活和规范的特殊关系问题，规则确立了这种关系。于是，关键问题并不是在规则中，哪些东西是戒律，那些东西是劝诫，也不是规则中所包含多大程度的义务，而是一种考察生活和律法的方式，这个方式再一次质疑了服从与应用，违规和履行的概念。
在早期规则中已经存在着刑罚机制，它指向的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僧侣的邪恶或精神状况。“若有人陷入这种罪恶，就会迅速毁了他……一个暴躁易怒的人常常怒不可遏”（Qui facilis est ad detrahendum, si in hoc peccato fuerit deprehensus . . . iracundus et furiosus si frequenter irascitur），我们在帕科缪的《戒律判典》中读到。“若有弟兄顽固不化，骄傲自满，或者老是抱怨，不依不从……”（Si quis frater contumax aut superbus aut murmurans aut inoboediens . . .）《圣主宗规》的“需革籍的过失”（De excommunicatione culparum）章是这样开头的（Vogüé 2, 2, pp. 33/149）。在伊西多尔的宗规中，目录列举了最严重的过失，它更类似于各种罪恶的目录，而不是惩处罪行的提纲：“如果有人酗酒，不听话，瞎说话，调戏妇女，挑拨离间，暴躁易怒……”（si temulentus quisquam sit, si discors, si turpiloquus, si feminarum familiaris, si seminans discordias, si iracundus . . .《伊西多尔宗规》，p.886）。
这成为了僧侣们的积极义务。从克莱沃的圣伯而纳铎的《论戒律和格局》（De praecepto et dispensatione）的一个段落，在这个方面尤为重要。他设定了与一个僧侣的虚构对话，这个僧侣已经入道守规，哀恸他没有恪守他在该修道院许下的誓言，圣伯尔纳铎写道：
实际上，我说，这些抱怨都是不公正的。他违背了誓言，并没有纯粹地（ad purum）恪守规则。但我不关心他许诺了什么。没有人在入道（cum profitetur）时，真的许诺了“规则”（spondet regulam），但具体来说，从他皈依，并加入生活形式那一刻起（conversionem suamque . . . conversationem dirigere），就要“依规则”（secundum regulam）而行事。在我们今天，这种入道时所说的话，几乎所有僧侣都说过。然而，在诸多不同的修道院里，我们以不同的方式侍奉上帝。只要我们小心翼翼地恪守修道院的良好习惯，毫无疑问，他就会按照规则去生活，在具体不同的习惯中，规则是灵活多变的。（圣伯尔纳铎，《论戒律与格局》，pp. 250–52/140–41）
专业法律术语（spondere，规定某人自己的做某事）和修行语言的表达（走向特定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对立，已经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其中发生了转变，这影响到我们对规范和生活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做出承诺的人，并不会像法律那样，强制他自己去履行符合规则的行为，而是会质疑其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能等同于一系列行为或者完全就是行为。正如圣伯尔纳铎马上接着说道：“恪守规则（secundum regulam vivere）的生活，即便没有完善到每一个细节上（ad unguem），即便他们遵循修道院的习惯，而改变或遗漏了一些细节，只要他们诚心去过'节制、公正而虔诚的生活’（sobrie et iuste et pie vivere），他们就是真正做到了恪守规则”（同上，pp.286/141）。
这里最有可能参考的是托马斯·阿奎那如下段落，他会写道，“入道守规之人，并不会发誓遵守规则上的所有东西（non votet observare omnia quae sunt in regula），而是发誓去过正规的生活（votet regularam vitam），这种生活的要义在于前述的三件事情（清贫、节制、谦卑）。在某些宗教规制中，要预备的不是遵守规则，而是按照规则去生活（profitentur non quidem regulam, sed vivere secundum regulam）”（《神学大全》2a 2ae, q. 186, art. 9）即便托马斯·阿奎那似乎将问题变成了戒律和规则的差异的问题，作者们很难聚焦于这个关键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从“承诺守规”向“承诺按照规则去生活”（承诺生活）过渡所发生的转变。承诺的对象在这里不再是一个要去遵守，关于具体行为或一系列明确行为的法律文本，而时主体的生活方式。
3.4 在苏亚雷斯那里，修道苦行的特殊性决定了义务有一种悖谬的形式，即义务不能将具体的人类行为当成它的对象，而是义务本身。他首先区别了誓言（votum）一词的两个意思：首先，这个词决定了“存留在宣誓之人心中的义务和关联”（pro obligatione et vinculo quod manet in homine habente votum），其次，确定了“义务直接产生的行为”（pro actu illo a quo immediate nascitur obligatio，Suárez, p. 804）。“我说”，他继续说道，“所谓的誓言，指的是某种行为，一旦某人发誓，就向上帝负有义务，除了负有义务之外，它不可能以任何人类行为为目的。”（non habere pro obiecto alium actum humanum sed obligationem ipsam, seu vinculum efficiendum per actum vovendi;itself, that is the bond that is realized through the act of vowing oneself；同上）。
由于誓言“就是义务，发誓之人自愿与上帝相联”（se spontanee obligat deo），并不像法律一样，强制某人履行特定的行为，与其他人保持距离，而是在意志中产生一种“永恒的习惯关系”（vinculum permanens et quasi in habitu，同上）。在这里，誓言是“誓言的誓言”（habet pro obiecto votum），在这个意义上，他并不直接指向某种行为，或一系列的行为，而是首先指向了它本身同旨意下的所产生的习惯的关联：
通过意志，人类让自己负有对上帝的义务，其目的就是向上帝负有义务，因此，它的目的就是发誓或承诺，在某种程度上，这代表着通过誓言实现了自己与上帝的关联，而不是通过誓言，让其兑现誓言或承诺的行为（habet pro obiecto votum vel promissionem, quatenus haec significat vinculum ipsum efficiendum per votum, non uatenus significat actumvovendi aut promittendi）（同上）。
在这里，苏亚雷斯费尽心机从概念上做出了多种区分，这就是义务的悖谬，其主要内容并不是某种行为，而是人的意志的的形式，通过发誓的承诺，人与上帝相联。也就是说，誓言具有法律形式，但并不是法律的内容，而是它像康德的绝对律令一样，没有直接的对象，只有发誓的意志。正因为如此，在下一章中，苏亚雷斯十分谨慎地辨析了誓言（votum）的准确意思，它只能通过承诺来实现（per solam promissionem），在传统（tranditio）中，还有发誓需要纯正而庄严的宣誓，人们宣誓道：“将自己的身体托付和奉献给上帝，永远保持贞洁”（同上，p.805）。谈到与异教的献身（devotio,异教也将身体和他的生物性生命奉献给诸神）的区别，认为基督徒的誓言，也就是说，客观的发誓，并没有具体内容，不过是在意志中产生一种行为习惯（habitus），其最终结果在于产生某种共同生活的形式（或者说，从仪式角度来看，是某种礼拜（officium）或某种宗教生活（religio）的实现）。
再说一遍，修道条件的核心并不是实质或内容，而是习惯（habitus）或形式。理解了这一条件，可以让我们转向“习惯”问题直接面对生活形式的任务。
א 在我们的责任考古学中（Agamben 1, §4, 第8章）我们说明了宗教生活（religio）就是神学家们对于规范和生活之间特殊关系给出的命名，它以美德或习惯（habitus）的形式，勾勒出一种法律责任。
为了理解我们将在本书中谈到的规范和生活之间关系的新的形象，必须要参照司法情形，只有在后来的行政法中才能找到其专业形式——也就是说，在现代法律的这一分支，已经在教会管理的实践中得到了萌芽。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些规范（可以称之为工具性规范），它们给出了行为的真实面貌，它与“资历-责任”的定义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它与滥觞于某个特定情形（例如，担任某个职务）的行为的义务和合法化有关。源于此的“职务责任”勾勒出了一种实践在类型或规范上的轮廓，这种实践不能完全等同于个别行为，而是界定了生活的明确导向，其客观要素和主要要素倾向于和谐一致，在整个意义上，我们想起了“按照规则去生活”（vivere secundum regulam）或宗教生活（religio）
3.5 无论如何，最关键的问题是生活形式，在规则中，这就是一种共同生活（koinos bios）。对修道规则的任何解释，首先必须要在这个背景下来解释，不能脱离这个背景。当我们问道僧侣和规则的关系，千万不要忘了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按照他的看法，不可能私下地遵循规则，因为谈到规则，一定意味着一个共同体或一套习俗的规则。即便对于僧侣来说，他们恪守的原则“只有一个人遵循某个规则，这种情况是完全不可能的……遵循规则，做出报告，发布指令，下象棋，都是习惯（用途，体制）”，“'遵循规则’是一个实践。想象一个遵循规则的人不去守规则。这就是为什么不能'私下地’遵循规则的原因”（Wittgenstein 1, pp. 381–82/87–88）。
所以，重要的是说明共同生活并不是规则必须构建和管制的对象。恰恰相反——在圣弗鲁科索斯的《协定》中的“上帝赋予我们的力量”，并坚持圣伯尔纳铎和托马斯·阿奎那证明了的“承诺守规”和“承诺生活”之间的区别——规则似乎就是从“修道院”中诞生，（用现代公法的语言来说）规则之于共同修道，就好比制宪权之于宪法文本。如果“修道院”的理想明显具有政治特性，那么修道院或许就是一个场所，在其中生活共同体可以丝毫不差地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构成要素。在修道生活中，关键在于人类实践的教义的转型，对于西方社会的伦理学和政治学来说，这一点确凿无疑，或许直到今天我们都不能完全理解其本质和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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