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哲学家，以及一个更一般的问题
文|德勒兹
译|蓝江
问：你如何看“新哲学家“？
吉尔·德勒兹：不怎么样。我可以给出两个理由说明他们的思想很空洞。首先，他们喜欢用一些大概念，这些概念大都肿胀得像个脓包：法律、权力、主人、世界、革命、信仰等等。那么，它们还创造了一些怪异的组合，粗俗的二元论：法律和早饭，权力和天使。其次，思想越羸弱，思想家越重要。表达主题本身都十分严肃地与一些空洞的命题相关（“是我在说话，我很勇敢，很清醒……，我就是基督的卫士……，我属于失去的一代……，1968年五月风暴的时候我们都在那里……，我们不会再次被愚弄……”）。这两个修辞手段破坏了他们的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各个学科的人们都试图避免这些圈套。我们已经试图用好的阐释来创造概念，一些有着极端差别的概念，来避免这种粗俗的二元论。我们试图发掘出其创造性的功能（fonctions créatrices），他们不再需要一个作者-功能（fonction-auteur）去激活(在音乐、绘画、声音-视频艺术、电影中，甚至在哲学中)。完全回到作者，回到一个空洞而苍白的主体，以及回到粗陋的概念原型，代表一个相当麻烦的反动的发展。与哈比（Haby）的改革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对哲学课程的明显的简化。
问：你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贝尔纳-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evy）在他的书《带有人的面孔的野蛮》（Barbarie à visage humain）[1]中十分强烈地批判你和加塔利吗？
德勒兹：不要胡扯。列维说在《反俄狄浦斯》和“保卫那些正在腐化的粪便中的腐烂的东西”（他的原话）之间存在着极深的关联。在《反俄狄浦斯》与嗑药上瘾之间有着极深的关联。至少他把嗑药上瘾当成笑话。但他说CERFI[2]是种族主义者时，他是在耍诈。有一点时间，我曾想谈一下新哲学家，但我不知道如何去谈。他们必须对他们自己说：看看他多么嫉妒我们的成功。他们全部时间，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攻击、反攻击、反反攻击上。我没有时间，只能回应他们一次。就是这次。对我来说，情况改变来自于奥布拉尔（Aubral）和德勒古尔（Delcourt）的书《反新哲学》（Contre la nouvelle philosophie）[3]。他们俩真的想分析这种新思想，结果真的很搞笑。这本书就是呼吸新鲜空气。他们第一次说道：“够了！”他们甚至在电视真人秀节目“撇号”（Apostrophes）上直接与新哲学家面对面。所以，用敌人的话来说，一个小神仙告诉我要站边奥布拉尔和德勒古尔，要勇敢些，有勇气并保持悲观。
问：如果他们的思想很空洞，你如何解释他们的成功？为什么他们会得到大人物的鼓励和支持，譬如说索尔莱斯（Sollers）？
德勒兹：我们在这里要提出几个不同的问题。首先，法国长期以来臣服于文学“学派”的风尚。这个学派很恐怖：总是会有位大师、发表诸如“我就是先锋”的宣言和口号，动不动将人革除教籍，进行宗教式裁决，板着一幅政治的面孔等等。作为一个普通规则，如果你的说法只是：“我属于这个或那个学派”，你有权利认为你已经浪费了你的生命。这解释了为什么斯大林主义者是唯一花了他们大量的时间给我们剩下的人上了反斯大林主义的课程。无论如何，无论多么糟糕的学派，我们都不能说这些新哲学家是一个学派。他们没有什么新意：他们并没有构成一个学派，相反，他们给法国引入了文学或哲学的市场。市场有着其独特的逻辑：（1）你可以谈这本书，或者让这本书成为谈论的话题，而不是让这本书去谈。在理论上，你可以有报纸论文、访谈、会议和广播节目来取代书籍，书籍根本不需要存在。新哲学家所做的工作不是去写书，而是去写他们能得到的论文，去上他们掌控的报纸和广播节目，给一个他们可以谈的访谈，写一个他们可以写的书评，或者在《花花公子》上亮相。
在这个层面上，他们付出了努力，在这种组织程度下，意味着一种排斥了哲学的行为，或者至少是不包括哲学。（2）从市场角度来看，同一本书或产品应该有好几个版本，这样才能吸引所有人：一个虔诚的版本，一个无神论的版本，一个海德格尔式的版本，一个左翼的版本，一个中间派的版本，还有新法西斯主义的版本，一个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的版本，一个略有差异的“左翼联盟”的版本等等。于是，按照个人喜好来分配各种角色就十分重要了。有一位在克拉维尔（Clavel）的糟糕透顶的马布斯（Mabuse）博士，他是福音会的变种。他的两个助手，斯波里（Spori）和佩什（Pesch）就是冉贝（Jambet）和拉德罗（Lardreau）（他们想挑衅尼采）。拜诺瓦斯特（Benoist）就是一匹赛马，他是内斯托（Nestor）。列维有时候是经理，有时候又是场记，有时候又是快乐的脱口秀主持人，有时候又是流行音乐播放员（DJ）。让·考（Jean cau）认为这就是“彻底的可怕的纨裤子弟”。法布尔-卢斯（Fabre-Luce）是格鲁克斯曼（Clucksmann）的使徒。而本达（Benda）的书被重印了，这是为了他神职上的好处。多么愚蠢的一伙人。
索尔莱斯是最后一个以旧式风格，以教皇、革除教籍和宗教审判的方式建立了一个学派的人[4]。我认为，一旦索尔莱斯理解了一种新的事业正在路上，他盘算着，为什么不打造一个联盟呢，他不这样做就太蠢了。他是一个后来者，但他做的不错。在这里有些新东西：哲学书籍的市场化。这是一个新观点，首先需要有人来“做”。新哲学家引入了作者功能，炫耀空洞的概念，这些反动的进展并没有阻止一种深刻的现代主义，一种打折扣的景象和市场位置的分析。少数新哲学家感觉到技艺精湛，并好意地走向这个方向，至少从自然主义或昆虫学家来看是这样。但我很不一样，因为我的观点是畸形学的：这很恐怖。
问：如果这真的是市场问题，为什么我们要等待新哲学家，为什么现在只出现了他们的思想？
德勒兹：有几个理由会超越任何一个人的控制。安德烈·斯卡拉（AndréScala）最近分析了记者和作家之间，媒体与书籍之间的颠倒的关系。新闻界，通过广播电视，已经逐渐实现了它制造事件的潜能（控制消息，水门事件，投票等等）。正如新闻界越来越少关心外部事件，因为它们已经制造了很多它们自己的事件，它们也越来越少需要外部分析，包括“知识分子”和“作家”的投票。新闻界发现它们内部有一种自主而充足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将这根线条追溯到极限，一本书的价值远远不如关于这本书的报纸文章，或者书创造之后的访谈。如果要服从这个规范，知识分子和作家，甚至艺术家，都不得不变成记者。这是新的思想类型，即访谈-思想、对话-思想、声位-思想。我们可以想象一本谈论报刊文章的书，而不是相反。
记者和知识分子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转变。一切开始于电视，专门的电视节目会驯服有想法的知识分子。媒体不再需要知识分子。我并不是说这个颠倒，即对知识分子的驯化，是一场灾难。这就是事情的进展：正是当写作和思想开始放弃了作者-功能，当创造不再需要作者功能来激活，那么作者功能需要由广播电视，由新闻界来指派。记者变成了新作者，想要成为作者的作家必须借助记者，甚至让自己成为记者。一个早就有点不太令人相信的功能，通过改变其位置和对象，重新抓住了现代性，并找到了新的指向。这就是让知识分子产业在市场上成为可能的原因所在。用今天的电视、广播、媒体还有其他可能性吗？当然，新哲学家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我愿意全部时间都用来谈谈这个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思想在今天出现的另一个原因。长期以来我们处在选举（électorale）时代中。不过，选举并不是特殊的场所，也不是日历上的某个特殊日子。选举更像是一个格栅（grille），影响了我们理解和感知事物的方式。一切都是在这个格栅上描绘出来，其结果是发生扭曲变形。今天选举的特殊条件已经提升了日常胡扯的水平。新哲学家从一开始将自己印刻在这个格栅上。他们其中一些人为什么理解反对左翼联盟，而另一些人想给密特朗提供一个更好的智囊团，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在与左翼对立当中，这两种趋势是完全一样的，不过在他们的书中，一些主题上的统一性很早就奠基了：对1968年五月风暴的憎恨。他们要竞争看看谁怼五月风暴更多一些。
在憎恨中，他们建立了他们的表达主题：“68年我就在那里（？？），我们告诉你这很愚蠢，不值得再去这样做。”这就是他们想要告诉我们的全部：1968年的苦涩。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完全符合当下的选举格栅，无论他们的政治方向如何。一切都通过这个格栅过滤了：马克思主义、毛主义、社会主义等等，这并不是因为实际斗争揭露出新的敌人，新的问题，或新的解决方案。这纯粹是因为必须要宣布革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是不可能的。这解释了为什么从一开始，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起作用的这些概念（权力、抵抗、欲望甚至“平民”）再次在权力、法律、国家等的统一体下集中起来。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思考的主体已经做出了一个反击：就新哲学家而言，革命的唯一可能就是那些认为革命不可能的思想家的行为。
对于新哲学家写的殉教史，我真的发现很恶心：古拉格和历史的殉难者。他们靠尸体为生。它们发现了见证者-功能，它完全弥补了作者功能和思想者功能（参看《花花公子》的问题：我们就是见证者……）。但是，如果受难者像我们的新哲学家一样思考或说话，就不会有任何受难者了。受难者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生活和思考，他们提供的材料打动了新哲学家，而新哲学家用他们的名义抽泣，用他们的名义思考，用他们的名义给我们上道德课。那些曾冒着生命危险的人思考的是生命，而不是死亡，不是苦涩，也不是病态的虚荣。抵抗的战士们通常都会珍爱生命。没有人因为孱弱无力和悲观厌世而被投入监狱，情况恰恰相反。从新哲学家的角度来看，受难者上当了，因为他们并没有理解新哲学家所理解东西。如果我归属于一个联盟，我会向新哲学家抱怨说：他们对古拉格的囚犯们太不尊敬了。
问：当你谴责市场时，你是否在捍卫旧式书籍，或者旧式的学派？
德勒兹：都没有。我并不认为这个选择有必要：要么市场，要么旧式风格。这是一个错误的选项。刚刚发生的一件有趣的事情，逃避了这个错误的选择。我们看看音乐家是如何工作的，或者说那些在科学领域工作的人，或者某些画家是如何开展工作的，以及地理学家如何组织他的研究（参看《希罗多德》（Hérodote）杂志）。在你面前出现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相遇者。这并不是学术会议或讨论。在一个学科里工作，你会遇到一些在其他学科里工作的人，仿佛解决方案来自于他处。这并不是知识比较和类比的问题。
学科交叉是真实存在的，不同的研究线索彼此交叉。例如（这个例子非常重要，因为新哲学家不断地在谈哲学史），安德烈·罗比内（AndréRobinet）用计算机翻新了哲学史，于是他必然与泽纳基斯（Xenakis）相遇。正是因为数学家能够发展和修正一个极为不同的自然问题，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在数学上得到了解决，这意味着数学包含着一个数学的序列，它可以与其他序列相结合。新哲学家对待科学的方式让人震惊。通过你所做的工作，遇到音乐家、画家或其他学者所做的工作，这是最实际的结合，绝不会走向旧式的学派或新的市场。其独特的点（points singuliers）在于构成这种创造的东西，创造性功能不依赖于且远离了作者功能。不仅仅不同学科的交叉是真的，所有的学科，所有学科的所有分支，无论多么细小，都已经由这些偶然相遇组成了。哲学家必然来自于别处，这并不是说哲学依赖于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现的奇妙的大众智慧，而是说所有的偶然相遇创造了一个新的装置的位置，甚至它同时界定了这些装置的新用途，就像野人音乐家或盗版电台一样。于是，在任何时候，创造性功能都会摒弃作者功能，你会看到作者功能会在“提升”的新方向下寻求庇护。或多或少可以看到这一系列的战斗：电影、广播、电视都有可能形成罢黜作者的创造性功能，只有媒体的折衷主义的用法才能为作者功能的重建提供庇护。
最近，大制片公司开始提出导演的电影，所以让-吕克·戈达尔现在有机会在电视上实现某种东西的创造性。但强大的电视组织已经有了自己的作者功能，它们用此来压制创造。当文学、音乐等征服了新的创造领域时，媒体上重建了作者功能，媒体肯定要窒息自己的创造功能，更不用说窒息文学的创造功能了。我们回来谈谈新哲学家：只要那里有点点嗡嗡声作响，他们就会关上窗户。这就是窒息，闷死。这就是对政治和实验的彻底否定。总而言之，对于新哲学家，我的问题就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狗屎，书籍和媒体之间戒心的新关系基本上是反动的。他们很新，是的，但也是最高层次的折衷主义。新哲学家本身并不重要。即便他们明天消失了，他们的市场化的事业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种市场化的事业代表着让思想臣服于媒体。同样，思想为媒体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知识保障和心灵的和平，窒息了所有可以让媒体得到特斯哼的创新想法。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蹩脚的讨论，以及愚蠢自恋的导演电影，让真正在电视上和其他地方的创新变得少之又少。记者和知识分子之间的新的权力关系，知识分子看媒体颜色行事的情形，我想给出一个纲领：拒绝，创造出更多的需要，成为生产者，而不是作者，作者只能展现出家族式的傲慢，或者一个雇佣丑角的光辉。贝克特和戈达尔谈到了如何去创造，他们也以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创造。在电影、视频艺术、科学、书籍等之中有很多可能性。但新哲学家患上了这种疾病，即他们试图窒息所有的创造。在他们的作品中寸草不生，但是如果它们可以长期占据这中心舞台，给任何创造性的东西献上死亡之吻，那么他们将会实现他们的功能。
[1]Bernard-Henri Levy, Barbarie àvisage humain, Paris: Grasset, 1977.
[2]CERFI即菲利斯·加塔利创立的制度机制性教育与探索研究中心(Centre d'étude,de recherche et de formation institutionnelle)。
[3]François Aubral和Xavier Delcourt,Contre la nouvelle philosophie, Paris: Gallimard, 1977.
[4]指的是围绕着《泰凯尔》（Tel Quel）杂志形成的团体，菲利普·索尔莱斯是其中的主要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