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藩之乱，吴三桂席卷湖南却不渡江攻荆州，其实并没有错
康熙十二年（1673年），玄烨20岁，亲政6年。
康熙年纪虽轻，却有成就千古一帝之志向，自然是要强化中央集权，把过大的地方权力收归己有。
相对的，清初分封的平西、平南、靖南三藩却是日渐跋扈，尾大不掉，尤其是一面在地方敛财，一面又伸手向中央要钱，致使有“天下财赋之半耗费于三藩”之说。
这显然和康熙想要大权独掌的愿望相悖，到了1673这一年，康熙借吴三桂上疏试探撤藩的缘由，竟然一纸诏书，下令三藩同撤，俱撤还山海关外。
窗户纸就此被捅破。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擒杀云南巡抚朱国治，拘禁钦差大臣哲尔肯和傅达礼，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蓄发易服，哭祭永历帝陵，下令“兴明讨虏”。
为显示自己宝刀未老，吴三桂以61岁高龄全身披挂，在阅兵校场上拉弓连发三箭，箭箭中靶；又策马疾驰数圈，每圈接手一件长短兵器，皆运用自如。恍惚间，锦州城下那个带着几十个家丁杀入皇太极包围圈，救回父亲吴襄的那个少年吴三桂又回来了。
三军欢声雷动之下，吴三桂一声令下，宣布自云南出兵北伐。
老于疆场的吴三桂不打无把握之仗，起兵不到一个月，吴军已兵不血刃拿下滇、黔全境，兵锋直入湖南，天下为之震动。
局势大好之下，吴军也进展顺利，到了康熙十三年年初，吴三桂大军已攻下湖南，进抵长江南岸的松滋，与清军大本营荆州隔江对峙。
到这里，吴三桂如同开挂一般，横扫数省。此时吴军已饮马长江，吴三桂却下令部下屯驻于松滋，驻扎了三个多月而没有继续发动攻势。
当时他手下谋士和将领都提出兵贵神速，应当“疾行渡江，全师北向”，吴三桂却无动于衷，始终没有实质性动作。
乘胜却不进兵，吴三桂的这一举动，历来被认为是他最后败亡的关键。
然而，吴三桂何许人也，为明将时多年在关外与皇太极作战，又成为1644年甲申之变之重要参与者，此后又为清朝定鼎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得封平西王。
吴三桂作战大半生，经历无数大风大浪，与他同时代的人物都先后亡故。光皇帝他就侍奉过崇祯、顺治、康熙，遑论与之作战的南明诸帝。就经验来说，吴三桂绝对可称见多识广、身经百战，为何不肯渡江，他当然有自己的理由。
后世提及的理由，多半有以下两个。
一是吴三桂年龄已大。此时他已62岁，在当时已经属于高龄，所以不得不为自己身后考虑，没有了一举打到北京的雄心壮志。虽然形势大好，他也不敢冒险，试图保有一个万全之策，“欲出完全，不肯弃滇、黔根本”。
二是吴三桂考虑到尚且被拘禁在北京的长子吴应熊和长孙吴世霖。他寄望于以战果为条件，逼迫康熙放回两人，并提出议和。为此，他托五世达赖喇嘛向清朝说和，并放回了被扣押在云南的礼部侍郎哲尔肯和翰林院学士傅达礼，让他们向康熙捎信，希望能够开启和谈，条件是划江而治。
康熙的回复却很强硬，他很快下旨处死吴应熊和吴世霖，并且表示：朝廷绝不会和叛军妥协，吴三桂要么束手投降，要么等着被剿灭。
康熙和吴三桂的选择都有点让人搞不懂。吴三桂就算想求裂土封王或是保全子孙，与渡江作战冲突并不大，完全可以边打边谈，给康熙施加更大压力，谈判筹码也就愈加沉重。
对康熙来说，焦头烂额之下还做出如此强硬之回复似乎也过于莽撞，万一惹怒了吴三桂渡江来攻，荆州大营如果失守，参考日后的太平军，吴三桂同样可以大举顺江而下，恢复明朝旧都南京就指日可望，天下反清势力将备受鼓舞，那就真如他部将所说，要“北涉黄河，直逼北京，可收全胜之局”了。
客观而言，以上两个理由都能成立，但还有个重要情况往往被忽略了，那就是当时的天下大势。
首先看清军的布防。
吴三桂起兵一个月后，康熙接到了吴三桂造反的报告，他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对策。此后战报不断传来，清廷对吴三桂的进军方向有了预判，扼守长江咽喉要地的荆州就成了重中之重。
当时的荆州就是现在的湖北江陵，向来是七省通衢之要地，本身湖北地区的驻防八旗就驻扎在荆州府，有八旗官兵5700多人。
荆州一旦失守，则吴三桂顺江能取南京，南下能通湘粤，汉水、巴蜀皆在其掌控，守住荆州事关全局。
为此，康熙在1673年12月21日立即诏令前锋统领硕岱启程，率500余八旗精锐星夜赶往荆州布防，当时吴三桂军的动向是在贵州分兵，
康熙还是感到荆州兵力不足，三天后又派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调拨给他满蒙八旗共计11000多兵力，分两批开赴荆州。
三批八旗兵到达的时间，分别是1674年1月24日、2月1日和2月6日。
对面吴军的进度则是，1673年12月29日攻占沅州、1674年1月攻占辰州、1674年2月攻陷湖南全境，在3月初进抵松滋。
以上兵力对比和进军速度可见，吴军三月初在松滋饮马长江时，对面八旗军已经得到了补充，并已布防良久。
康熙派遣的也不是无名之辈，勒尔锦是礼亲王代善曾孙，清初名将勒克德浑之子，名门之后。
在军中名气更大的是硕岱，在顺治朝扑杀南明永历朝廷的战争中，硕岱战功累累，并曾在磨盘山遇伏在先的情况下奋勇击败永历名将，曾两厥名王的李定国。
硕岱之勇在平定三藩后继续被重用，清准昭莫多一战，硕岱担任前锋，为大破准噶尔军立下汗马功劳。
有这样部署，康熙有了强硬的底气。
这也正是吴三桂所忌惮的，对八旗兵的战斗力，这个时期没人比他感受更深。从松锦之战洪承畴的13万大军土崩瓦解，到山海关之战李自成横扫北方的大顺军精锐在八旗狂风暴雨般冲击下溃不成军，更别提还有八旗军入关后对各方力量几乎一边倒的碾压，吴三桂所见证的，是八旗将领人才辈出，八旗军队横扫天下的一个巅峰时期。
吴三桂当然心有余悸，因此面对部下建议，吴三桂悄悄告诫心腹将领：“你等不知虚实，我与他同用兵多年，其骑射是最不可当的。如今我们依山阻水，还可以自守，若到平原，你们如何敌得过他？”
从敌人角度来看，此时对岸已有近2万八旗精锐，且还有数量更多的绿营兵，凭自己现在的实力，难有把握一举将其击垮。
就吴军本身实力来说，吴三桂也有苦衷。他在云南起兵之初，凭借的是手下直属的藩兵和绿营兵共计2万多人，这是他起家的本钱。
随后，他收编了云南的2标8镇2协5营计29600人的绿营军队，又受降贵州3万多绿营兵，这是他的兵力达到8万多人。随后控制四川和湖南后，吴军兵力进一步壮大，达到12万以上。
问题是，这新扩充的10万多兵力里，只有滇黔绿营里1万多人是吴三桂的旧部，也即是他曾直辖的“忠勇五营”和“义勇五营”，这些军队战斗力和忠诚度较为可靠，其余新附的部队还需要训练及整编，一时间他并不敢放手使用。
如果要渡江作战，摆在吴三桂面前的问题是，以自己老部下为主力发起渡江战役，人数并不占优势，且又忌惮八旗军战斗力，万一失败损失惨重的话，势必动摇军心，自己军队战斗力也将大为下降；而以新附军为主力渡江，胜算显然更小。
因此，从军事上看，吴三桂没有发动渡江作战的选择并没有错，与其冒险渡江，不如静待事态变化。
什么变化呢，这时的天下的局势，全都在向着吴三桂有利的方向在发展。
康熙十三年（1674年）3月15日，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举兵响应，吴军随后从水路入川，很快控制全川。吴军大将王屏藩乘胜进兵，占据了陕西汉中。
在广西，康熙要求广西巡抚孙延龄出兵切断吴军后路的旨意还没有送到，先传来了孙延龄于2月28日反叛的消息。
一个月后，福建耿精忠囚禁总督范承谟，易帜反清。一月内占据全闽，并兵分三路进兵江西、浙江，三路大军短时间内分别攻到了浙江绍兴、进入安徽占领徽州、围攻江西衢州府城。
西北，又早有平凉提督王辅臣在1673年12月起事，袭杀钦差大臣莫洛，陕西一度只剩一府二州还在康熙控制。
广东，郑经航海来攻，在1674年5月派大将刘国轩攻取州县。粤西高州总兵祖泽清在6月反清，引广西吴军进入广东，直逼广州。
北方也不安定，蒙古察哈尔部哈儿汗布尔尼乘机叛清，进军张家口，威胁京师。
此时，康熙完全是焦头烂额，来自四面八方的毒打让他有点怀疑人生。长江以南地区已不归他所有，耿精忠得势于东南，威胁苏杭；王辅臣勾连西北，山西震动；连交趾和越南听到风声也蠢蠢欲动，陈兵于边界，真正是“四方鼎沸”。
康熙有多狼狈，王辅臣反清后，康熙再也没了一口回绝吴三桂的硬气，非但不追究钦差莫洛被杀的责任，还主动放回在京师作为人质的王辅臣之子王继贞，并让他带回一封长信，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希望用感情牌打动王辅臣让他回心转意。
这时康熙兵力已极度短缺，为了援救广东，他在6个月内5次调兵，黑龙江索伦兵也已经被他调入关内。布尔尼叛乱，康熙已无可调之兵，他以图海为主帅出征，给他拼凑的兵力是京师还剩下的满蒙八旗老弱残兵和他们的家奴数万人。
吴三桂没有渡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耿精忠的三路大军攻势凌厉，已经攻入浙江、安徽。八旗大军都在荆州与吴军对峙，不敢抽调，耿藩正好长驱直入进逼南京，要比吴三桂在松滋强行渡江作战更为理想。
南京受到威胁，荆州八旗军不得不回救，否则后路将被切断，吴三桂正好与耿精忠前后夹攻，有把握一举击溃这支康熙仰仗的大军团，到那时康熙局势将难以挽回。
以吴三桂的资历和经验，堪称当时数一数二的统兵名将，兵法之强鲜有敌手，战争的走向正在他预料之中，无需强行渡江，如此发展下去，康熙很快就要崩溃。
谁知，千算万算，吴三桂还是漏算了一个郑经。郑经出兵加盟，自然要捞取好处，本身不难算到，算不到的是他会背刺耿精忠。耿郑起先联盟，很快破裂，相互交战，进逼南京的企图再难实现，两方面谈谈打打，直到1675年一月才达成暂时的和平，这么长时间下来，康熙得以喘过一口气，调集起了资源，稳定了局势。
还有广东的尚藩，也不是省油灯，尚可喜病死后，他两个儿子尚之信、尚之孝互相争斗，尚之信虽然投吴反清，却首鼠两端，不肯出兵相助，反而使得吴军不能实际控制广东。
回到1674年的松滋长江之畔，吴三桂按兵不动的选择并没有错，就算攻下荆州，湖北地区的平原也利于八旗骑兵驰骋，而对云贵军队为核心的吴军不利，静待事态变化很可能以最小的代价让康熙崩溃。
然而，大好局势最终还是葬送在了猪队友们手里，他们内斗的原因和时机，却是吴三桂也实在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