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穿长衫的人
史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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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的一天。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正步履蹒跚地走在马路上。只见他身材不高、身穿一件早已褪了色的灰布长衫，走路看上去有点歪歪斜斜，原因是此时他已被关进牛棚、罚扫厕所，整日批斗、受尽折磨，身体每况愈下，而且一只眼睛几乎快要瞎掉了。即便如此，这个人还是显得那么地与众不同。他的脑袋像一枚炸弹，随时要爆炸的样子。瘦削的面庞，有些苍白、憔悴；胡须时有迸出毛孔欲蔓延全脸之势。粗犷的面部，高耸的颧骨，两颊深陷，一双眼睛好像烧亮的炭火，灼灼逼人。所有这一切又都恰到到处地安放在一个加倍过长的脖颈上。他的身躯干瘦，像根钢条那样健壮，坚硬得难以伸缩。
就在这位老人低头走路的时候，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叫了一声“吴老师”。他楞了一下，以为自己听错了，于是回过头来，努力睁大昏花的眼睛问：“是你在叫我吴老师吗?”一个青年回答:“是的。”“吴老师您这是上街散步，还是买东西?”一句再平常不过的问候，却让这位老人顿时热泪盈眶。在用衣袖沾过混浊的眼泪之后，这位老人抖抖索索地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十元钞票，送给站在面前这位年轻人。青年见状连忙摆手：“吴老师，我怎么能收您的钱呢?”老人说：“小伙子，你不知道，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人叫我老师了。今天你是第一个叫我老师的人，我心里感动呀！感动呀！你一定要收下这钱，否则我心里会不安。”见推辞不掉，青年只好将钱收下。要知道，这钱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是老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里，一声“老师”，就让这个老人感动得声泪俱下。这位老人就是一生在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浙江大学、西南师范学院等12所大学任教，传灯无数，培养出钱钟书、曹禺、吕叔湘、李健吾、季羡林、王力、李赋宁、查良铮、何兆武等人的著名学者、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奠基人、文学评论家、教育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吴宓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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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于1894年8月20日出生于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当地富商“安吴寡妇”周莹营建的吴氏家族。吴宓是周莹的堂侄。吴宓家是安吴家族的西院，父亲吴建常在民国初年曾任凉州副都统，后担任靖国军总部秘书长、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等职。吴宓兄弟姊妹一共6人，吴宓是老大。吴宓出生后的第二年，他的生母李夫人即病故。四岁时，由奶奶做主将吴宓过继给了叔父。吴宓本名吴玉衡，乳名秃子。“玉衡”取自《书经》“陈璇玑之玉衡”之义，是北斗七星之一。由此可见吴家人对此儿寄予的厚望。1901年，祖母决定为孙子改名，以破除不祥。于是，请玉衡的姑丈，著名诗人陈伯澜先生为玉衡另取新名“吴陀曼”。吴宓之名是吴宓在1910年报考清华学校时自己所取。当时他随手拿出石印本《康熙字典》，闭目随手一指，得一“宓”字。宓者安静也，倒也符合吴宓的心性。吴宓的字“雨僧”出自南宋词人蒋捷的词《虞美人·听雨》“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
吴宓少年聪慧，尤喜读书，以至于忙得经常在书房里吃饭。一次家人送来一个饼、一碟油泼辣子。吴宓因为读书入神，竟然用饼子蘸着墨汁吃而浑然不觉。吴宓很小就会舞文弄墨，十岁尝试写小说。不久，就开始写日记，这一习惯吴宓坚持了一辈子。吴宓自己称他写日记的特点是：“体例一取简赅，以期能不中断，如电铃之扣码、书库之目录。凡藏诸脑海者，他日就此记之关键，一按即得，故惟示纲目，而不细叙，藉免费时而旋中辍。”《吴宓日记》起自1910年，讫于1974年，前后半个世纪的历程，既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日记体中国现代学术史叙录，也是20世纪中国现代学人的心灵史和伤心史，其史料价值和人文义涵，均不容低估。
吴宓青少年时期就读于享有“陕西明、清时期四大书院”之一的三原宏道书院，深受关学熏陶，与于右任、张季鸾同为“关学”余脉。宏道书院由三原人王恕之子王承裕（明嘉靖户部尚书）于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创办。王恕、王承裕父子被时人誉为关学翘楚。高陵吕楠（泾野）、三原马理（溪田）、雒昂（三谷）等三秦名士皆出于宏道书院。到了清代，宏道书院更成为西北学界的一面旗帜。当时，省学衙署设在三原，府考亦在宏道书院举行。光绪26年（公元1900年），宏道书院改名为宏道高等学堂，倡导新学，注重经世致用，造就了于右任、李仪祉、吴宓、张奚若、范紫东、张季鸾等一大批海内外知名的民主革命先驱及专家学者，名震一时。
1911年，16岁的吴宓考入北京清华学堂（今清华大学前身）留美预备班。一年后，清政府倒台、民国改制，吴宓被迫暂时休学，后前往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先在弗吉尼亚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次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欧文·白璧德教授，研习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哲学。吴宓此时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留美十年间，吴宓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作品的研究下过相当大的功夫，有过不少论著。特别是哈佛期间，师从白璧德研究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哲学，让他获益终生。此间吴宓已立下宏图大志，那就是回国后要做“中国的白璧德”。吴宓为此奋斗了整整一生，终于完成宏愿，成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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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吴宓海外学成归国。随即受聘在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文学院任教授，主讲《世界文学史》等课程，课堂上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以及中国儒家学说四大传统互相比较印证，首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
1924年初，清华学校报请当局，欲正式“改办大学”。同年10月，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决定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备创建清华国学研究院。起初，清华校长曹云祥欲聘请在新文化运动中爆得大名的胡适主持国学研究院院务。胡适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他当即推辞，明确表示自己只做顾问不作院长。曹云祥不甘心，又提出请胡适出任研究院导师。胡适再次表示自己不够格：“非第一流的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后来，曹云祥听从胡适建议，聘请了留学哈佛大学的一代名士吴宓来主持清华国学院研究院筹备事宜。
吴宓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延揽天下名师。吴宓虽然留学哈佛大学，师从新人文主义大师白壁德并取得硕士学位，但他重视真才实学，不慕虚名，不轻信文凭学位。清华国学研究院礼聘的“四大导师”中，只有赵元任一人拥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其余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三人均无博士或硕士头衔（梁启超的“文学博士”称号，是他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后美国耶鲁大学特别赠予）。吴宓为聘请这“四大导师”可谓煞费苦心，其中尤以聘请王国维最能显出吴宓的礼贤下士风度。吴宓在登门拜访之前，先将王国维这位前清遗老的生活起居、性情喜好、学术思想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然后才登门拜谒。到了王国维府上，进得厅堂之后，吴宓二话没说，先“扑通”一声，趴在地下，行三叩首大礼，然后才起身落座，慢慢提及聘请之事。王国维以为吴宓留学海外多年，一定是西装革履、握手对坐，没想到吴宓能如此尊师重道、行叩拜之礼，遂深为感动，当场答应下来。
聘请陈寅恪吴宓也是下了一番大功夫，费了一番大周折。陈寅恪留学海外十多年，几乎读遍了当时美国、欧洲的名校，但他完全是为求知而读书，十几年中连个学士学位都没有。早在留学哈佛期间，吴宓与陈寅恪两人就一见如故，吴宓写信给国内友人，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天学术界争说陈寅恪，但笔者却以为，没有吴宓就没有陈寅恪。可以说，吴宓是陈寅恪真正意义上的伯乐。吴宓向曹云祥极力推荐陈寅恪。此时，陈寅恪尚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曹云祥问及陈寅恪有无学位、专著，吴宓据实以答：陈既无学位又无专著。曹遂面有难色。吴宓虽“费尽气力”，但曹始终不肯松口。无奈之下，吴宓只好求助于梁启超。梁愤而申述道：“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介绍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曹云祥听后立即决定聘请陈寅恪。1926年7月，陈寅恪正式抵达北京。此时吴宓因人事纷争，已辞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职务，但他闻之陈寅恪归国，大喜，遂作诗：“经年瀛海盼音尘，握手犹思异国春。独步羡君成绝学，低头愧我逐庸人。冲天逸鹤依云表，堕溷残英怨水滨。灿灿池荷开正好，名园合与寄吟身。”1927年7月8日，陈寅恪正式踏入清华园。吴宓在日记中记下了他陪同陈寅恪到校的整个过程:7月7日记有:“下午一时许，即接电话，知陈寅恪已抵京。乃即乘人力车入城，至西河沿新宾旅馆5号，访陈寅恪，未遇……夕五时，再至新宾旅馆，与陈寅恪谈，告以清华种种情形。又邀之至香满园饭馆晚餐。”第二天又记:“十时半，至新宾旅馆，与陈寅恪合乘汽车回校。抵校，进午餐。陈君即住西客厅(吴宓在清华工字厅的住室)。”当天及随后几日，吴宓还陪同陈寅恪拜访了曹校长、梅贻琦教务长、赵元任、王国维、梁启超等校内同事并介绍陈寅恪与史学家陈垣认识，导陈寅恪游览校园，参观国学研究院、图书馆等去处。吴宓对陈寅恪的教学、科研与饮食起居，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此后，吴宓与陈寅恪情同手足，两人交往长达五十年。无论世事白云苍狗，这一对精神密友始终是惺惺相惜，扶助前行，荣辱沉浮，至死不渝。
冯友兰先生曾言：“雨僧（吴宓）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难得地把王、梁、陈、赵四个人都请到清华任导师，他本可以自任院长的，但他只承认是'执行秘书’。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很难得的！”确如冯氏所言，清华国学研究院之所以能极一时之盛，是与吴宓求贤若渴、谦逊低调的个人品格分不开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从1925年兴办到1929年停办，前后只存在了四年，录取学生74人，其中2人退学、4人病故，实际完成学业者只有68人。但由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提倡学术自由，“重学问轻学位”，所以培养出了徐中舒、姜亮夫、王力、吴其昌、姚名达、高亨、陆侃如、刘节、刘盼遂、谢国桢、贺麟、张荫麟、罗根泽、周传儒、蒋天枢等一大批文史大家，而这些人日后也大都成为我国20世纪人文学术的栋梁。能将如此众多的国学大师聚在一起的人，其主事者本身不是大师，又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吴宓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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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吴宓调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后更名为外国语言文学系）任教授。这一时期，吴宓参照国外通行做法，亲手制订了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的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吴宓当时是按照哈佛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来创办清华大学外文系，明确提出其培养目标为造就“博雅之士”。经过吴宓的不懈努力，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当时世界一流的系科，堪与美国知名大学的语言文学系相媲美。与此同时，吴宓还兼任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总编，邀请当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朱自清编辑新文学作品。
以往研究吴宓的学者常常忽视吴宓的编辑生涯。此处似有必要略作补充。吴宓出生于报刊世家，嗣父吴建常是《民立》报馆的资深编辑，舅父胡堪编辑了陕西最早的白话刊物——三原《训俗白话报》。吴宓从小耳濡目染，很小就开始了自己的办报生涯。吴宓11岁时即自编《童子月报》，12岁编《陕西维新报》，13岁编《童子杂编》，后改名为《少年世界》。同年又编《敬业学报》、《童子学报》、《童子丛报》。14岁编《童子杂志》、《小说月报》。其后，又编《星星杂志》、《陕西杂志》等。其中尤以《陕西杂志》最值得一说。1906年，吴宓考入陕西三原县宏道高等学堂中学部。1909年，吴宓与三原表兄吴文豹等人创办《陕西杂志》。吴文豹任社长，吴宓任编辑。该杂志由西安公益书局印行，稿成三期，因经费短缺，只出版了一期即告停刊。吴宓曾在该刊发表反映日俄战争的小说《军国民》第一回。1910年，吴宓考取清华留美“第二格”学生，遂结束了他早期的报刊生涯。1911年，刚进入清华学堂不久，吴宓就与挚友吴芳吉、刘绍昆三人商定创办一研究诗文的手抄报《燕尘月报》，每月一册，由吴芳吉任书记、刘绍昆为编辑、吴宓为会计。后，三人一致认为《燕尘月报》名字不妥，遂改名为《观摩新报》。《观摩新报》为月刊，但一个月后仍不见正式出版，后无疾而终。1914年4月4日，清华学校的学生刊物《清华英文年报》选举编辑部成员。要求每班选出一人，分别出任相关栏目编辑。吴宓所在班级负责“风趣与幽默”栏目。投票结果，吴宓以多数票当选。吴宓不愿涉足学生刊物，坚辞，众人不许。不得已情况下，吴宓只好硬着头皮走马上任。此间，吴宓不仅定期组稿，而且亲自跑印刷厂、跑书局去监督、催促。留美期间，吴宓曾积极参与了一些留美学生报纸的筹办与编辑。比如：吴宓一度曾出版在美国编辑、在上海印刷的《乾报》编辑部长，并在《留美学生季报》第7卷第3号上发表论文《英文诗话》。吴宓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报刊编辑被广为人知则是始于《学衡》杂志。1922年1月1日，《学衡》杂志在南京创刊。受好友梅光迪邀请，吴宓出任该刊总编辑。《学衡》杂志的创办人主要是南京东南大学的一些教授，如：柳诒徵、刘伯明、吴宓、梅光迪、胡先骕、汤用彤等。该刊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该刊系文史哲综合性刊物，栏目有：通论、述学、文苑、杂缀、书评、附录、插图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已席卷天下的情况下，《学衡》杂志的文化保守立场立即招来新文化运动阵营的猛烈攻击。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该刊总编辑的吴宓自然成为众矢之的，被斥为是“文坛怪人”。对此，吴宓不以为然，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学衡》为我之事业，人知我以《学衡》。故当冒万难而竭死力，继续办理，不使停刊。”《学衡》杂志从1922年创刊到1933年停刊，持续十年之久，共出刊79期，其中耗费吴宓大量心血。
在清华大学期间吴宓还为天津《大公报》主编文学副刊。《大公报·文学副刊》每星期一出版，自1928年1月2日至1934年1月1日，六年间共出313期。其中，除1930年8月至1931年9月底，游学欧洲期间由浦江请代编外，其余均由吴宓主编。1934年初，报馆方面在未作任何说明的情况下突然来函通知停办，对此吴宓先是困惑不解，继而无比愤慨。继《学衡》杂志和《大公报·文学副刊》之后，在吴宓的报刊生涯中，持续时间最长的要数《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宓任教于武汉大学，期间与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合作编辑了《武汉日报·文学副刊》。该报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辖的一家党报，虽然资金有保障，但内部却矛盾重重，常使得吴宓勃然大怒，并屡屡提出辞职。编至50期时，吴宓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愤然辞去主编一职。至此，吴宓的报刊编辑生涯正式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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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遵照当时教育部规定，吴宓赴欧洲游览访问。他先后游历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德国等许多国家，访问了雪莱、司各特、卢梭等人的遗迹。1931年，吴宓结束了访学，归国，继续担任清华大学任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1937年，抗战军兴，清华奉命南迁，与北大、南开合组西南联大。此时，吴宓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南岳文学院分校授课一学期，后又随文学院迁往云南省蒙自县。1938年，随校迁往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任教。此后，吴宓被民国政府教育部聘为英国文学“部聘教授”。 1943至1944年，吴宓曾一度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吴宓任职西南联大期间留下了数不清的佳话，其中尤以他与“红楼梦”的情缘为世人所称道。
吴宓是一位卓有建树的红学大师，早年潜心研究《红楼梦》，留美期间即发表《红楼梦新谈》。1944年赴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作《红楼梦》学术报告，轰动一时。1945年在成都《流星》《成都周刊》等刊物发表《〈红楼梦〉之文学价值》《〈红楼梦〉之人物典型》《〈红楼梦〉之教训》《贾宝玉之性格》《王熙凤之性格》《论紫鹃》等多篇极具学术价值的红学论文。1947年回陕省亲时，吴宓应邀在西北大学讲授红学，一时名动长安。1963年，吴宓帮助重庆市川剧二团编导根据《红楼梦》有关章节改编川剧《晴雯传》。吴宓在红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得到红学界的一致公认。吴宓有红楼癖，自比“怡红公子”。在西南联大时，吴宓以讲《红楼梦》而闻名，甚至有学生赠他一个“妙玉”的绰号，他含笑回答：“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吴宓认为《红楼梦》是古今中外的第一本好书，并且称自己为“紫鹃”，理由是紫鹃对林黛玉的爱护最纯粹。吴宓曾在《论紫鹃》一文中，对紫鹃忠诚、善良、执着的品格褒扬备至。文章的尾句是：“欲知宓者，请视紫鹃。”在吴宓看来，林黛玉是中国女性中最美好的人物，能够像紫鹃那样无限忠诚和深情地服侍和维护黛玉，是自己的最高理想。吴宓喜爱《红楼梦》，当年昆明一家小饭店取名为“潇湘馆”，吴宓认为此等烟火污浊、杯盘狼藉之地，怎能以林妹妹的“潇湘馆”为名，于是气不打一处来，提着手杖进去，一通乱砸，直到老板把店名改成“潇湘食堂”，他方才作罢。如此痴迷，古今罕见。吴宓对《红楼梦》研究造诣极深，饮誉中外，凡听过吴宓红学演讲之人，无不屏息凝神，如醉似痴。末了辄发深叹：“那不是听报告，简直是看演出。”吴宓一人将林、王、薛、贾演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因志趣相投，陈寅恪曾作《红楼梦新谈》一首赠予吴宓，诗曰：“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
1944年秋，吴宓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1945年9月，吴宓改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吴宓推辞掉浙江大学、河南大学要他出任文学院院长的聘约，执意到武昌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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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天玄地黄。与当时中国绝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吴宓此时也面临着他人生的一个艰难抉择。是去广州岭南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呢（1949年，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院长之位邀请吴宓南下），还是回他的母校清华大学任教（吴宓的女儿力主他去清华大学），甚或是去台湾大学（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长）？究竟何去何从，这让当时已经56岁的吴宓一时陷入了困境。或许一切皆是天意，总之在那个事关他此后整个人生的关键时刻，吴宓鬼使神差地选择了留下。他既没有回清华也没有到广州或台北，而是选择了重庆。1949年底，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武汉三镇的前夜，吴宓逆水而行，乘飞机飞往重庆，从此揭开了他人生的最后篇章。
吴宓到重庆后任重庆北碚相辉学院外语教授，兼任梁漱溟先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同年9月再次兼任重庆大学外文系教授。11月底，重庆解放，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1950年4月，私立的相辉学院和勉仁学院相继被撤消、合并，吴宓被调往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任教。不久该校被并入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师范大学前身)，吴宓任历史系教授，后又调到中文系。此后，吴宓一直在西南师院任教，直到逝世。期间，吴宓曾出任四川省政协委员、西南师院院委会委员等职。
吴宓是个纯碎的书生，早在解放前就“绝口不谈时事，学生登门求教，他先宣布戒律：“只准商讨学术和爱情问题，而决不允许触及时事”。吴宓不愿涉足政治，对政治向来过问甚少，他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远离政治就能万事大吉。殊不知，正是因为对政治缺乏基本的了解和远见卓识，才导致了他悲剧的一生。
1952年7月8日，为配合当时的思想改造运动，吴宓在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他在解放后28年中，写得最长的一篇文章——《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据说，吴宓曾一直苦苦追恋的毛彦文女士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看到这篇文章后说：“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富有正义感。竟被侮辱以至于此，一代学者，默默以没，悲夫！”
1964年，吴宓指导过的外语系的一个青年教师因为作风有问题，撞在“四清”运动枪口上，被开除党籍。吴宓因用“资产阶级教学思想腐蚀青年”而受到株连，被学校停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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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文革”一开始，吴宓就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屡遭批斗。西南师范学院的红卫兵冲进吴宓在重庆的住所揪住他就打，并将吴宓供奉的后来续弦的妻子邹兰芳女士的遗像撕得粉碎。从那以后，大批小斗，每次吴宓都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接着，吴宓被关进牛棚。未几，又被单独隔离，住在一个积水二寸的小房间。房间只有一张木床，工资取消，每月发十五元生活费，维持最低生存。
1969年春，因中苏边境冲突，“备战”需要，哈尔滨军工学院奉命紧急迁至西南师范学院，而西南师范学院则被迁往四川梁平县七间桥农村的一个农场。此时，吴宓已是76岁的老人了，百病缠身、行动不便，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要接受劳动改造。5月9日一大早，吴宓就被两个红卫兵从农场低矮的工棚里架着双臂拖至室外。吴宓以为仍是平时的批斗会，坚持各把小时也就完事。可是等他来到草坪上一看，周围黑压压一片人，顿时就两腿发软、直打哆嗦。吴宓被两个大汉和几个起哄的群众架着推上由两张桌子重叠起来直立组成的高台上。吴宓站在上面两腿哆嗦，怎么也站不稳。在一阵阵的口号声中，他头晕眼花，恍惚中只觉得桌子在转动。随着一声惨叫，吴宓从高空跌了下来，当场跌断左腿。
腿断后吴宓又遭断水断饭折磨。饿得实在不行了，他就大喊：“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这声音是何等的声嘶力竭？这声音又是何等的揪扯人心？可它硬是唤不回那起码的同情与良知。等到吴宓的腿稍好一些，他立即又被命令去扫厕所、刷尿池、刮粪便……
1971年7月，吴宓因右眼失明，左眼患严重白内障而被谴回重庆北碚养病。好不容易死里逃生，拣了一条命，谁知回到北碚后不久，在随后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在全国一片批孔批儒的喊声中，在那个不允许有任何不同声音出现的时代里，身陷逆境的吴宓，竟然不顾一切，说“只批林不批孔”，说孔子的思想中有正确的成分，不能完全否定。由于公开反对批孔吴宓再次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遭到猛烈批斗。此后吴宓的境遇我们不忍叙之。可以说，正如著名学者刘梦溪先生曾指出的那样，中国现代文化人的遭遇不幸，吴宓是最突出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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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那个令人心悸的时代终于结束了，然而此时的吴宓也已经揭开了他生命的最后篇章。鉴于吴宓此时已不能生活自理，他的胞妹吴须曼决定前往重庆准备将吴宓接回泾阳老家居住。好不容易来到重庆，结果却让吴须曼大吃一惊。此刻的吴宓已经是风烛残年，眼睛全瞎，腿脚无法行走。全身上下只剩下7分钱硬币……。面对此情此景，吴须曼顿时泣不成声。
回到泾阳后，吴须曼租了一间民房安排吴宓住下来。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每到吃饭时吴宓总要问“还要请示吗？”伤痛之深，由此可见。曾记否，在生命最困难的时候，吴宓曾一度喊出“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这是一代知识分子在斯文扫地后的痛苦呐喊，也是一个民族难以抹去的伤痛。
在吴宓生命的最后时刻，故乡以她温暖、宽广的胸怀接纳了这位游子。自1911年16岁从泾阳县老家出发前往北京求学，到1977年83岁体弱年迈返回故里，吴宓在外漂泊了近70载。人生就是一个圆，一个大大的圆。故乡是这个圆的起点，也是这个圆的终点。1978年1月14日，吴宓突然吃不下饭。家人随即将他送到附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513医院。17日凌晨3时，一代大师吴宓溘然长逝，享年84岁。一年后，吴宓平反昭雪。然而此时他已长眠于嵯峨山下的吴氏陵园。
吴宓弟子季羡林曾如此评价吴宓：“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与此同时，吴宓的另一位弟子钱钟书这样评价他这位恩师：“吴宓是伟人，也是傻瓜。吴宓先生很勇敢，却勇敢的不合时宜。他向所谓'新文化运动’宣战，多么具有堂吉诃德跃马横剑冲向风车的味道呀！而命运对他实在太不济了。最终，他只是一个矛盾的自我，一位'精神错位’的悲剧英雄。”
吴宓自己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从性格上说，人可分成阳刚的和阴柔的。阳刚的奔放，阴柔的含蓄，后者不容易为社会所理解，造成寂寞和孤立。”“遭遇不幸的人，往往是好人，正因为他们好，好就软弱，就不会权变狡诈，就不会应付，就成为牺牲者，这尤其当逢到时代变迁、天灾人祸的时候，更容易表现出来。”不仅如此，他还说：“宓一生效忠民族传统文化，虽九死而不悔；一生追求人格上的独立、自由，追求学术上的独立自由，从不人云亦云。”这话可看着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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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早在清华学堂求学期间，吴宓就对日本帝国主义攫取青岛的企图十分愤慨。写下长诗《哀青岛》。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作《感事八首》等诗痛斥帝制。1934年，日寇策动“冀东自治”，华北沦陷在即，国民党当局拱手事敌，吴宓悲愤交集，赋《鹧鸪天》词二首，抒发爱国情感，词的末句“君看今岁霜雪白，他年花开会有期！”表达了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心。解放前夕，数所国外名牌大学以各种优惠待遇聘其任教，他一概回绝：“我是炎黄子孙，我的事业植根于祖国土地！”建国后，吴宓以满腔热忱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1956年，吴宓将自己珍藏多年的1000余册稀有外文图书全部捐赠给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即使在那些最黯淡、无光的岁月里，吴宓也没有丧失对伟大祖国的热爱。直到临终的前一年，吴宓还念念不忘家乡学校外语师资匮乏的情况，不顾自己的伤残之躯，提出要为学生讲课，为国家培养人才，竭尽全力要为祖国教育事业献出最后一分力量。当时他着急地说：“他们为什么不来请我呢？我还可以讲课呀……”
吴宓是“文化自信”最早的践行者。吴宓一生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并以中国文化托命人自居，一生为中国文化奔走呼告。他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聘请四大导师，延揽人才，亲力亲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在举国上下大兴西化的情况下，吴宓旗帜鲜明地亮明自己的文化立场，以一己之力，顶着巨大压力，逆流而上，为中华文化坚守着最后一脉“魂魄”。在东南大学期间，吴宓与柳诒徵、刘伯明、梅光迪、胡先啸、汤用彤等人一起创办《学衡》杂志，出任总编辑。《学衡》杂志11年间共出版79期，形成“学衡”派。从众易，逆流难。在当时汹涌的西化浪潮下，吴宓能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坚守故国文化，分庭抗礼，自成一派，这不仅需要前瞻的思想、才识、眼光以及智慧，更需要超人的胆略和勇气。吴宓以上的这些举动都是为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传薪续命的伟绩，时间过得愈久愈显出它们的价值。
今天，很多人误以为吴宓是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者”，事实真的是那样吗？吴宓自己说：“我虽然多年研究古典文学，但绝不是'国粹遗老’，古典文学只是我的偏爱；好的新文学和西方文学，我也喜欢。中国古典名著我读得很多，能谈出它们的中心主题。我主张知识没有国界，知识应当广博。”“在北京，我和胡先骕、梅光迪办过《学衡》；还主编过《大公报·文学副刊》；是我邀请的朱自清，两人合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我搞古典文学，他搞新文学。”“我不迷信中医，也不迷信西医。”“我很欣赏欧阳渐的学生王恩洋，追求过他，我欣赏的是他的道德。我主张抑制欲望，养浩然之气；不作危言激论，持中庸老成态度，服从国家政策法令，与时代和谐相处。”可见，吴宓并非那种食古不化、抱残守缺的 “国粹遗老”，吴宓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一种相对的保守主义，是世界视野下的一种“中西结合、兼容并蓄”。吴宓撰写的《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无一不是在世界视角下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宣扬“只有找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普遍有效和亘古长存的东西，才能重建我们民族的自尊”等理念。由此可见，吴宓是最早的“文化自信”的先行者和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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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一生充满了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然而由于时代的原因、历史的原因以及自身性格的原因，吴宓的一生也有诸多遗憾。比如：1929年吴宓与原配陈心一女士离异，引起轩然大波，师友同事悉皆反对，认为其言行相失，不足取信。此外就是除了《吴宓日记》等少量著作外，吴宓身后未能留下什么大的传世之作，这不能不让人为之扼腕。
吴宓一生奇崛不驯，与同时代人相比，因为个性等原因，吴宓的人生更显坎坷、凄凉，也更具悲剧色彩。吴宓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是一个未完成的天才，是一个被严重低估了的人。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随着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兴起，随着“文化自信”的传播，一个属于吴宓的时代必将也正在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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