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平、史睿 、仲威、祝帅、杨勇：书法史研究的材料空间
《墨池编》的学理分类
和古典“书学”知识谱系的生成
陈志平（暨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文研院第九期邀访学者）
北宋朱长文编撰的《墨池编》是继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之后的又一部书论丛辑，全书共分八门：一、字学；二、笔法；三、杂议；四、品藻；五、赞述；六、宝藏；七、碑刻；八、器用。《墨池编》的文献收录范围较《法书要录》有突破，体例上开辟了按照学理来分类的先河，为后世金石书画著录起到了方法上的示范作用。《墨池编》文献来源十分广泛，朱长文从历代书学丛辑、字学著作、类书、总集、别集、正史、政书、杂著和金石法帖墨迹中渔猎资料，通过甄别整理和学术分类，将宋代以前的书学论著汇成一编，在资料的完备性、义例的明晰性、考证的深入性、编排的有效性等方面远超前人。
在“书学”不断演进的过程中，朱长文的《墨池编》站在时代和历史的立场上，一方面沿袭晋唐以来对于“书学”一词的基本理解，同时又以“墨池”的大概念来扩展和丰富传统“书学”的内涵。通过《墨池编》的学理分类，为古典“书学”知识谱系的生成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同时也为“书学”当代性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明刻本《墨池编》
（一）朱长文对“书学”与“字学”分离趋势的弥缝
中国书法的发展，至魏晋一变，“钟张二王”成为唐代以前最为伟大的书法家，“四贤”的出现也标志着书法艺术真正的“自觉”。随着“四贤”经典地位的确立，“书学”也渐渐从原本与之合一的“字学”中挣脱出来，走上了“艺术化”的发展道路。
朱长文站在学者的立场上，祭起“六书”的大旗，肯定了颜真卿正书合于篆籀的“得”，批评了钟、张、羲、献行草书“以奇笔倡士林”的“失”。不仅从理论上阐明了“书学”务须以“字学”为本原的必要性，同时也通过《墨池编》的学理归类而体现出他弥缝“字学”与“书学”分离趋势的努力。
（二）“书学”的理论化和朱长文对笔法文献的清理
唐代以前，书法的传承多以师徒间的授受为主，具有私密性，很难形诸理论文献。人们相信，艺之至精者如轮扁斫轮，不能以教其子。朱长文一方面指出书法精妙之处“不能教”“不能传”，又以“学者”自命，而愿意“为未悟者之筌蹄耳”。就像禅宗首先从“不立文字”渐渐演变成“不离文字”，最终走向正面肯定语言文字一样，书法著述特别是笔法理论也随着书法的繁荣而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与朱长文将“字学”与“书学”弥合的做法相似，他也企图将“善写者”“善鉴者”和“著述者”三者兼于一身，这正是他归纳并对应书法理论的三个板块“笔法”“品藻”“杂议”的内在理路。
（三）朱长文对于书法“人格化”和“文学化”的回应
唐宋之际，中国书法发生了一场大的变革，概括起来就是“归本于人”和“先文后墨”，这两点在《墨池编》中也有鲜明的体现。
朱长文在《续书断》列出的“神品”三人，分别是颜真卿、张旭、李阳冰，三人皆出自唐代。朱长文贯彻的乃是道德、字学、书艺三个标准。在朱长文看来“德均则艺胜”，故颜真卿排第一。与朱长文重视“德义”的立场相联系，他在《续书断》中对书家史传的撰写体例的创新也值得重视。
《墨池编》对于“先文后墨”也颇有会心。《墨池编》的一个重要创见在于列“赞述”一门，将历代以来的咏书、论书、议书文学作品辑在一起。
（四）朱长文对于书迹鉴赏、著录和研究的贡献
唐代以前，书法以金石和墨迹的形式流传，至于甲骨简帛载体要等到二十世纪新材料的发现之后，才刷新了人们对于既有书法史的认识。唐代张彦远的《法书要录》收录书法鉴藏一类的文献不多，基本以二王法书为主。
金石碑帖在宋代作为书迹受到书法史学者的关注已经成为必然。与此同时，作为书迹的金石法书也逐渐成为从“书学”的周边走向中心。书迹题跋、考证、赏鉴、著录成为宋以后“书学”的主要内容。“书学”理论化、实物化、学科化的趋势在进一步增强。《墨池编》继承宋以前金石著录以录文为主的传统，对金石法帖文字予以充分的关注。《墨池编》卷十六《集古目录叙并跋》为朱长文据欧阳修《集古录》选辑而成，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墨池编》卷十七、十八所收碑刻，乃朱长文依据各种碑目辑录而成，数量多达九百五十七种。《墨池编》将唐碑分为墓铭、赞述、佛家、道家、祠庙、宫宇、山水、题名、艺文、传模十类。朱长文的分类思想对于后世的碑刻类编之类的著作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墨池编》对书迹的关注加深了朱长文对书法史的认识和研究，从而推进了新的书学研究范式。
（五）朱长文对于文房器具类文献的归置
笔砚纸墨与汉字的发明一样，都是中华文明史的重要事件。文房器具本属于工具材料的范畴，朱长文以前，相关文献多见于类书之中。朱长文是以一位书学著述者的立场来观照《文房四谱》，他的这一做法敏锐地捕捉了时代的先声，第一次将文房器具类文献纳入“墨池”之中，为后来文房器具进入“书学”的视野铺平了道路。
朱长文明确指出，对于《文房四谱》并不是全录，而是“取其事有禆于书者，勒成两卷”。另外，朱长文的后人在编刻《墨池编》期间，另附《印典》一书，这更是遵循了朱长文的学术思路，可以看作是朱长文学术分类思想的延续和重光。
魏晋以来，“书学”在广阔的范围内展开：一方面自身系统以内的知识在积累，另一方面周边的学科也在介入，内外勾连，上下贯通，由此铸就了古典“书学”的复杂品性。书学的“艺术化”蕴含着“小学化”，“理论化”伴随着“人文化”，“实物化”催生了“学科化”。逮至晚清民国之际，西学东渐，书学的“学科化”问题被推到历史的前台，古典“书学”最终完成了现代的蜕变。在这个过程中，朱长文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中古写本时代书法史与书籍史的互文
史睿（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我是做历史学研究的，主要关心写本时代书籍史，所以今天从这个角度出发，谈一谈书法史与书籍史之间的“互文关系”。
书法史的研究始于魏晋时代，当时书法作为艺术的意识开始觉醒，出现了回顾历史上书家和作品的书史著作和书论著作，形成此后中国书法史连绵不绝的书写传统，以作家及其作品排列出一个书法史的叙事框架。迨至近代，始有作为美术研究的书法史著作，当代又有从艺术史出发的书法史著作。
书籍史诞生于二十世纪中叶的法国，最初是年鉴学派的这些史学家开始从事、开辟的一个新领域。他们最初的目标是以书籍为媒介研究人类社会总体史这样的一个学术趋向。之后又有偏向思想史、文化史，有偏向社会史的各种取径的书籍史研究。今年来我国学者奋起直追，也开始了真正意义的书籍史研究，尤其是简帛书籍史和写本书籍史的研究更为突出。
书法史与书籍史之间形成什么样的互文关系呢？首先，书法史和书籍史都离不开书写的研究，这与书写工具和书写过程密切相关。我们现在对于书法作品的研究逐渐地开始注意它背后的物质性原因。比如说使用什么样的工具、纸张？它们制作过程是怎么样的？对于书法样式生成有何影响？从物质性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历史上所有书法作品，包括他们的真伪优劣，以及作品所经历的保存、修复过程，根究作品上哪些是原始的，哪些是附加的。同样，书籍史也将物质性视为研究的基础，无论何种时代的书籍都以文字书写为生产的重要环节。书籍载体、生产流程的研究在书籍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显然，中国书籍史研究更需要书法史的支撑。其次，书法作品与书籍内容相互关联很多，在作品著录、内容引用方面，书法作品和书籍形成了一个叙事的共同体，对此的关注开启了两者互文性研究的新领域，可以说是作为艺术史的书法史研究的新路径。
我们思考书法史与书籍史互文性问题的时候，可以初步研究课题归为两类，即形式类和内容类。本人研究领域主要是在中古的写本时代，关于研究课题的初步展望，还是集中这个时代。作为书法史与书籍史有共同的书写问题，需要研究作为那个时代文字书写的媒材和形态，其展示性不同，书写工具不同，观感便不同，其中共同的物质性问题就凸显出来。例如入唐求法僧空海的《狸毛笔进献表》提到他为嵯峨天皇献上了四支仿制的毛笔，分别是真书笔、行书笔、草书笔和写书笔。真书笔和写书笔是区分开来的。这样的区分提醒我们思考在日常抄书地写书体和作为书法真书的创作之间有怎么样的联系和区别？又如从东汉篆书字典《说文解字》到南朝梁代楷书字典《玉篇》，再到唐代正字书《干禄字书》，都会有像篆书字形、隶书字形或楷书字形的字头和正文。这样的字头的书写是远比作为书法的书写具有统一性，同时也更为普及，这种现象也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再如书法刻帖和写本书籍形态之间的关联也很有意思。最早的法帖然是书迹，为了保存和传播这样的书迹，并提供临摹的范本，盛唐时代就已出现书法刻帖。刻帖与碑版、摩崖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一石与一纸的尺度是相同的，能够不改变书法作品的字径大小、基本形态、行款，如此读者便得到与原作毫无二致的复制品。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柳公权书《金刚经》拓本就是现存最早的书法刻帖，从拓本尺寸可以推知帖石与写书纸大小一致。十多个帖石上拓出来十多张纸，把这些纸连起来就是一卷常规尺寸的写本经书，与写在纸上的经书并没有任何的差别，只不过一个是拓本，一个是写本。这样的帖式刻石的拓本与书籍形式的统一让我们注意到书法史与书籍史的共通。除了柳公权《金刚经》这样的单独刻帖之外，形式相似的还有颜真卿书《干禄字书》碑，也是分栏刻写的。还有一宗书法作品也是石刻书籍，就是现藏西安碑林的《开成石经》，所有石板都是分栏刻字，其刻制的初衷就是为了读者拓印下来，连缀在一起就是一卷一卷的经书，在外观形式上与版面形制上与写本书籍完全相同。比如唐代江南地区流传的白居易诗集，它的制作方式不是抄录而是摹写，摹写白居易的笔迹同时也复制了文本，读者既能欣赏白氏书法，又可阅读白氏诗作，一举两得。这样的情况在写本时代非常常见。后世的雕版印刷书籍中，祁小春老师研究的版刻书迹也是书法作品，同样是书籍与书法作品的统一。另外，从东晋南朝时代开始，私人藏书与私人藏法帖的编目与编联、修复、典藏已经大规模实践，并形成了非常完整的理论体系。此一时期书籍制度的完善、编目方法的进步与书法鉴藏意识的产生有着密切联系。在编目典藏者、修复者看来，书帖与书籍作为一个具有物质性的文本并没有任何不同。
《开成石经·周易》拓本
法书作品的著录、鉴定、品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形成了大量著作。这些著作往往是鉴藏家根据自己的收藏或经眼的作品来完成的。书法史的重要作品往往本身就是书论书史的著作，这些作品的文本被抄录在《法书要录》以来的各种书法史专著当中，其同一性是非常明显。书法作品和书史书论著作的同一性的实例，比如最著名孙过庭《书谱》和怀素的《自叙帖》，它们既是书法作品又是书学著作。《法书要录》中类似的还有王僧虔的《论书》，实际上是《答萧子良启》，这件作品在唐代有很明确的收藏者及递藏的顺序。又如卢元卿是太清宫道士，有机会看到很多内府法书藏品，他的《法书录》即其经眼的内府法书跋尾辑录，其中就有王僧虔《答竟陵王子良书》，曾经唐代鉴藏家黎幹收藏的。卢氏所书今存有《毕原露仙馆虚室记》《王颜神道碑》《独孤士衡墓志》等，在这些碑刻墓志中可以发掘出很多重要信息。王肯堂《郁冈斋法帖》中摹刻钟繇《贺捷表》有唐代开元时期的排署，其中就有“魏皙”这样的记录。《清河书画舫》也是抄录了同一作品的开元排署，其中人物之一“魏皙”也有新出碑志资料，《郑齐丘墓志》便是由魏皙书写的。此人的名字在《法书要录》及其后的历史文献中的都误写为“魏哲”，《郑齐丘墓志》能证明是当作“魏皙”而不是“魏哲”。
正如陈志平老师所说，有关书籍的知识结构及其来源问题的研究，书学著作给我们提供非常多的案例。例如窦臮、窦蒙兄弟的《述书赋》及其注释，体例完善，编写之中严格遵循《述书赋语例字格》所定的凡例和主题词。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会发现窦氏的《语例字格》起到了编写凡例和主题索引的功能。这使我们对于这个时代的书籍体制以及知识管理形式有了全新的认识，而这些认识如果不依赖书学著作是无法得到的，这给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启示。
以上各种案例能够让我们看到，书法史与书籍史有很多互文的领域与课题让我们来继续研究。谢谢大家！
一个碑帖题跋鉴定的经典案例
仲威（上海图书馆研究员）
《信行禅师碑》唐神龙二年（七〇六）刻，越王李贞撰文，薛稷真书。此碑原石久佚，拓本罕见。道光丁亥（一八二七）何绍基在河南获得一册宋拓本，世称“海内孤本”（下文简称“何本”），后经庞芝阁、张石铭、蒋谷孙递藏，最后流入日本，现藏大谷大学图书馆秃菴文库，列入“重要文化财”。“何本”钤有贾似道印，另有王铎、吴荣光、何绍基跋，存一千九百余字，册尾碑文稍有残缺。“何本”清末民国以来多次影印出版，是研习薛稷书法的经典名碑，煊赫有名。
一九九九年，孤本不孤，又添新出宋拓本，马成名在波士顿远郊翁万戈“莱溪居”发现一本“翁同龢旧藏本”（下文简称“翁本”），次年，马先生又去日本大谷图书馆观看核对“何本”实物后，最终确认“翁本”亦为可信的宋拓本。二〇〇一年四月，马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召开的“中国碑帖与书法国际研讨会”上公布了这一最新发现。二〇一〇年《书法丛刊》第二期发表了马先生《传世何绍基藏唐薛稷（信行禅师碑）并非孤本》一文，马成名结论：“两本都是宋拓本，从纸墨看何绍基拓墨时间应略早于翁同龢藏本，何本拓墨精湛，装裱剪裁整齐，翁本拓墨略重，装裱剪裁零乱。”
翁万戈，翁同龢的五世孙，著名收藏家，也是美国著名的华人社会活动家，八十年代曾任对中美文化起过积极推进作用的华美协进社的主席。二〇〇〇年，翁万戈将其家族收藏的八十种，五百四十二册宋元明清珍稀古籍善本书，通过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四百五十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上海图书馆。可见，翁家的文物收藏是被收藏界普遍公认的，具有不容置疑的崇高地位。
《信行禅师碑》“翁本”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缺失首页，翁同龢在题跋中留下了首页缺失的原因，其文曰：“此本与道州何氏藏本并峙天壤间。余未见何本。仅从沈韵初录本对校，所缺只二十四字。惜首页为李若农（李文田）、张香涛（张之洞）借看失去，遂致群龙无首耳。”读罢便知首页是被李文田、张之洞遗失。
其后又有李文田致翁同龢手札，文曰：“《信行禅师碑》佚去首叶，今始取回呈复，怅此至宝忽成瑕玷，罪罪。今不知何日延津剑合？先缴此，更图搜索再谢罪也。”在这封赔罪书信中，李文田认领了丢失首页的过失。
最后，又添潘祖荫致翁同龢手札，文曰：“面恳：借《信行禅师碑》，望封固包好付下，廿日内一定奉缴，如嫌迟则十日当赶摹呈缴，决不蹈闯献覆辙也。一笑。”潘祖荫信中“决不蹈闯献覆辙也”一语，意指李文田、张之洞遗失碑帖首页之事。
从左至右依次为翁同龢、李文田、潘祖荫手札
二〇一五年，国内影印出版了这本“翁同龢旧藏本”，才引起了碑帖界的广泛关注。
不久，日本伊藤滋、北京唐伟杰先后提出“翁本”为翻刻本的主张。其观点如下：与何本比，翁本字口“新”，无岁月旧痕，是典型的翻刻，石花“不自然”，是人为造作的石花。但是，字及石花呈现的轮廓，与何本极相似。再加之“何本”缺失的字，“翁本”也完全没有；所以“翁本”应是“何本”非常忠实的翻刻本，是以“何本”为底本的翻刻本。
但是，基于翁同龢后人收藏，基于专家马成名鉴定，基于国内正规出版，大家还是不能接受“翁本”是翻刻本的观点。我就在我的朋友圈转发了唐伟杰的翻刻观点，于是，引起了激烈的大讨论，共有数百人围观，讨论持续了三天。
三天后，福建宝玥斋主人发送“何本”与“翁本”的对照图片给我，令我大吃一惊，不解的谜团忽然有解，激烈的大讨论就此终止。从这些对照图可知，“翁本”与“何本”装裱剪裁痕迹居然惊人的一致，“何本”中被碑帖装裱师傅剪裁缺失的点画，在“翁本”同样缺失。最离奇的是，“何本”中“三”字和“而”两字的长横画，因传拓时纸张皱褶，装裱时又被打开皱褶，致使长横画中断变形，这样小概率的传拓缺点，在“翁本”中竟然也出现了。古代传拓时，断然不会在同一处出现相同的纸张皱褶，出现两本一模一样，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影印复制。
“翁本”与“何本”对比图
“翁本”竟然是“何本”的影印本重新装裱伪装而成，居然发生在翁同龢后人家中，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令人跌落眼镜。
既然，拓本是伪造的，其附带的题跋会是真的吗？事后，居然还有朋友保此幻想，认为题跋可能还是真的，可能是翁同龢、潘祖荫、李文田等人上当受骗而留下题跋。
让我们来谈谈题跋的真伪问题吧！
翁同龢题跋：“惜首页为李若农（李文田）、张香涛（张之洞）借看失去，遂致群龙无首耳。”翁跋指出缺首页，现在我们来看看“翁本”的装裱形式，一页两面，共计八行，行六字，满幅的话，每页共计四十八字。再看“翁本”第二页始于“显六时以为固”之“显”字，对照“何本”首页，“翁本”前缺五十八字（含空格）。
显然“何本”首页五十八字是放不进“翁本”四十八字的页面里的，作伪者忽视了这一字数细节问题，露出了狐狸尾巴。再来想想，作伪者为什么要编造“缺首页”的故事呢？想到“翁本”是影印本伪造的事实，就不难理解作伪者要丢弃首页的动机和用心了。因为“何本”首页有拓片钤有八枚收藏印章，这些影印的印章是断然不能放入作伪“翁本”里的。再者，缺失首页，能起到改头换面的功效。
基于此，知道“缺首页”是作伪者的伎俩后，那么，题跋内容凡是涉及“缺首页”的一定就是作伪者臆造而来。据此可知，翁同龢题跋，李文田、潘祖荫手札皆是伪品无疑。
近现代书法批评史研究的史料与方法
祝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
与中国古代书法批评史研究相比，近现代书法批评史的史料既有与古代一脉相承之处，也有一些这一时期某些新兴的特点。一般而言，学术界把一九一一年以前的史料载体称之为“古籍”，一九一一年民国纪元后的出版物则划入“特藏”。但也有图书馆把线装书作为“古籍”的标志，并纳入民国时期出版的一些线装书。此外，由于资料众多，近现代书法批评史的研究还需要纳入除文献外的其他类型的史料。从类型来看，除文献史料（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发表的文献）外，还纳入了实物史料（如图像史料、物品史料等）、口述史料（访谈、讲述对象可以是当事人、利益相关人、研究者等）、辅助史料（如实地考察、数据）等，检索这些史料的地点除了图书馆，还包括档案馆和田野。
因此，研究近现代书法批评史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资料缺乏，而是资料太多。可以说，怎样从这些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做到能跟踪最新现身的新史料，同时又不遗漏重要的旧史料，是近现代书法批评史乃至一般近现代史学研究者的一门“手艺”。
对于近现代书法批评史研究而言，“材料（史料）”的含义比“文献”更广。有大量的材料并不是通过文本的方式存在的。其中最重要的非文本史料是图像史料。毕竟，书法作品本身就是一种图像。书法图像往往可以通过出版物（碑帖、展览图录、拍卖图录）获得，也需要通过博物馆收藏、展品和田野考察（访碑）获得。近年来近现代书画收藏热门，使得拍卖图录上充斥着大量伪作。这使得即便是大型拍卖公司拍卖的一些作品也是不可靠的。因此对于书法作品，尤其需要辨伪。一般而言，应以权威馆藏、进入公共领域和学术空间的作品为主。对于种种新出土的书法史料（如近年来出土或现身的颜真卿《西亭记》残碑、《罗婉顺墓志铭》等），也应该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术探讨再作为确凿的史料加以应用。此外，还有各种实物（物品）史料。如与近现代书法史、书法批评史当事人相关的各种聘书、证书、徽章、奖杯、文房用品、陈设等。眼下各种展览（如中国美术馆二○二○年举办的“有容乃大——容庚捐赠大展” “碧血丹心——纪念沙孟海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书法篆刻艺术大展”等）也大多设置了实物部分的展区。这类实物往往收藏在一些私人的博物馆、基金会等地，也有一些当事人非常善于保存和收藏相关史料，研究这些实物的工具材料、印刷工艺等，甚至都可以提供一些前所未见的信息。
颜真卿《罗婉顺墓志》
对于近现代书法批评史而言，与古代书法史相比，口述历史（深度访谈）也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往往能够以生动、鲜活的形象为文献和实物提供印证。这种口述历史访谈对象的选择，可以是当事人本人，也可以是后人、利益相关人（如同事、学生等），甚至可以是特定研究对象的研究者。为了成功进行口述史研究，需要进行一些技巧与准备。如事先了解访谈对象的资料，做到有针对性地提问、引导、追问等。同时注意做好录音、录像等资料整理工作，并在研究中有选择地使用。在提问和引用时，往往一些访谈对象喜欢发表自己的见解或观点，要注意择取其中带有史料性质的信息，选择干货，滤去观点。当然，如同许多研究者已经看到的那样，“口述史未必是信史”，不可轻信孤证，需要做到“兼听则明”。
实地考察（田野调研）也是社会学研究中一种常用的方法，近年来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近现代书法批评史研究。我们行事为人常常提倡“设身处地”，章太炎在《国故论衡·原学》中也提出了学术与地理的渊源。某种程度上，笔者本人选择民国进入学术研究的原因，也是与自己青少年时代生活于青岛这座民国文化遗迹丰富的城市有一定的关系。对于书法研究而言，有许多碑刻属于不可移动文物，必须通过访碑的方式去探访书法作品的集中收藏地、重要博物馆等。这种对于城市、建筑的实地考察兼及了考古学与人类学的方法，是传统书法文献研究的必要补充。除此之外，数据的使用（如以词频分析等文献计量学方法、CiteSpace软件等对书法批评关键词的知识图谱梳理等）也是近年来近现代书法批评史研究中逐渐兴起的一些新手段、新方法。
但无论如何，应该指出的是，书法学的研究方法与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既有联系，也有很大区别。对于书法批评史研究而言，材料只是“米”，如何加工、使用这些材料提出问题、做出研究成果才是“炊”，再优秀的洗菜工也完成不了厨师的工作。因此对于书法批评史研究而言，可以说文献的尽头才是研究的起头。学术研究始于问题，而不是材料，材料只是为问题服务的。西方学者所说的“问题意识”应该是一项研究的逻辑起点，只有材料堆砌而没有问题意识的文章并不是完整的学术研究。因此近年来，尽管几乎每次在图书馆的浏览或是在数据库的检索都有新的发现，但笔者要求自己尽可能不去写那种单纯的史料发现、常识综述的介绍性文章。这是因为笔者相信对于近现代书法批评史而言，问题与方法比材料（论据）本身更重要。像李泽厚这种学者所进行的思想性工作，永远是只囿于物本身的收藏家、鉴赏家所无法胜任的。所以，“资料整理”与“用材料做研究”或许也将越来越成为今后学术研究中两种不同的分工。
近二十年新出土隋唐
墓志的书法史料价值郗视
杨勇（《书法》杂志副主编）
对于古人，墓志承载了其“镂之金石，以志不朽”的美好愿景。对于今人，墓志的出土，可校补世系，与地志、史传、文集参证，史料价值尤高。近二十年来，隋唐墓志屡有出土，不仅引起了考古学界和史学界的重视，亦对书法研究的资料形成补充。大致来说，墓志的书法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供了书法史上重要人物的生平史料
墓志的最大功能即叙述墓主之生平、功业等，为我们研究古人的生卒年、履历、婚姻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如近年出土之《郑虔墓志》，志文所载郑虔卒年对杜甫研究有极大助益。二〇〇九年西安出土的《冯承素墓志》于书法界意义重大，“神龙本”《兰亭序》为冯承素所摹，但关于冯承素的家世、婚姻、履历等，人们却知之甚少，《冯承素墓志》的出土填补了这一空白。
《冯承素墓志》
据《冯承素墓志》载，冯承素，字万寿，长安信都人（今陕西西安）。曾祖冯兴，祖父冯伏，父冯英。冯承素一生所历官职不多，都与文书有关。卒于咸亨三年（六七二），终年五十六岁，可推算出其生于隋大业十三年（六一七）。夫人朱氏，台州司仓之长女，卒于咸亨二年（六七一）。二人于咸亨三年（六七二）十一月十五日合葬。此志高、宽皆五十四厘米，无撰文、书丹者姓名。志文中并未提及其摹《兰亭序》的相关信息，盖只是其诸多工作中之一项。志文中称冯承素弱龄“尤工草隶”，将其与张芝、卫恒相提并论，足以证明冯承素当时既有书名。
（二）对特定时期书法资料的充实
隋代祚短，留存下来的书法资料较少，与唐代不可同日而语。近年发现隋代观德王杨雄及夫人长孙淑信、王媛华共三方墓志，因为书刻精美，对隋代书法资料形成重要补充。特别是《杨雄墓志》，是已出土隋代墓志中规格最高、形制最大者，志文共计一千九百五十八字，志石高、宽皆一百零二厘米，且保存完好，楷法精整。大业八年（六一二），隋炀帝东征高丽，杨雄随军出征，同年三月十日去世，时年七十三岁。其元妃长孙淑信、继妃王媛华，均早卒，于大业九年（六一三）与杨雄合葬。《杨雄墓志》详细记述了杨雄的生平、履历情况，补充了《北史》《隋书》杨雄传之不足。《长孙淑信墓志》和《王媛华墓志》提供了史书缺载的杨雄婚姻资料。三方墓志均无书丹、撰文、镌刻者姓名，但书法精美，纵向取势，与早十年的《苏孝慈墓志》风格较为接近。两位王妃墓志中的很多字与欧阳询楷书样貌亦很接近，对于隋代楷书资料是一大补充。
（三）映射出重要书家书法风格的形成轨迹
二〇二〇年新出土之颜真卿《罗婉顺墓志》，志盖、志石尺寸均为五十一点四厘米，志文楷书七二八字。志署“长安县尉颜真卿书”，据颜真卿年表，天宝五年颜真卿由醴泉县尉升任长安县尉，与史载相合。《罗婉顺墓志》是颜真卿三十八岁所书，颜体的风格还没有形成，将此志置于颜真卿三十三岁所书《王琳墓志》（二〇〇三年于洛阳出土）和四十一岁所书《郭虚己墓志》之间，风格上可以形成序列，反映出颜真卿书法早年受到褚遂良、徐浩的影响。这就为我们研究颜真卿早期的书法，及其楷书风格的形成和演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颜真卿书《王琳墓志》
（四）弥补了个别书家仅有
文献记载而无作品对应的缺憾
文献，往往会发现数量不少的书家在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却无作品传世。关于其书法风格的描述，后人只能望风怀想。随着墓志的不断出土，这一缺憾逐渐得到弥补。如二〇〇三年洛阳南郊出土之《徐峤墓志》，书丹者刘绘，天宝元年（七四二）为大理寺主簿，《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其为工部尚书刘知柔之子。陈思《书小史》云：“刘绘，彭城人，为延安都督，善书。”窦臮《述书赋·下》云：“延安君则快速不滞，若流得势。”窦蒙注：“吾舅讳绘，彭城人也，延安都督。”再如二〇〇一年河南伊川县城关镇出土之《杨元卿墓志》（目前所见裴度撰写的唯一一篇墓志文），书丹者权璩，名相权德舆之子，字大圭，曾任郑州刺史。《墨池编》有权璩所书《唐崔弘礼碑》，千唐志斋藏《权氏殇子墓志铭》。篆盖者舒元舆，《佩文斋书画谱》引《文苑英华》：“元舆有《玉箸篆志》”，又引《金石表》：“唐承天军裴晋公题名，长庆元年，舒元舆楷书。”此类墓志尚有《崔茂宗墓志》（马巽书丹）、《桓臣范墓志》（王缙书丹）、《元载墓志》（阴冬曦书丹）、《窦牟墓志》（窦庠书丹）、《卢大琰墓志》（柳瑰书丹）、《崔郸墓志》（郑洎书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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